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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社会关于事前投资的最优规划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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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没有价格的作用。于是，一阶条件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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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生产为凸性，成本是递减的，I降低成本的功能递减，c″（I）>0，所以c′（I）值大的I会比c″（I）值小的I代表更大的事前投资量。可见，事后关于定价的纳什（Nash）均衡，会导致供方事前从事的投资相对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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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模型所揭示的经济关系是：只要进行事先投资的一方在事后不能获取投资降低成本所带来的全部节约，只要交易的另一方能在事后通过使用“我不参加贸易了”这种否决权来讹诈一部分事前投资的利益，那么，事前的专门性投资就会不足。威廉姆逊在1975年的著作中称这种事后的“扼制”行为为“机会主义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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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数学上如何度量资产或投资的上述专用性程度呢？可以这样来思考：如果卖方的事先投资是不专门为某一个买者而进行的，他所生产的物品在事后可以找到另外的贸易伙伴，那么我们可以设I中有λ部分是不专为一个特定的买者而进行的，即λI是非专用性投资。这样，如λ＝1，则全部事先投资就是非专用性投资，而如λ＝0，则全部事先投资就都是专门为某一个特定的买者而进行的。什么是卖方从事非专门性投资的利益呢？答案是v－c（λI）。因为，其投资是非针对某一个买者，任何潜在的买者都可以参加事后交易，卖者就可以利用买者之间的竞争获得全部的由买者的主观评价所代表的v。这样，如一个卖者又从事专用性投资，那么，他进行专用性投资后与特定的买者进行事后交易的价格条件应由下式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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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供方的利益所得要减去［v－c（λI）］呢？因这一项是供方可以向非专用投资的受益者收取的收入，不必进入与专用性投资有关的供求双方的利益分割。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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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者的利润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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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I求一阶条件，结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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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λ＝0（完全的投资专用性），则回到-c′（I）＝2；如果λ＝1（毫无投资的专用性），就回到社会最优投资的一阶条件-c′（I）＝1。随着λ的值上升，投资的优化程度也随之上升。由此可见，专用性投资的专用性程度会产生不有效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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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解决由于事先投资的专门性而造成买方在事后进行讹诈从而降低卖方事先投资的积极性这样一类问题呢？这就需要交易双方在事先写清合约，该合约明确规定，如果买方在事后以退出交易相威胁来获取供方投资的好处，要受惩罚，并明确规定交易以什么样的价格进行。而这种对于事后机会主义行为的惩罚规定事实上代表了贸易中的长期关系。企业之所以要存在，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为了维持这种长久的关系。在许多场合，提供专用性投资的供方索性将买方吞并进来，合成一家企业，这样就避免了“扼制”问题。从而，为了解决投资专用性所产生的扼制问题，企业的边界会有所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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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买方的资产专用性与扼制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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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前面讲了投资的专用性问题。关于“专用性”的经济学直觉其实十分简单。通过市场进行的交易活动大都是由各种契约来完成的，而各种契约必定是不完全的，原因在于，未来是不确定的，而履行契约的成本又往往高得难以承受。如果一方在专用程度非常高的资产上进行了投资，则在客观上就会面临另一方的机会主义行为的“扼制”。相反，如果专用性资产的价值比较低，则遭受重新谈判所带来的风险就比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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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我们从买方的角度来分析一下资产专用性所带来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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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一个企业的收入为R（q），这里q是产量，成本为c（q）。从事生产需要资产的服务，如果租用资产，则要付资产的租金。如果资本要素市场是不完全的，需要租用资产的企业除了付资产租用费以外，还要付额外的“治理成本”（“governance c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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