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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乡镇企业是转轨过程中中国农民的另一制度创新。在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民得到了大量剩余，也看到了消费品生产领域的投资机会。然而，由于那时的意识形态原因，所有私营企业的形式是被禁止的，所以农民就用集体性质的乡镇企业作为替代制度来利用这些盈利机会。开始时政府担心乡镇企业与国有企业竞争信贷、资源和市场，因此对乡镇企业的经营施加了许多限制。后来政府发现，乡镇企业有助于提高农民收入和解决城镇市场的短缺问题，这才对中国农村乡镇企业的发展开了绿灯（Lin，Cai and Li，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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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本文改编自“Development strategy，development and transition performances：empirical analysi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ransition：Thought，Strategy，and Viabilit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9。 © 2009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结语改编自“Development Strategy，Viability，and Economic Convergence”，参见第一部分的脚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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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Lin（2003）基于制造业的资本密集度与整个经济体的资本密集度之比构造了另一个指标，作为测度违背比较优势战略实施程度的代理变量。它与此处使用的代理变量高度相关，并且，利用它得到的实证分析结果与本部分报告的结果类似。但是，只有很少的国家能够提供该国制造业所用资本量的数据。因此，为了扩大所研究的国家数量，我在本部分使用的代理变量是由式（6.1）定义的基于制造业增加值的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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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20世纪60年代、70年代、80年代和90年代的样本数分别为86、97、107和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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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表6.2至表6.4取自Lin and Liu（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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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这些发现与Lin（2003）的结果类似，在后者中，作者用制造业的资本密集度跟整个经济的资本密集度的比例来衡量TCI。Lin（2003）用两阶段法估计了发展战略选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第一阶段，用TCI对衡量一个经济的要素禀赋结构的几个变量进行回归。该回归的残差被用做一个经济对遵循比较优势战略的偏离程度的代理变量。如果一个经济采取遵循比较优势的战略，该残差值应该为0，如果采取违背比较优势的战略则不为0。第二阶段回归是一个跨国增长方程，因变量是人均真实GDP的年均增长率。结果表明，在所有方程中，发展战略的这一代理变量的符号为负且是统计显著的，符合预期。1970—1980年间发展战略对人均GDP增长率的影响大小是1980—1992年间的两倍。结果表明，如果一个发展中国家，比如印度，采取违背比较优势的战略，使得TCI为8.47，残差为3.6，那么，这个国家在1970—1992年间的人均真实GDP的年增长率将降低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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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对此的详述，参见Deininger and Squire（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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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结构经济学：反思经济发展与政策的理论框架 7 结束语：通向发展中世界工业化黄金时代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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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rry Eichengreen最近评价本次“大衰退”时说：“金融的黄金时代已经结束了。”[1]不过，在我看来，发展中国家工业化的黄金年代却才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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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金融危机在欧洲依然不断扩大。每天，我们在报纸上看到的报道都涉及大西洋两岸发达国家陷入衰退之后毫无活力的经济复苏，高居不下的失业率，不断下降的主权信用评级，以及此伏彼起的债务危机。全世界的政治领导人刚刚才开始认识到不去构建和重建稳固的工业基础，而过度依赖金融交易来维持高水准生活，只不过是海市蜃楼的幻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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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未来几年里全球经济能够持续复苏并强劲增长，我们需要越过欧元区和对主权债务的担忧，将目光投向结构转型所必然带来的美好前景。