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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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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方程在图1-1中由曲线qD表示。而上述不等式的含义是，当其他条件保持不变时，随着就业量的上升，财富持有者要求的利率要比实际的名义收益率上升得更快。在此条件下，如果N足够大，从而导致FK－δ＋qe＞0，那么LM方程必然会使qD随着N增加而递减，这意味着预期的实际利率为正。反之，如果N过小，那么会使预期的实际利率为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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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就可行的参数范围而言，我将只关注qD曲线向下倾斜的这一段与qS相交的情形。因此，我只需应对这两条曲线存在一个交点的状况，正如图1-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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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体系虽然特别简单，却可提供一些有用的观点。观念的冲击与转变会改变对未来的预期，尤其是改变q的预期变化率，它可被认为通过qe发挥作用，并与qe共同决定对N与q的最终影响。q的预期变化率的下降将会导致当前的q值也下降，继而推动N也随之下降[3]。无怪乎在1987年10月，当股票市值根据历史标准已被高估，市场仍然表现出最强烈的乐观情绪。然而，我们也可认为，对未来的预期变化引致了q值的变化，进而（通过IS曲线）导致N的变化，并且基于上述方程，我们还可计算出q的预期变化率的潜在变化。上面这种图示法与原始的IS-LM模型存有一个类似的缺点，即无法提供完整的动态分析。它仅能提供一条由许多合乎条件的点（qe，q）形成的轨迹，如果幸运的话，一次完整的分析也许能从中选出一个具体的点。当然，理性预期方法是被凯恩斯学派刻意回避的，因为该方法试图对模型的正确预期路径作出计算，就好似每个人都客观了解或熟悉每起事件的发生概率，因此所有人对同一可能事件都会赋予相同的概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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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闭合上述系统，我们有必要使模型中包含货币工资，而不是将它设为任意参数，这一点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开篇之处就已意识到。凯恩斯不仅承认，严重而持续的失业很可能会导致工资水平多次下跌，而且他还把当前货币工资水平看作当前就业水平的增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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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经济萧条的特征的失业是由于劳动者拒绝接受货币工资削减的论点显然没有得到真实的支持……以整个的工资水平的变动情况而言，我设想……当货币工资上升时，实际工资下降；而当货币工资下降时，实际工资上升。这是由于在短期内，下降的货币工资和上升的实际工资各自出于独立存在的原因，而很可能与就业量的减少有关；劳动者在就业量减少时较易于接受工资的削减，而在同一的就业量减少的情况下，实际工资不可避免地要上升，其原因在于：当产量减少时，劳动者的边际生产率会增加（Keynes，1936：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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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词典里，凯恩斯描绘的劳动市场工资是灵活的，不过厂商需要决定自己的付酬标准，并不存在所谓的局部拍卖人，更不要说全局拍卖人了，而且不难想象的是，无论工资调整起来多么容易，也不会出现连续性的调整。因此，我们最好也按照当前计量经济学的习惯，假设工资是定期核定的，并且经济中的所有工资都在每一期开始时重新设定，大概每个季度或半年一次。至于厂商如何设定工资，我们有很多种假设方式，但为了与凯恩斯（以及我的孤岛寓言（Island Parable））保持一致，从现在起我将假设，厂商提供的工资能恰好吸引下一期预期需要的劳动力即可，不存在像激励工资模型中那样的工人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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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恩斯假设，向市场经济提供的劳动量不仅是通常所说的实际平均工资的函数，而且是货币平均工资的函数。因此当给定实际工资时，劳动供给将是一般货币价格水平的函数。货币价格与货币工资水平的一次下跌将使得劳动供给量在约定的实际工资水平上出现萎缩。凯恩斯在解释这一违背古典经济学的情形时出现了一些含混之处。在1947年的一篇经典文章中，詹姆斯·托宾（James Tobin）认为凯恩斯把问题归咎于工人的“货币幻觉”是有失严谨的，因此提出了一些辩护措施：①工会领袖要对其提请的相对工资水平负责；②工薪阶层的合约是以货币形式签订的；③工人对价格水平的预期缺乏弹性（无法由货币利率水平反映出来）；④工人由于无知而误将名义工资的削减当作实际工资的削减，于是有一部分人会退出劳动市场。