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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目前的多极世界中，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金砖四国”，BRIC）这样的大型市场经济作为新增长极的出现，以及它们在后危机世界中很可能实现的持续快速增长，给收入水平在它们之下的国家，包括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国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使它们可以发展制造业，启动工业化。比如，作为以往东亚雁阵中的“追随者”，中国即将释放低技术制造业的就业岗位。然而，由于它的庞大规模，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来说，中国可能是一条“领头龙”（leading dragon），而非关于国际产业发展扩散的传统雁阵模式中的“领头雁”。通过转型，中国将释放高达8500万个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工作岗位，而在20世纪60年代日本仅释放了970万个，在20世纪80年代韩国仅释放了230万个（Lin，2011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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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就业岗位从中国、巴西和印度这样不断增长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向低收入国家（这些国家多数位于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区）转移的好处是巨大的。仅2009年一年，中国向世界出口了价值1070亿美元的服装，而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国家总共出口的服装价值仅为20亿美元（相当于中国服装出口额的2%）。就算只有1%的中国服装生产转移到工资较低的非洲国家，就可使非洲的服装生产和出口量增加47%，同时也会拉动就业人数显著上升。目前，非洲（包括撒哈拉沙漠以南和以北）拥有10亿人口，略低于印度的11.5亿。2009年，印度制造业增加值是国内生产总值的16%，而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国家为13%，北非国家如埃及、摩洛哥和突尼斯为16%。2009年，印度制造业就业总量为870万人。因此，根据粗略的计算，我们有理由认为非洲制造业总就业人数约为1000万人（Lin，2011c）。这表明，即使中国8500万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就业岗位中仅有一小部分转移到非洲，就可以向非洲提供前所未有的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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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从中国和其他新兴市场经济体向低收入国家转移对这些中国企业和低收入国家都会带来巨大好处，但中国企业和低收入国家的政府却未自己组织起来去抓住这些机遇，这是什么原因？过去三年中，在我与亚非低收入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商界精英，以及新兴市场经济体的政府官员的频繁接触中，我知道，政策制定者和商业社会有兴趣利用这个机会。一些新兴市场经济的私营企业已经与低收入国家的企业家们有了联系，共同发展各种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但是，新兴市场中的许多企业家对搬迁到国外，尤其是非洲国家依然犹豫不决。他们谈到了如下忧虑：（1） 社会不稳定、政局动荡；（2） 不同的劳动法和资质标准；（3） 物流不完善；（4） 基础设施和商业环境不够好。对软硬件基础设施的这些忧虑，加上投资风险，增加了企业运营的交易成本，使成本超过了非洲和其他低收入国家低劳动力成本所带来的潜在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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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解决这些基础设施问题？前两个忧虑可以通过接受国政府的全面支持和承诺得到缓解；而后两个忧虑可以通过建设针对特定产业的集群工业区来有效解决。为什么被称为“选优”的这种针对特定产业的思路是可取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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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对基础设施需要进行的改进往往是针对特定产业的。例如鲜切花和纺织两个行业在出口方面需要的基础设施就不一样。但由于发展中国家政府的财政资源和执行力是有限的，政府只能根据目标产业的要求来安排基础设施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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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要在全球化世界中竞争，一个新产业不仅必须与该国的比较优势匹配，使其生产的要素成本最低，同时也需要使交易费用达到最低水平。假设一个国家具有良好的基础设施和商业环境，其产业升级和多样化的过程是自然发生的。如果没有政府协调，企业就可能进入过多符合该国比较优势的行业。其结果是，大多数行业在本国可能就无法形成足够大的产业集群，从而在国内和国际市场上没有竞争力。在多个失败的尝试后，可能会最终有一些产业集群出现。但这样的“试错”过程很漫长，代价也很昂贵，不仅降低了本国和外国各个企业的预期收益，也减小了它们进入新行业或转移到其他国家的动力，从而使一国的经济发展减缓甚至停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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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选优”方面失败的例子很多。这些失败，正如在前面的章节中所讨论的那样，往往是因为政府在甄别哪些产业适合本国的要素禀赋结构和发展阶段方面缺乏良好的判断标准。事实上，在选择目标产业方面，政府往往喜欢那些看起来前景很好，却不符合本国比较优势的产业。其结果，“选优”活动挑选出来的往往是“失败者”（Lin，2011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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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使经济成功的方法便是帮助发展中国家的决策者们甄别该国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并帮助它们消除各种紧约束，以鼓励本国和外国的私营企业进入这些产业。为此，本书第3章为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提供了一套切实可行且易于操作的方法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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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低收入国家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它们也可以遵循“雁阵模式”，把不断增长的新兴市场经济体的产业升级过程所提供的工业化机遇很好地利用起来。