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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我们迫切需要一本《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续作，以对上述的宝贵见解作出规范性表述。但如果抱怨凯恩斯的陈述晦涩难懂且缺乏数学形式，并认为他不应如此制造麻烦，那就太缺乏眼光和感激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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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恩斯学派的某些成员曾设法对凯恩斯提出的投机行为增加一些描述。我在一篇关于投机活动的文献综述（Phelps，1986）中提到，在近来的经验观察及计量结果中，存在一个明显符合凯恩斯观点的行为模式。至少在足够短的样本期内，以至短于资产的一次定价成规（或主观模型）的流行期，我们可估测到投资者对外部事件的反应不足。根据曼昆和萨默斯（Mankiw and Summers，1984）的分析，长期利率对当期扰动信息未作出足够的反应。同样，根据瓦德瓦尼（Wadhwani，1984）和古德哈特（Goodhart，1987）的研究，汇率对当期事件的反应也很温和。根据莫斯和迈尔（Mors and Mayer，1985）的研究，公司在对其未来产出水平作预测时，也会表现出一个类似的倾向，即较少依赖当前信息，而过于依赖历史信息。就我所知，对新信息反应不足的倾向与另外一种倾向是并存的，即当一种定价成规让位于（或被认为是让位于）另一种成规时，会出现买进波动或卖出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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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市场参与者会对其他参与者的预期形成预期，并且认为其他参与者在调整预期时不如他自己调整预期的幅度大，那么我们就能看到对外部事件反应不足的市场现象。如果一次扰动使得长期债券的翌日开盘价格的基本面预期或理性预期发生大幅下调，那么除非或直到个体参与者能确认其他市场参与者也会像他一样计算出此种下跌，否则他只会小幅下调对翌日债券价格的预期。如果市场中的每个人都持这种想法，那么债券价格在开盘时就不会对扰动信息作出足够的反应。当然，在纯净的实验室条件下，我们可根据开盘价的下跌程度立即判定每位市场参与者都作出了与预期相反的相同计算，继而市场价格将经受一次余震，并在颠簸中跌至基本面水平。但在现实情形中，我们需要留意的是，开盘价格的下跌在某些时候部分地或完全地由随机因素导致。因此，后续的预期调整过程也就不复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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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弗雷德曼和菲尔普斯（Frydman-Phelps）主编的一部关于预期的会议论文集中（Phelps，1983），我给出了一个简单模型，可对上述基本观点进行清晰的数学表达，其中考虑了对其他人预期的预期（注：对于反应不足的问题，我们可大致用如下数学方式予以表达，即假设个体的预测是他对基本面价格的预测以及其他人平均预测的线性单调函数，比如fi（p*，f）。由于预测函数fi对两个自变量均为增函数，因此它必然对第一个变量（或第二个变量）是弹性不足的，这可得到证明。）。最近，我又关注到另一篇视角相同的新文献，其中详细阐述了一个类似的论点（Pemberton，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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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来说，剩下的任务就在于如何阐明市场传导机制：其中尤其要阐明的是，在资本资产的投机性估值中存在的不稳定性，会怎样导致某些时期出现低于平均水平（和高于平均水平）的就业量。对于这一理论，即使那些最不认真的学生也会熟知其中的三个步骤。首先，一次投机信心的下降（凯恩斯所说的资本边际效率在起始就业水平上的下降）暗示着如果产品市场仍想在初始就业水平上保持均衡，那么就需要名义利率发生相同程度的下降。其次，如果货币市场的均衡条件能得以满足，那么利率的下降将引发货币需求的增加，但如果货币供给并未相应提高，那么这必将导致实际收入水平的下降，除非名义工资水平（乃至成本与价格）也随之下降才能缓解。再次，由于工人在形成关于货币工资的保留水平时，无法充分预测劳动需求下降的程度和广度，因此名义工资在起始时即使有下降，幅度也并不大，故而不足以阻止就业量的下降。并且他们根本无法及时完成重返最初就业水平的必要调整过程，其原因凯恩斯并未指明，但可能是因为工人难以估测投机性扰动的程度与持续时间。因此，资本边际效率的一次扰动，就会导致一次漫长的低就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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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进一步理解上述观点，我们就得借助更为规范的模型。当然，最为常见的模型就是希克斯（Hicks）获得巨大成功的IS-LM模型，它尝试把凯恩斯的传导机制用图形描绘出来。