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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欠发达国家金融深化的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内生决定于政府的发展战略。在违背比较优势的战略下，政府发展战略的载体是大型企业。为了满足并不具有自生能力的大型企业的金融需要，政府常常对企业实行国有化，越过金融中介，使用直接的财政拨款向这些企业提供支持，前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以及之后的印度和很多其他欠发达国家就是这样做的。即使政府依靠私人企业充当违背比较优势战略载体，大型企业的金融需要也是很大的，并且只能通过严格管制的垄断性银行体系才能满足这种需要。无论是哪一种情况，金融体系的发育都不健全。然而，欠发达国家最有竞争能力和活力的企业是劳动密集型的中小企业，它们在获取金融服务时经常受到大银行的歧视甚至根本得不到服务。因而，金融体系是非常没有效率的。而且，优先发展部门中的企业虽然在获取银行贷款方面享有优先权，但是却没有自生能力，可能也无力偿还贷款。银行常常因为向优先发展部门中的大型企业贷款而积累了大量坏账，促使甚至导致了金融危机的爆发。欠发达国家金融深化的一个前提条件是政府发展战略从违背比较优势的战略转向遵循比较优势的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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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经济稳定大量的经验研究表明，宏观经济不稳定会阻碍长期增长（Barro and Sala-i-Martin，1997）。如果欠发达国家的政府选择了违背比较优势的战略，要优先发展的产业中的企业就是没有自生能力的，需要依靠优惠贷款、贸易壁垒保护和其他的政策支持才能生存。因为现有的比较优势没有被利用，所以经济作为整体也是没有竞争力的，比较优势的动态变化不能实现，经济绩效因此很差，金融部门脆弱，对外收支不佳。当财政赤字、债务负担和金融脆弱性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宏观经济稳定就会难以为继。遵循比较优势战略的国家拥有更好的外汇收支、更为健康的金融和财政体系，能够更有力地抵御外部冲击，所以宏观经济稳定性也更好。[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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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分配收入分配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是发展经济学最为古老的研究课题之一。Kuznets（1955）提出了一个倒U形假说，认为不平等在经济发展初期倾向于扩大，晚期倾向于缩小。经验证据对于这个假说的支持是混淆的。Paukert（1973）、Cline（1975）、Chenery and Syrquin（1975）、Ahluwalia（1976）等人的研究支持了这一假说，而Fields（1991）对19个国家43个年份数据资料的研究发现，穷国的不平等程度并没有呈现出上升的趋势，而富国也没有出现下降的趋势。但是，Fei，Ranis and Kuo（1979）对中国台湾的研究表明，台湾经济的增长与平等是相伴生的。我认为，欠发达国家选择遵循比较优势的战略将有助于缓解收入不平等程度，而选择违背比较优势的战略将会加剧收入不平等程度。欠发达国家的穷人最重要的资产是自己的劳动力。遵循比较优势的战略将通过更为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促进持续的经济增长，为穷人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提高其工资，使穷人有机会分享增长的好处。相反，违背比较优势的战略会通过促进更为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发展而减少穷人的工作机会，压低穷人的工资；同时，增长也不是可持续的。当经济崩溃的时候，穷人将遭受最大的困难，1998年东亚金融危机时的情形即是如此 （Stiglitz，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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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战略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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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发展经济学开始形成的时候，发展经济学家当中盛行的观点是建议欠发达国家的政府忽略自己的比较优势，选择内向型发展战略，例如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或进口替代战略。违背比较优势战略的提倡者常常混淆了比较优势动态变化的因果关系。他们敦促欠发达国家抛开要素禀赋中资本相对稀缺的约束，直接建立与发达国家相似的资本密集型产业。他们认为，如果欠发达国家绕过发展劳动密集型或资源密集型产业阶段，经济发展就可以加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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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发展与一个经济的比较优势相一致的产业和技术结构是促进国际技术扩散，从而加速经济增长，并实现与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水平收敛的关键。一个经济的比较优势的动态变化取决于其要素禀赋结构的动态变化，后者相应地取决于其资本积累的速度，而资本积累的速度反过来又取决于经济个体在选择其产业和技术时是否很好地利用了现存的比较优势。欠发达国家利用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作为选择产业和技术的基本指导原则，会最小化模仿成本，经历最快的要素禀赋结构变迁，并使产业和技术结构得以持续升级。亚洲“四小龙”的发展经验是遵循比较优势战略优点的良好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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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他发展中经济类似，中国台湾、韩国、中国香港和新加坡在二战后十分贫穷。在50年代初，它们的工业化水平很低，资本和外汇极端匮乏，人均收入低下。与其他发展中经济类似，它们也面临选择合适路径以发展经济的问题。中国台湾、韩国和新加坡一开始选择的是进口替代型违背比较优势的战略，但是不久就放弃了在初始阶段发展重工业的尝试。