按照本书的定义，结构转型就是各个国家攀爬产业阶梯、调整部门就业结构和生产结构的过程。除了少数石油出口国，没有哪个国家不需要工业化就能致富。在我作为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三年半以来的多次考察中，欠发达国家从中国、印度尼西亚、日本、韩国、马来西亚、新加坡、越南这些东亚国家工业化的成功经验中学习并急剧改善其经济表现的潜力让我感到震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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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发展中国家将会迎来工业化的黄金时代。这一信念的两个基础是包括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国家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快速扩张工业部门的潜力，以及多极增长世界中产业的动态转移。现在，通过对18世纪工业革命引发的经济转型机制的不断深入了解，我们可以想见这一信念的第一个基础的作用。由于发达国家处于世界科技和工业的前沿上，它们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需要高成本、高风险的研发投资来实现。相反，一个后发国家可以低风险、低成本地借鉴先进国家的技术。因此，如果一个发展中国家知道如何利用好后发优势，在该国缩小其与发达国家工业差距和收入差距的过程中，其产业升级和经济增长的速度在几十年内都将是高收入国家的数倍。这一信念的第二个基础是，随着各个新兴市场经济体的不断增长，其工资水平也不断上升，而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将不可避免地从这些国家向其他更低收入国家转移。以中国为例，中国非熟练工人目前的工资大约为每月350美元。在今后的几十年中，中国很可能能保持持续的高增长（Lin，2011a）。那么，十年后，非熟练工人的工资将会达到至少1000美元。工资的这种动态变化意味着中国需要产业升级，发展具有更高附加值的资本密集型产业，这就为收入水平低于中国的其他国家进入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提供了一个巨大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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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5月，我在莫桑比克共和国的马普托发表的联合国大学世界发展经济学研究院（UNU-WIDER）年度演讲中，解释了发展中国家如何抓住这些机会来实现快速的工业化和经济增长。在我看来，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最有效的方法是确定一些已经快速增长了几十年、收入水平更高且与本国具有相似要素禀赋结构的国家，然后发展这些国家快速扩张的贸易产业。雁阵模式可以很形象地解释我的观点。18世纪以来，成功实现赶超的西欧、北美和东亚各国都追随它们精心挑选的领先国家（这些领先国家的人均收入约高于本国一倍）的脚步，并在它们自己成为发达国家之前的产业升级和多样化过程中遵循“领导者—追随者”型的雁阵模式 （Lin，2011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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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目前的多极世界中，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金砖四国”，BRIC）这样的大型市场经济作为新增长极的出现，以及它们在后危机世界中很可能实现的持续快速增长，给收入水平在它们之下的国家，包括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国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使它们可以发展制造业，启动工业化。比如，作为以往东亚雁阵中的“追随者”，中国即将释放低技术制造业的就业岗位。然而，由于它的庞大规模，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来说，中国可能是一条“领头龙”（leading dragon），而非关于国际产业发展扩散的传统雁阵模式中的“领头雁”。通过转型，中国将释放高达8500万个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工作岗位，而在20世纪60年代日本仅释放了970万个，在20世纪80年代韩国仅释放了230万个（Lin，2011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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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就业岗位从中国、巴西和印度这样不断增长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向低收入国家（这些国家多数位于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区）转移的好处是巨大的。仅2009年一年，中国向世界出口了价值1070亿美元的服装，而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国家总共出口的服装价值仅为20亿美元（相当于中国服装出口额的2%）。就算只有1%的中国服装生产转移到工资较低的非洲国家，就可使非洲的服装生产和出口量增加47%，同时也会拉动就业人数显著上升。目前，非洲（包括撒哈拉沙漠以南和以北）拥有10亿人口，略低于印度的11.5亿。2009年，印度制造业增加值是国内生产总值的16%，而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国家为13%，北非国家如埃及、摩洛哥和突尼斯为16%。2009年，印度制造业就业总量为870万人。因此，根据粗略的计算，我们有理由认为非洲制造业总就业人数约为1000万人（Lin，2011c）。这表明，即使中国8500万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就业岗位中仅有一小部分转移到非洲，就可以向非洲提供前所未有的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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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从中国和其他新兴市场经济体向低收入国家转移对这些中国企业和低收入国家都会带来巨大好处，但中国企业和低收入国家的政府却未自己组织起来去抓住这些机遇，这是什么原因？过去三年中，在我与亚非低收入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商界精英，以及新兴市场经济体的政府官员的频繁接触中，我知道，政策制定者和商业社会有兴趣利用这个机会。