但它在编译凯恩斯头脑中的那些方程时，未能清晰考虑股票和资本品的实际价格；它们至多只是被隐含地提及，因为根据那个年代的流行看法，高长期利率与低股票价格以及资本品的低需求价格是同义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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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这个关于凯恩斯体系的传导机制模型承袭自布兰查德（Blanchard，1981）的构想，其中恢复了股票价格的地位。在下述方程中，变量q可被解释为“托宾q”（Tobin’s q），即已安装资本的实际影子价格或实际价值，除以生产资本品的实际边际成本，其中后者在单部门情形下为一个常数。如果运用两个更为复杂的方程，还可将q值合理解释为所谓的“凯恩斯q”，即在两部门体系下把资本品的实际需求价格表述为一个生产资本品的递增（实际）供给价格。所有这些观点还可参见托宾（Tobin，1969）、莱荣霍夫德（Leijonhufvud，1968）以及勒鲁瓦（LeRoy，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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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观点下，q值与总就业量N的一个关系与希克斯模型中的IS曲线或所谓的投资-储蓄关系是对应的。此处，根据新古典生产函数F，可假设最终产出取决于N和资本存量K。在总产出中减去资本折旧δK，就得到收入Y，它也是N和K的函数，用f表示。消费支出C，按照通常的消费函数可被认为取决于收入，另外还取决于平移参数θ。投资支出I是一个关于q的增函数，其中q值足够大，可以引致正的总投资。而政府支付G被假定是外生的。于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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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N，K）＝C（f（N，K）；θ）＋I（q）＋G（IS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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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C′（Y）＜1，I′（q）＞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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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方程可在图1-1的（N，q）平面上描绘出来，即其中那条向上倾斜的曲线，标注为qS。该曲线表明，在给定的N下，q可被看作投资的“供给价格”，其含义是，为了达到既定的投资水平和相应的就业水平，q值应为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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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于（N，q）平面的IS-LM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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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与N的另一个关系与希克斯的LM曲线相对应。我们只需把对实际货币余额的需求函数反转过来，就可发现财富持有者要求的货币利率i是关于收入和实际货币余额的函数，用l表示。接下来，我们令这一函数与股票的预期名义收益率相等，而股票的预期名义收益率又等于预期通胀率与股票的预期实际收益率之和，其中前者可看作就业量的函数，用h（N）表示，而后者与q及其预期变化率有关，这由下式右边的第一项表示[2]。令M代表货币供给，W为货币工资水平，并假定价格水平等于企业的边际成本，即为W/FN（K，N），其中FN为劳动的边际产品，于是我们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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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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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方程在图1-1中由曲线qD表示。而上述不等式的含义是，当其他条件保持不变时，随着就业量的上升，财富持有者要求的利率要比实际的名义收益率上升得更快。在此条件下，如果N足够大，从而导致FK－δ＋qe＞0，那么LM方程必然会使qD随着N增加而递减，这意味着预期的实际利率为正。反之，如果N过小，那么会使预期的实际利率为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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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就可行的参数范围而言，我将只关注qD曲线向下倾斜的这一段与qS相交的情形。因此，我只需应对这两条曲线存在一个交点的状况，正如图1-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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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体系虽然特别简单，却可提供一些有用的观点。