其中，最后一条类似于1968年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在探讨菲利普斯曲线的著名论文中提出的怪异模型。其他一些论者把货币幻觉看作是凡勃伦式（Veblenesque）的“攀比”效应，正如我们在美国所见。然而，无论从理论还是经验上看，上述论点的充分性多年来一直存有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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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门·阿尔奇安（Armen Alchian）于1970年对非完美交流市场所作的开创性讨论，以及我在1969年对就业理论的“新微观经济学”作概述时提到的孤岛寓言（也可见1970年的会议论文集的导论），可使我们将凯恩斯的观点重新解释为：当工人试图在另一社区或行业搜寻工作时，他对可行工资率的概率分布要么一无所知，要么所知甚少。在这种解释下，即使某个厂商提供的工作岗位变少了，也几乎不会引发货币工资的降低，因为工人并不认为经济中其他部门也存在类似的工资缩减。换言之，实际工资率低于其他部门的预期工资率将会遭遇一定程度的“抵触”，因为受到影响的工人认为其他部门的工作可作为备选机会。因此，劳动供给是实际工资以及其他部门预期实际工资的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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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便于下面的分析，我们可回顾一下与劳动市场的信息模型有关的若干概念。当预期在某种意义上正确时，我们就把这种状态称为“均衡”。在较弱的条件下，我们可认为存在一个常规的或称稳态的劳动市场均衡，其特征是存在正常规模的摩擦性失业，而这是由无时不在的市场扰动造成的，因为总有一些厂商失败，而另一些厂商诞生，并且工人总是无休止地四处探索并往来迁徙。因此，在这个稳态均衡上的平均工资要比如下工资（或平均工资）更高一些，即让一位全能的古典经济学家主宰劳动市场并作最小化的成本配置时，他为了从劳动力中吸引相应的就业量而必须提供的工资水平。于是，在这个均衡附近存在一种对称性。如果工资相对于预期水平出现下降，无论是名义值还是实际值，都是一样的，那么若这一扰动来源于劳动需求降低（而不是劳动供给上升），则失业将上升而就业将下降；反之，如果工资相对于预期水平出现上升，那么若这一扰动来源于劳动需求上升，则失业将下降而就业将上升。如果使用代数语言，我们可令w为货币工资W的对数值，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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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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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N*表示稳态均衡就业水平；由于在菲利普斯函数中并未含有实际的或预期的通胀率，因此无论通胀率是高是低，均衡水平都不变，于是我们也像弗里德曼那样，将此均衡点称作就业的自然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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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此处想要给出的一条结论是，根据上述的劳动市场模型，其实在任何可能的就业水平上，都存在着凯恩斯概念下的非自愿失业。根据凯恩斯的定义，只要由需求增加推动的价格上涨使得雇主在不变或较低的实际工资水平上（无论货币工资是否变高）面临着更多可供雇用的劳动力，那么非自愿失业的数量就为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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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当工资品的价格相对于货币工资作出微小上升时，为了现行的货币工资而愿意工作的劳动供给总量和同一货币工资之下的对劳动的需求总量都大于现行的就业量，那么人们便处于非自愿失业状态（Keynes，193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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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尽管实际工资出现下降，就业却仍可能上升。我料想凯恩斯的含义是，如果工人在当前较低的实际工资下愿意更努力地寻找工作，那么意味着以前的就业水平是不受欢迎的。这一观点具有一定的吸引性，并且令人感兴趣的是，它提供了一个“非自愿性”的概念，而无须我们再引入所谓的岗位配给概念，于是劳动市场将出现一个系统性、局部无法出清的状态。上述观点的唯一缺点是它不仅适用于均衡水平N*之下，而且也适用于均衡水平，甚至还适用于均衡水平之上，乃至远高于均衡水平，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直至所有的摩擦性失业都消失。因为一次足够强度的需求增加不但会引致就业增加，而且还可能导致价格水平的提升超出货币工资的提升，直至最后一位在劳动市场逡巡的人也消失（按照凯恩斯的标准，正确的结论应是，要么以前的情形是不受欢迎的，并且是由错觉等因素造成的，要么当前新的情形是不受欢迎的，并且是由错觉造成的）。但不管怎样说，凯恩斯的语义问题并不是他探讨劳动市场时的弱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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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请让我运用上述模型，以一次非常简单的扰动为例，来对我所认为的凯恩斯式的分析，即一种非理性预期的分析，进行通俗而大致的讨论。