一些新兴市场经济的私营企业已经与低收入国家的企业家们有了联系，共同发展各种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但是，新兴市场中的许多企业家对搬迁到国外，尤其是非洲国家依然犹豫不决。他们谈到了如下忧虑：（1） 社会不稳定、政局动荡；（2） 不同的劳动法和资质标准；（3） 物流不完善；（4） 基础设施和商业环境不够好。对软硬件基础设施的这些忧虑，加上投资风险，增加了企业运营的交易成本，使成本超过了非洲和其他低收入国家低劳动力成本所带来的潜在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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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解决这些基础设施问题？前两个忧虑可以通过接受国政府的全面支持和承诺得到缓解；而后两个忧虑可以通过建设针对特定产业的集群工业区来有效解决。为什么被称为“选优”的这种针对特定产业的思路是可取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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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对基础设施需要进行的改进往往是针对特定产业的。例如鲜切花和纺织两个行业在出口方面需要的基础设施就不一样。但由于发展中国家政府的财政资源和执行力是有限的，政府只能根据目标产业的要求来安排基础设施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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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要在全球化世界中竞争，一个新产业不仅必须与该国的比较优势匹配，使其生产的要素成本最低，同时也需要使交易费用达到最低水平。假设一个国家具有良好的基础设施和商业环境，其产业升级和多样化的过程是自然发生的。如果没有政府协调，企业就可能进入过多符合该国比较优势的行业。其结果是，大多数行业在本国可能就无法形成足够大的产业集群，从而在国内和国际市场上没有竞争力。在多个失败的尝试后，可能会最终有一些产业集群出现。但这样的“试错”过程很漫长，代价也很昂贵，不仅降低了本国和外国各个企业的预期收益，也减小了它们进入新行业或转移到其他国家的动力，从而使一国的经济发展减缓甚至停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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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选优”方面失败的例子很多。这些失败，正如在前面的章节中所讨论的那样，往往是因为政府在甄别哪些产业适合本国的要素禀赋结构和发展阶段方面缺乏良好的判断标准。事实上，在选择目标产业方面，政府往往喜欢那些看起来前景很好，却不符合本国比较优势的产业。其结果，“选优”活动挑选出来的往往是“失败者”（Lin，2011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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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使经济成功的方法便是帮助发展中国家的决策者们甄别该国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并帮助它们消除各种紧约束，以鼓励本国和外国的私营企业进入这些产业。为此，本书第3章为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提供了一套切实可行且易于操作的方法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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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低收入国家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它们也可以遵循“雁阵模式”，把不断增长的新兴市场经济体的产业升级过程所提供的工业化机遇很好地利用起来。资源密集型产业，比如炼油业，提供的工作机会非常有限。2009年，在访问巴布亚新几内亚时，我发现，该国著名的OK Tedi铜矿每年给该国贡献了40%的国家财政收入，其出口也占到了该国出口的80%，但2009年提供的工作岗位却只有2000个。巴布亚新几内亚的660万人中大多数仍以农业为生。他们工资率低，而工资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主要生产成本。因此，低工资且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可以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创造该国更为需要的就业机会。在这方面，印度尼西亚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不仅从处于维持生存水平的农村部门吸收了剩余劳动力，同时这些产业的发展也通过不断升级，为生产增加值更高的产品铺平了道路。以芬兰的诺基亚公司为例，它的前身是一个伐木公司，之后通过多种经营，开始涉足劳动密集型产业，生产橡胶靴；然后，成为家用电子设备的制造商，为飞利浦供货，随后进入移动电话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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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资源丰富的国家通常患有“荷兰病”。自然资源的出口收入推动其货币升值，因而对该国其他出口产业的竞争力带来负面影响。而有些国家的自然资源财富是由势力强大的群体攫取的，这使得资源丰裕变成资源诅咒。如果按照本书提出的增长甄别与因势利导框架，把这些自然资源租金以透明的方式管理，谨慎投资于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比如基础设施），并用来进行非资源部门的多样化，这种自然资源租金就能够提供巨大的发展机遇。这些投资如果经过认真的挑选，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生产和交易成本，最终治愈荷兰病，把丰富的自然资源从诅咒变成祝福。这是因为这些国家有众多机会去积累资本、提升要素禀赋、改善基础设施、改造产业结构，从而比那些劳动力充裕但资源贫乏的国家更快地提高收入（Lin，201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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