观念的冲击与转变会改变对未来的预期，尤其是改变q的预期变化率，它可被认为通过qe发挥作用，并与qe共同决定对N与q的最终影响。q的预期变化率的下降将会导致当前的q值也下降，继而推动N也随之下降[3]。无怪乎在1987年10月，当股票市值根据历史标准已被高估，市场仍然表现出最强烈的乐观情绪。然而，我们也可认为，对未来的预期变化引致了q值的变化，进而（通过IS曲线）导致N的变化，并且基于上述方程，我们还可计算出q的预期变化率的潜在变化。上面这种图示法与原始的IS-LM模型存有一个类似的缺点，即无法提供完整的动态分析。它仅能提供一条由许多合乎条件的点（qe，q）形成的轨迹，如果幸运的话，一次完整的分析也许能从中选出一个具体的点。当然，理性预期方法是被凯恩斯学派刻意回避的，因为该方法试图对模型的正确预期路径作出计算，就好似每个人都客观了解或熟悉每起事件的发生概率，因此所有人对同一可能事件都会赋予相同的概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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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闭合上述系统，我们有必要使模型中包含货币工资，而不是将它设为任意参数，这一点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开篇之处就已意识到。凯恩斯不仅承认，严重而持续的失业很可能会导致工资水平多次下跌，而且他还把当前货币工资水平看作当前就业水平的增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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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经济萧条的特征的失业是由于劳动者拒绝接受货币工资削减的论点显然没有得到真实的支持……以整个的工资水平的变动情况而言，我设想……当货币工资上升时，实际工资下降；而当货币工资下降时，实际工资上升。这是由于在短期内，下降的货币工资和上升的实际工资各自出于独立存在的原因，而很可能与就业量的减少有关；劳动者在就业量减少时较易于接受工资的削减，而在同一的就业量减少的情况下，实际工资不可避免地要上升，其原因在于：当产量减少时，劳动者的边际生产率会增加（Keynes，1936：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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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词典里，凯恩斯描绘的劳动市场工资是灵活的，不过厂商需要决定自己的付酬标准，并不存在所谓的局部拍卖人，更不要说全局拍卖人了，而且不难想象的是，无论工资调整起来多么容易，也不会出现连续性的调整。因此，我们最好也按照当前计量经济学的习惯，假设工资是定期核定的，并且经济中的所有工资都在每一期开始时重新设定，大概每个季度或半年一次。至于厂商如何设定工资，我们有很多种假设方式，但为了与凯恩斯（以及我的孤岛寓言（Island Parable））保持一致，从现在起我将假设，厂商提供的工资能恰好吸引下一期预期需要的劳动力即可，不存在像激励工资模型中那样的工人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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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恩斯假设，向市场经济提供的劳动量不仅是通常所说的实际平均工资的函数，而且是货币平均工资的函数。因此当给定实际工资时，劳动供给将是一般货币价格水平的函数。货币价格与货币工资水平的一次下跌将使得劳动供给量在约定的实际工资水平上出现萎缩。凯恩斯在解释这一违背古典经济学的情形时出现了一些含混之处。在1947年的一篇经典文章中，詹姆斯·托宾（James Tobin）认为凯恩斯把问题归咎于工人的“货币幻觉”是有失严谨的，因此提出了一些辩护措施：①工会领袖要对其提请的相对工资水平负责；②工薪阶层的合约是以货币形式签订的；③工人对价格水平的预期缺乏弹性（无法由货币利率水平反映出来）；④工人由于无知而误将名义工资的削减当作实际工资的削减，于是有一部分人会退出劳动市场。其中，最后一条类似于1968年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在探讨菲利普斯曲线的著名论文中提出的怪异模型。其他一些论者把货币幻觉看作是凡勃伦式（Veblenesque）的“攀比”效应，正如我们在美国所见。然而，无论从理论还是经验上看，上述论点的充分性多年来一直存有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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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门·阿尔奇安（Armen Alchian）于1970年对非完美交流市场所作的开创性讨论，以及我在1969年对就业理论的“新微观经济学”作概述时提到的孤岛寓言（也可见1970年的会议论文集的导论），可使我们将凯恩斯的观点重新解释为：当工人试图在另一社区或行业搜寻工作时，他对可行工资率的概率分布要么一无所知，要么所知甚少。在这种解释下，即使某个厂商提供的工作岗位变少了，也几乎不会引发货币工资的降低，因为工人并不认为经济中其他部门也存在类似的工资缩减。换言之，实际工资率低于其他部门的预期工资率将会遭遇一定程度的“抵触”，因为受到影响的工人认为其他部门的工作可作为备选机会。因此，劳动供给是实际工资以及其他部门预期实际工资的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