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4632702
[13] 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欠发达国家绝大多数的大推进努力都失败了。然而，Murphy，Shleifer and Vishny（1989a，1989b）很有影响的文章发表之后，人们又重新对这个思想产生了兴趣。他们的文章表明，政府的协调和支持对于建立关键性产业是必要的，从关键性产业向其他产业产生的需求溢出会刺激经济增长。然而，“大推进”战略要取得成功，受到推进的产业必须符合经济的相对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受到推进的产业中的企业在推进后必须具备自生能力。偏离比较优势是五六十年代欠发达国家那么多“大推进”努力失败的原因。
1704632703
1704632704
[14] 近年来，许多文章都认为，不同的技术可能要求有不同程度的熟练劳动和非熟练劳动偏向 （Katz and Murphy，1992；Berman，Bound and Griliches，1994；Acemoglu，1998；Caselli，1999）。关于技能互补性的这个思想已经被用来解释美国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工资不平等的上升现象。
1704632705
1704632706
[15] 20世纪90年代初我曾经在美国遇到过现代汽车公司的高级经理人员，他告诉我，现代在成功地向美国市场出口小汽车10年以后仍然处于亏损状态。
1704632707
1704632708
[16] 中国台湾和韩国是很好的比较，台湾始终较好地遵循了比较优势的战略，而韩国则常常试图从遵循比较优势的战略转向违背比较优势的战略，结果中国台湾的GDP增长率、收入分配、宏观稳定性和其他发展指标都优于韩国。
1704632709
1704632710
[17] 在发展经济学文献中，出口导向和进口替代经常被用来对发展战略做出分类。这一分类方式与遵循比较优势/违背比较优势的分类有些类似。任何国家在遵循比较优势战略下的出口水平都要高于在违背比较优势战略下的这一水平。但是，任何经济体的贸易水平都是由其禀赋结构内生决定的。因此，选用一个内生变量作为政策目标或工具就是适当的了。
1704632711
1704632712
[18] 1998年爆发的东亚金融危机中，中国台湾、中国香港、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受到的影响相对轻微，而韩国、印度尼西亚和泰国受到的打击相对较重。在这两组经济中，表现各异的一个原因是它们的发展战略各不相同。前者更好地遵循了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后者则选择了违背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 （Lin，2000）。
1704632713
1704632714
[19] 经济中不具有自生能力的企业的比例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Sachs建议的休克疗法在玻利维亚取得了成功，但在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却失败了。玻利维亚较小也较穷；因此，玻利维亚政府可以用于补贴不具有自生能力的企业的资源就较少，经济中这样的企业的比例也较小。Stiglitz（1998）就对华盛顿共识的普适性提出了质疑。他指出，华盛顿共识倡导的是，用少数几个政策工具，包括宏观经济稳定、贸易自由化和私有化，来实现相对较窄的经济增长目标。他建议政府采用多个政策工具，比如金融管制和竞争政策，来实现更为宽泛的政策目标，包括可持续发展、收入分配平等化等。Stiglitz的观点的基础是信息不对称以及政府克服市场失灵的必要性。但是，他并没有讨论发展中的转轨国家如何应对不具有自生能力的企业的问题，以及企业这种能力的缺乏对转轨路径和转轨政策的选择有什么启示。
1704632715
1704632716
[20] 1978年年末改革开始时，政府起初的政策是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开放农村集市，把生产队的规模从20—30户减少到由3—5户农民自愿组成的生产小组，但明确禁止用以单个家庭为单位的耕作制度代替生产队制度。然而，安徽省凤阳县一个穷村的一个生产队在1978年秋秘密把生产队的集体土地包给了各个家庭，并在1979年取得了很好的收成。在看到了这种制度的效果之后，中国政府改变了政策，把这种方法作为改革的一个新方向（Lin，1992）。集体土地的承包期开始时为1—3年，1985年延长到15年，1994年延长到30年。每个农户被要求按政府定价向政府出售一定数量的农产品，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
1704632717
1704632718
[21] 国有企业改革措施实施的顺序是1979年的利润留成制度、1986年的承包责任制、20世纪90年代开始直到现在的现代企业制度。每个制度都是先在少数企业试点然后向全国推广（Lin，Cai and Li，1994）。
1704632719
1704632720
[22] 乡镇企业是转轨过程中中国农民的另一制度创新。在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民得到了大量剩余，也看到了消费品生产领域的投资机会。然而，由于那时的意识形态原因，所有私营企业的形式是被禁止的，所以农民就用集体性质的乡镇企业作为替代制度来利用这些盈利机会。开始时政府担心乡镇企业与国有企业竞争信贷、资源和市场，因此对乡镇企业的经营施加了许多限制。后来政府发现，乡镇企业有助于提高农民收入和解决城镇市场的短缺问题，这才对中国农村乡镇企业的发展开了绿灯（Lin，Cai and Li，1994）。
1704632721
1704632722
[23] 本文改编自“Development strategy，development and transition performances：empirical analysi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ransition：Thought，Strategy，and Viabilit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9。 © 2009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结语改编自“Development Strategy，Viability，and Economic Convergence”，参见第一部分的脚注。
1704632723
1704632724
[24] Lin（2003）基于制造业的资本密集度与整个经济体的资本密集度之比构造了另一个指标，作为测度违背比较优势战略实施程度的代理变量。它与此处使用的代理变量高度相关，并且，利用它得到的实证分析结果与本部分报告的结果类似。但是，只有很少的国家能够提供该国制造业所用资本量的数据。因此，为了扩大所研究的国家数量，我在本部分使用的代理变量是由式（6.1）定义的基于制造业增加值的变量。