资源密集型产业，比如炼油业，提供的工作机会非常有限。2009年，在访问巴布亚新几内亚时，我发现，该国著名的OK Tedi铜矿每年给该国贡献了40%的国家财政收入，其出口也占到了该国出口的80%，但2009年提供的工作岗位却只有2000个。巴布亚新几内亚的660万人中大多数仍以农业为生。他们工资率低，而工资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主要生产成本。因此，低工资且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可以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创造该国更为需要的就业机会。在这方面，印度尼西亚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不仅从处于维持生存水平的农村部门吸收了剩余劳动力，同时这些产业的发展也通过不断升级，为生产增加值更高的产品铺平了道路。以芬兰的诺基亚公司为例，它的前身是一个伐木公司，之后通过多种经营，开始涉足劳动密集型产业，生产橡胶靴；然后，成为家用电子设备的制造商，为飞利浦供货，随后进入移动电话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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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资源丰富的国家通常患有“荷兰病”。自然资源的出口收入推动其货币升值，因而对该国其他出口产业的竞争力带来负面影响。而有些国家的自然资源财富是由势力强大的群体攫取的，这使得资源丰裕变成资源诅咒。如果按照本书提出的增长甄别与因势利导框架，把这些自然资源租金以透明的方式管理，谨慎投资于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比如基础设施），并用来进行非资源部门的多样化，这种自然资源租金就能够提供巨大的发展机遇。这些投资如果经过认真的挑选，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生产和交易成本，最终治愈荷兰病，把丰富的自然资源从诅咒变成祝福。这是因为这些国家有众多机会去积累资本、提升要素禀赋、改善基础设施、改造产业结构，从而比那些劳动力充裕但资源贫乏的国家更快地提高收入（Lin，201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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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目前为止，我们的讨论一直都围绕着低收入国家迅速实现工业化的机遇和方法。同样，新结构经济学也对中等收入国家如何进行产业升级，实现动态高速增长提供了新的见解。中等收入国家的一个特点是它们的一些产业仍位于全球前沿之内，而另一些产业则由于发达国家的退出而处于世界前沿上。对于前者，政府可以按照增长甄别与因势利导框架，协助私营企业充分利用后发优势的潜力；而对于后者，政府应该采取与发达国家同样的措施，支持技术和产业的创新。常用的措施包括支持基础研究，提供专利保护，强制使用新技术/产品以及政府直接采购新产品。如果一个中等收入国家可以实施这些措施，促进私营企业的产业升级和多样化，它不仅可以避免中等收入陷阱，还能实现动态高速增长，在一代人的时间内赶上发达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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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为止，我们的讨论还没有涉及农业领域的技术创新和生产率提高。在低收入国家，大多数人从事农业，改善农业不仅可以减少贫困，还可以在农业部门产生更多的经济剩余，来支持工业化。政府需要促进农业的技术创新和技术推广，改善基础设施，促进农业生产和商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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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如导论中所述，我确信，每一个发展中国家，包括那些在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地区的国家，都能以8%或更高的增长率持续增长数十年，显著地减少贫困，并在一两代人的时间内成为中等甚至高收入国家，只要它的政府根据本国的比较优势采取正确的政策体系促进该国私人部门的发展，并充分发挥后发优势。我希望这本书将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其发展潜力。一个没有贫困的世界将成为现实，而不只是一个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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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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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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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b.“Economic Development in Resource-Rich,Labor-Abundant Economies,” Feb.28,2011,Let’s Talk Development Blog,http://blogs.worldbank.org/developmenttalk/economic-development-in-resource-rich-labor-abundant-econom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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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c.“From Flying Geese to Leading Dragons—New Opportunities and Strategies for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WIDER Annual Lecture 15,Helsinki
:UNU-WIDER.（A shorter version of this paper is forthcoming in Global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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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d.“Picking Winners,” Let’s Talk Development Blog,Oct.18,2011,http://blogs.worldbank.org/developmenttalk/node/6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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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http：//www.project-syndicate.org/series/the_next_financial_order/long_descri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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