取而代之的是，根据它们的要素禀赋，积极地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鼓励出口，扩大外向型经济，以充分利用它们的比较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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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发达国家，如欧洲、美国和日本，因为资本变得越来越充裕，工资率也在上升，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渐被技术和资本较为密集的产业所取代。中国香港、中国台湾、韩国和新加坡有充裕的、廉价的劳动力，所以当发达国家的比较优势产业变得更为资本、技术密集时，“四小龙”能够充分利用这种动态变化的机会。通过贸易联系和经济开放，发达国家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这些亚洲经济当中。由于充分利用了自己的比较优势，“四小龙”十分具有竞争力，能够取得快速的资本积累。伴随着资本积累和比较优势的变化，它们的产业逐渐升级为更加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的产业。因此，这四个国家和地区能够维持超过30年的快速增长，首先成为新兴工业化经济，进而达到或接近发达经济的水平。这一杰出成就引起了世界的瞩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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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年代的大多数发展中经济选择了违背比较优势的战略，并且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维持了这一战略。为什么中国香港从来没有尝试实行违背比较优势的战略，而中国台湾、韩国和新加坡也很快就从违背比较优势的战略转向遵循比较优势的战略？这些国家和地区仅仅是因为运气好，还是它们的政治领导人通过智慧选择了遵循比较优势的战略？Ranis and Syed（1992）认为成功应该归因于这些经济自然资源贫乏。此外，我认为人口规模小也是原因所在。违背比较优势的战略十分无效率，且成本很高。欠发达经济实行的这个战略能够维持多久，取决于政府能够动员多少资源来支持它。人均自然资源越多，或者人口规模越大，政府为了支持这一低效率战略所能够动员的资源也就越多。对于自然资源贫乏、人口规模小的经济来说，选择违背比较优势的战略很快就会引发经济危机。那时，政府将没有其他选择，只能被迫执行改革和战略转变（Edwards，1995）。事实上，受到50年代流行的经济思想的影响和民族复兴梦想的激励，中国台湾和韩国的许多政治领导人和知识精英从未放弃加速发展资本密集型重工业的渴望。然而，它们的人均自然资源极端贫乏，人口规模也太小。50年代初台湾一开始实施违背比较优势的战略，马上导致巨大的财政赤字和很高的通货膨胀，不久政府就被迫放弃了这一战略 （Tsiang，1984）。在70年代韩国选择重机、重化工业推进战略时，类似的结果也出现了，推进战略被推迟。新加坡和中国香港人口规模都太小，自然资源极度贫乏，违背比较优势的战略难以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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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轨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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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政府采取违背比较优势的战略，发展中国家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行业就会受到抑制。因此，一个转轨国家在从社会主义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其经济增长状况就决定于该国是否有能力为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发展创造一个合适的环境，同时为从以前的发展战略中继承下来的企业找到解决其自生能力问题的办法，为消除以前的各种扭曲和政府干预铺平道路。然而，在那些采取违背比较优势战略的许多国家中，存在着许多不具有自生能力的企业，它们在开放的竞争性市场中是无力生存的。如果政府扭曲和干预被突然取消，这些企业就会破产。同时，以前被抑制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会快速发展，这些产业中新创造的就业机会将超过不具有自生能力的企业破产所带来的就业损失。其结果是，在实施休克疗法后不久，经济就会充满活力地增长，其代价最多不过是开始时产出和就业的很小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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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如果不具有自生能力的企业数量过大，这些企业的产出和就业在国民经济中占的比例就会太大，从而休克疗法将不适用。休克疗法将导致大规模的企业破产和失业的急剧增加，从而造成经济混乱。为了避免失业的急剧增加，或者为了维持这些不具有自生能力的“先进”企业，有些政府（比如一些东欧国家的政府）就继续对这些企业采取或明或暗的保护和补贴。这种办法的最终结果是，这些经济陷入了只有休克没有疗效的悲惨境地（Kolodko，200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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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府采取了双轨制，这被认为优于休克疗法（McKinnon，1993）。跟华盛顿共识倡导的“宏观制度优先”思路不同，中国政府采取了“微观优先”的办法，以提高农民和国有企业工人的积极性。在农村，政府采取了以家庭为单位的耕作体系，取代了集体耕作体系[20]；在国有企业中，采取了利润留成和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的措施[21]。这些措施使得农民和工人对经营剩余具有了部分获取权。这些改革大大提高了农业和工业的积极性和生产率（Groves et al.，1994；Jefferson，Rawski and Zheng，1992；Jefferson and Rawski，1995；Lin，1992；Li，1997；Weitzman and Xu，1995）。然后，中国政府允许集体的乡镇企业[22]、私有企业、合资企业以及国有企业用它们的资源投资于以前被抑制的劳动密集型行业。同时，要求农民和国有企业履行义务，按照预定价格把其一定数量的产品卖给政府。前一措施改善了资源配置的效率，后一措施确保了政府有能力继续补贴那些不具有自生能力的企业。就这样，中国政府同时实现了经济稳定和充满活力的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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