1704632725
1704632726
[25] 20世纪60年代、70年代、80年代和90年代的样本数分别为86、97、107和114。
1704632727
1704632728
[26] 表6.2至表6.4取自Lin and Liu（2004）。
1704632729
1704632730
[27] 这些发现与Lin（2003）的结果类似，在后者中，作者用制造业的资本密集度跟整个经济的资本密集度的比例来衡量TCI。Lin（2003）用两阶段法估计了发展战略选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第一阶段，用TCI对衡量一个经济的要素禀赋结构的几个变量进行回归。该回归的残差被用做一个经济对遵循比较优势战略的偏离程度的代理变量。如果一个经济采取遵循比较优势的战略，该残差值应该为0，如果采取违背比较优势的战略则不为0。第二阶段回归是一个跨国增长方程，因变量是人均真实GDP的年均增长率。结果表明，在所有方程中，发展战略的这一代理变量的符号为负且是统计显著的，符合预期。1970—1980年间发展战略对人均GDP增长率的影响大小是1980—1992年间的两倍。结果表明，如果一个发展中国家，比如印度，采取违背比较优势的战略，使得TCI为8.47，残差为3.6，那么，这个国家在1970—1992年间的人均真实GDP的年增长率将降低0.47%。
1704632731
1704632732
[28] 对此的详述，参见Deininger and Squire（1996）。
1704632733
1704632734
1704632735
1704632736
1704632738
新结构经济学：反思经济发展与政策的理论框架 7 结束语：通向发展中世界工业化黄金时代之路
1704632739
1704632740
Barry Eichengreen最近评价本次“大衰退”时说：“金融的黄金时代已经结束了。”[1]不过，在我看来，发展中国家工业化的黄金年代却才刚刚开始。
1704632741
1704632742
全球金融危机在欧洲依然不断扩大。每天，我们在报纸上看到的报道都涉及大西洋两岸发达国家陷入衰退之后毫无活力的经济复苏，高居不下的失业率，不断下降的主权信用评级，以及此伏彼起的债务危机。全世界的政治领导人刚刚才开始认识到不去构建和重建稳固的工业基础，而过度依赖金融交易来维持高水准生活，只不过是海市蜃楼的幻象。
1704632743
1704632744
为了未来几年里全球经济能够持续复苏并强劲增长，我们需要越过欧元区和对主权债务的担忧，将目光投向结构转型所必然带来的美好前景。按照本书的定义，结构转型就是各个国家攀爬产业阶梯、调整部门就业结构和生产结构的过程。除了少数石油出口国，没有哪个国家不需要工业化就能致富。在我作为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三年半以来的多次考察中，欠发达国家从中国、印度尼西亚、日本、韩国、马来西亚、新加坡、越南这些东亚国家工业化的成功经验中学习并急剧改善其经济表现的潜力让我感到震惊。
1704632745
1704632746
我相信，发展中国家将会迎来工业化的黄金时代。这一信念的两个基础是包括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国家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快速扩张工业部门的潜力，以及多极增长世界中产业的动态转移。现在，通过对18世纪工业革命引发的经济转型机制的不断深入了解，我们可以想见这一信念的第一个基础的作用。由于发达国家处于世界科技和工业的前沿上，它们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需要高成本、高风险的研发投资来实现。相反，一个后发国家可以低风险、低成本地借鉴先进国家的技术。因此，如果一个发展中国家知道如何利用好后发优势，在该国缩小其与发达国家工业差距和收入差距的过程中，其产业升级和经济增长的速度在几十年内都将是高收入国家的数倍。这一信念的第二个基础是，随着各个新兴市场经济体的不断增长，其工资水平也不断上升，而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将不可避免地从这些国家向其他更低收入国家转移。以中国为例，中国非熟练工人目前的工资大约为每月350美元。在今后的几十年中，中国很可能能保持持续的高增长（Lin，2011a）。那么，十年后，非熟练工人的工资将会达到至少1000美元。工资的这种动态变化意味着中国需要产业升级，发展具有更高附加值的资本密集型产业，这就为收入水平低于中国的其他国家进入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提供了一个巨大的机会。
1704632747
1704632748
2011年5月，我在莫桑比克共和国的马普托发表的联合国大学世界发展经济学研究院（UNU-WIDER）年度演讲中，解释了发展中国家如何抓住这些机会来实现快速的工业化和经济增长。在我看来，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最有效的方法是确定一些已经快速增长了几十年、收入水平更高且与本国具有相似要素禀赋结构的国家，然后发展这些国家快速扩张的贸易产业。雁阵模式可以很形象地解释我的观点。18世纪以来，成功实现赶超的西欧、北美和东亚各国都追随它们精心挑选的领先国家（这些领先国家的人均收入约高于本国一倍）的脚步，并在它们自己成为发达国家之前的产业升级和多样化过程中遵循“领导者—追随者”型的雁阵模式 （Lin，2011c）。
1704632749
1704632750
在目前的多极世界中，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金砖四国”，BRIC）这样的大型市场经济作为新增长极的出现，以及它们在后危机世界中很可能实现的持续快速增长，给收入水平在它们之下的国家，包括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国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使它们可以发展制造业，启动工业化。比如，作为以往东亚雁阵中的“追随者”，中国即将释放低技术制造业的就业岗位。然而，由于它的庞大规模，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来说，中国可能是一条“领头龙”（leading dragon），而非关于国际产业发展扩散的传统雁阵模式中的“领头雁”。通过转型，中国将释放高达8500万个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工作岗位，而在20世纪60年代日本仅释放了970万个，在20世纪80年代韩国仅释放了230万个（Lin，2011c）。
1704632751
[
上一页 ]
[ :1.704632702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