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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将使用两种方法对这个假说进行检验。在第一种方法下，因变量是1962—1999年间人均GDP的年均增长率。在第二种方法下，因变量是20世纪60至90年代中，人均GDP在每十年内的年均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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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种方法得到的回归结果如表6.3所示。回归模型1.1和模型1.2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进行估计。模型1.1的解释变量只包括发展战略的代理变量（LnTCI1）、初始年份人均GDP（LnGDP60），而模型1.2则包括了其他解释变量以控制制度质量、开放程度、地理位置和市场规模的影响。模型1.3具有相同的解释变量，但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进行估计，以控制制度质量和开放程度的内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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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3 发展战略经济增长——模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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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量结果表明，TCI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为负，这符合理论假说的预期，并且在三个回归模型下都高度显著。这个结果支持假说2——一国推行违背比较优势战略的程度越深，则其在1962—1999年间的增长绩效就越差。LnTCI1的估计系数在-0.66—-1.25之间。从这些估计可以推断，TCI由均值提高10%，大约会导致1962—1999年间人均GDP的年均增长率下降 0.1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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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结果也显示，初始人均收入和人口规模对于经济增长率的影响符合理论预期，并且显著。法律程序、开放程度和一国距赤道的距离也有着理论预期的影响。但法律程序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的回归中并不显著，而一国距赤道的距离在普通最小二乘法的回归中也不显著。国家的内陆性在三个回归中都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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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4给出了由第二种方法得到的回归结果，其因变量是20世纪20世纪60至90年代中，人均GDP在每十年内的年均增长率；模型2.3和2.5包括时间虚拟变量；括号中的数据是标准差。60至90年代中，人均GDP在每十年内的年均增长率。回归模型2.1和2.2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进行估计，模型2.3采用单向固定效应法进行估计，模型2.4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进行估计，模型2.5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和单向固定效应法进行估计。在固定效应模型中，为了控制时间效应，加入了时间虚拟变量，两阶段最小二乘法的使用是为了控制制度质量和开放程度的内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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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4 发展战略与经济增长——模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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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采用第一种方法得到的结果相同，TCI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为负，这符合理论假说的预期，并且在全部回归模型中都高度显著。这进一步印证了假说2的结论——发展战略是一国长期经济增长绩效的主要决定因素。[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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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解释变量的估计结果与表6.3中的结果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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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战略与经济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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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说3的内容是违背比较优势的战略对于经济波动的影响。如果一国推行违背比较优势的战略，则能够经历一段投资驱动的增长，但这样的增长是不可持续的，并且有可能导致经济危机。因此，推行违背比较优势战略的国家的经济波动性可能会更高。在实证检验中，我们使用如下公式衡量一国在1962—1999年间人均GDP增长率的波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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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git是i国在t年的人均GDP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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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假说3进行检验时，因变量是Vi的对数值，解释变量与检验假说2时使用的解释变量相同。回归方程的拟合方法也类似于之前所使用的方法。表6.5给出了模型回归结果。TCI对经济波动性的影响为正，符合理论假说的预期，并且在三个回归模型中都高度显著。这些结果支持了假说3，表明一国推行违背比较优势战略的程度越深，该国经济增长率的波动性就越高。由估计结果可以推知，TCI每增加10%，将导致波动性提高大约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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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5 发展战略与经济波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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