假设在迄今为止的正常情形下，人们刚好形成了战争将在任何时候爆发的预期，为简便起见，假设这是一场无休止的漫长战争，如果一旦爆发，将会使得政府支出扩张。于是，战事将导致曲线qS向右大幅移动，这使N相对其正常水平得到扩张，而q相对其正常水平出现降低；但由q降低而挤出的投资却不足以抵消政府支出的扩张。因此，只要战争尚未爆发，那么从任何高于战时q值的水平上看，战争爆发将存在导致q值下降的风险；于是，如果人们预期战争将要爆发，且料到战争有使q值下降的风险，那么当前的q值就会立即出现一定程度的下降，并继而引发N的缩减。这些效应就好似qe发生了一次必然的或确定性的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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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基于理性预期方式对上述问题建模，可对q值的下降幅度及其未来变化作出一个假想的计算。但对于被所有人掌握和认为掌握的正确知识来说，这种建模完全是不可能达到的结果。而凯恩斯式的建模则会使关于q值的分析变得更为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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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在凯恩斯式的建模方法下，爆发战争的已知概率（时间路径）被代之以个体投资者对真实战争概率的平均猜测。其次，对平均猜测的平均猜测也会被考虑（可能存在更多的推理步骤，原则上应存在对猜测进行猜测的“无限回归”）。个体对其他人猜测的猜测对于他本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若其他人对战争概率的猜测越低从而对风险的贴现不足，那么当战争爆发时，他本人因持有股票而蒙受的损失也就越大。实际上，即使事实证明战争并未发生，其他人对战争概率的猜测越低也会导致他本人面临的风险越大，因为随着时间推移，其他人的猜测可能会逐渐接近真实概率或是接近他本人的当前猜测值，于是，如果其他人本来对战争风险的贴现不足，那么下降的空间也较大（或是对他们关于风险的过度贴现而言，下降的空间也较小），其结果是，股价下跌将会更为严重（或是上涨的幅度变小）。因此，无论是典型的投资者高估了战争的概率，还是他相信其他人的平均观念低估了战争的概率（与后续估计值相比）并由此导致股价中对风险的贴现不足，这都会使整个股票市场最终的下跌程度高于理性预期下的计算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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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讨论上述情形对就业的影响时，让我们（仍像前述那样）假定厂商的工资决策是按期核定而不是连续核定的，并且在每一时期所有工资都被重新决定，不存在交错决定现象。于是，在理性预期的范式下，我们确可预测到工资率的上升，这是厂商为了应对当前（即在厂商宣布工资之后）可能爆发战争而进行的对冲行为。总之，战争爆发的风险使得工资不会大幅降低，因此不足以抵消未开战时期（无论有多漫长）由q值下降而导致的就业抑制。于是，如果战争并未爆发，那么就业就会萎缩，这将导致一次衰退；而如果战争真的爆发，由于工资仅对可能爆发战争作出反应而不会在确实爆发时作出反应，那么这将导致就业被拉升到正常水平之上，这将促成一次繁荣。在一个线性模型下，就业的预期量将与就业的自然水平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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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按照凯恩斯的范式来分析，将会得到更多可能的结果。首先，市场上存在着如下一种无效情形，即人们的战争前景仅仅是一种想象中的幻影罢了，故而由此导致的q值下降依然是不真实的，但却仍然会引发一次萧条。然而，此时无人能认为萧条是市场对战争风险的理性贴现。如果基于投资者对爆发战争的主观概率来计算对就业量的主观预期，那么在一个线性模型下这个预期值将仍与自然就业量持平。然而，对就业量的客观预期却实实在在下降了。其次，当典型的投资者担心其他投资者对战争风险的贴现不足时，那么由此将导致q值的进一步下降，而劳动市场也会对此作出反应。其结局是，q值的进一步下降将使得经济衰退更为恶化。凯恩斯范式的一个显著特征是，由于劳动市场上的参与者无法对平均猜测的平均猜测进行估计，因此也就不存在就业量的客观预期值与自然就业量相等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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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认为，凯恩斯的全部理论就在于，困扰市场经济的是难以协调的两股力量：一方面，生产决策由分散化的厂商完成；另一方面，工作决策由分散化的家庭完成。确实，这就是阿克塞尔·莱荣霍夫德（Axel Leijonhufvud）在其1968年的著作以及论文集《信息与协调》中极力强调的主题。关于这一点如有任何疑问，都可在凯恩斯的一些被遗弃的注解中找到印证，那可能是他为了推介《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而作的，主题是关于“合作型经济与创业型经济的差异”，该文收录于《凯恩斯文集》第29卷。但在我看来，某些思想实验中涉及的协调问题要比其他情形下更为明显，牵涉面也更广。在上述关于一次扰动的例子中，资源配置并不必然向新的均衡移动。通过调整工资以使投资部门的就业得以恢复，是重新达到均衡的唯一障碍。现在，我们将给出一个关于资源再配置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