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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632481 其中,GROWTHi,t是国家i在时期t的经济增长率;X是一个向量,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引入初始人均GDP以控制发展阶段的影响;引入初始人口规模以控制市场规模的影响;引入法律程序指标以反映制度质量(该指标的构造来自于Kaufmann et al.,2002);引入贸易依存度以反映开放程度;此外还引入两个描述地理特征的变量——距离赤道的距离以及国家的内陆性。控制制度质量内生性的工具变量是讲英语人口的比例、讲其他主要欧洲语言人口的比例(Hall and Jones,1999),这两个指标用来控制殖民地起源对现行制度质量的长期影响。类似地,我们使用重力模型所预测的贸易拟合值作为开放程度的工具变量。这种方法是由Frankel and Romer(1999)所提出的,Dollar and Kraay(2003)对其进行了修正。在面板数据回归中,开放程度的工具变量就是其自身的一期滞后值。各变量的具体定义与数据来源参见表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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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632483 表6.2 变量定义与数据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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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632494 我们将使用两种方法对这个假说进行检验。在第一种方法下,因变量是1962—1999年间人均GDP的年均增长率。在第二种方法下,因变量是20世纪60至90年代中,人均GDP在每十年内的年均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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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632496 第一种方法得到的回归结果如表6.3所示。回归模型1.1和模型1.2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进行估计。模型1.1的解释变量只包括发展战略的代理变量(LnTCI1)、初始年份人均GDP(LnGDP60),而模型1.2则包括了其他解释变量以控制制度质量、开放程度、地理位置和市场规模的影响。模型1.3具有相同的解释变量,但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进行估计,以控制制度质量和开放程度的内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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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632498 表6.3 发展战略经济增长——模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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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632506 计量结果表明,TCI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为负,这符合理论假说的预期,并且在三个回归模型下都高度显著。这个结果支持假说2——一国推行违背比较优势战略的程度越深,则其在1962—1999年间的增长绩效就越差。LnTCI1的估计系数在-0.66—-1.25之间。从这些估计可以推断,TCI由均值提高10%,大约会导致1962—1999年间人均GDP的年均增长率下降 0.1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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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632508 回归结果也显示,初始人均收入和人口规模对于经济增长率的影响符合理论预期,并且显著。法律程序、开放程度和一国距赤道的距离也有着理论预期的影响。但法律程序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的回归中并不显著,而一国距赤道的距离在普通最小二乘法的回归中也不显著。国家的内陆性在三个回归中都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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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632510 表6.4给出了由第二种方法得到的回归结果,其因变量是20世纪20世纪60至90年代中,人均GDP在每十年内的年均增长率;模型2.3和2.5包括时间虚拟变量;括号中的数据是标准差。60至90年代中,人均GDP在每十年内的年均增长率。回归模型2.1和2.2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进行估计,模型2.3采用单向固定效应法进行估计,模型2.4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进行估计,模型2.5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和单向固定效应法进行估计。在固定效应模型中,为了控制时间效应,加入了时间虚拟变量,两阶段最小二乘法的使用是为了控制制度质量和开放程度的内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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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632512 表6.4 发展战略与经济增长——模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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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632520 与采用第一种方法得到的结果相同,TCI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为负,这符合理论假说的预期,并且在全部回归模型中都高度显著。这进一步印证了假说2的结论——发展战略是一国长期经济增长绩效的主要决定因素。[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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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632522 其他解释变量的估计结果与表6.3中的结果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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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632524 发展战略与经济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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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632526 假说3的内容是违背比较优势的战略对于经济波动的影响。如果一国推行违背比较优势的战略,则能够经历一段投资驱动的增长,但这样的增长是不可持续的,并且有可能导致经济危机。因此,推行违背比较优势战略的国家的经济波动性可能会更高。在实证检验中,我们使用如下公式衡量一国在1962—1999年间人均GDP增长率的波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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