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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为作者于2001年5月14日在芝加哥大学所作的D.Gale Johnson讲座首讲的讲稿。作者感谢Gary Becker、陈抗、James Heckman\，Ralph Huenemann\，大冢启二郎、George Rosen\，Jan Svejnar\，钱颖一、Kislev Yoav\，周浩以及其他讲座参与者的有益评论。刘明兴、章奇和刘培林在查阅文献、整理数据和做回归上为本文的写作提供了重要帮助，作者深表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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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文改编自“Development Strategy，Viability，and Economic Convergence，”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2003） 51 （2）：277—308。经芝加哥大学许可重印。© 2003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版权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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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从很低的水平起步，日本人均收入用现价美元衡量，已经于1988年超过了美国，新加坡人均收入于1996年超过了美国。中国台湾、韩国和中国香港与发达国家的收入差距也都显著缩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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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也有其他经济学家对合适技术持有类似观点，一些经济学家如Akamatsu（1962）和Takatoshi（1998）根据东亚奇迹的经验教训，使用“雁阵模式” （flying geese pattern）来描述不同发展阶段产业结构和技术扩散的特征。但是，从这个比喻里并不能得出明显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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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Griffin（1999）将发展战略分为六类：货币主义、开放经济、工业化、绿色革命、再分配和社会主义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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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为了简化起见，讨论时我忽略了自然资源禀赋。但是，即使将自然资源一并考虑，也并不影响讨论中得出的结论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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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重工业在过去是最先进的部门。今天欠发达国家违背比较优势战略的重点放在信息技术和其他高技术产业上，这些目前是最为资本密集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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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在追求违背比较优势战略的欠发达国家，利率和汇率扭曲是很普遍的现象。选择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社会主义国家和其他欠发达国家，原材料和生活必需品价格以及工资水平也常常被扭曲了（Lin et al.，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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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选择违背比较优势战略的政府也能将资本配给那些不属于优先发展产业中的企业。这事实上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中有过的实际经验。当然，非优先发展产业中的企业收到的资本会少于政府不选择该战略时的资本量。另外，在确保优先发展产业的资金配给之后，政府也可以经由市场来配置剩余的资本，但是，此时市场利率将会比资本完全由市场配置时高。市场工资率则正好相反，因为优先发展产业对劳动的需求比较小，此时，市场工资率会低于完全由市场配置时的水平。这样，非优先发展产业中的企业就会在生产中选择比没有政府干预时更为劳动密集的技术。上面的分析也适用于对非优先发展产业中的企业的外汇配置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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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寻租的损失估计要远远大于资源配置扭曲所造成的损失（Kruger，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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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Kornai（1986）是第一个分析预算软约束现象的经济学家。他将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国有企业的预算软约束归因于社会主义政府的家长性质。但我认为，预算软约束是政府对由其实施的发展战略所导致的企业缺乏自生能力现象负责的结果。我的假说可以解释为什么预算软约束现象同样存在于非社会主义国家的企业（例如韩国的财阀），以及为什么这一现象仍然存在于已经对国有企业实行了私有化并废除了社会主义体制的苏联和东欧国家。也可参见Lin and Tan（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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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在讨论政府的产业政策和对企业的支持时，动态比较优势是一个常常被使用的观点（Redding，1999）。然而，在我们的框架里，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观点仅仅在政府的支持只限于克服信息成本和先驱企业对其他企业的外部性时才是成立的。产业应该与经济的比较优势相一致，新产业中的企业应该有自生能力，否则，一旦政府支持取消，这些企业就会倒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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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欠发达国家绝大多数的大推进努力都失败了。然而，Murphy，Shleifer and Vishny（1989a，1989b）很有影响的文章发表之后，人们又重新对这个思想产生了兴趣。他们的文章表明，政府的协调和支持对于建立关键性产业是必要的，从关键性产业向其他产业产生的需求溢出会刺激经济增长。然而，“大推进”战略要取得成功，受到推进的产业必须符合经济的相对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受到推进的产业中的企业在推进后必须具备自生能力。偏离比较优势是五六十年代欠发达国家那么多“大推进”努力失败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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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近年来，许多文章都认为，不同的技术可能要求有不同程度的熟练劳动和非熟练劳动偏向 （Katz and Murphy，1992；Berman，Bound and Griliches，1994；Acemoglu，1998；Caselli，1999）。关于技能互补性的这个思想已经被用来解释美国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工资不平等的上升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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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20世纪90年代初我曾经在美国遇到过现代汽车公司的高级经理人员，他告诉我，现代在成功地向美国市场出口小汽车10年以后仍然处于亏损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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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中国台湾和韩国是很好的比较，台湾始终较好地遵循了比较优势的战略，而韩国则常常试图从遵循比较优势的战略转向违背比较优势的战略，结果中国台湾的GDP增长率、收入分配、宏观稳定性和其他发展指标都优于韩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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