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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理性预期的理论家会认为此处并不存在什么严重的问题：工人只需观察每日或每周由消费冲击带来的影响数据即可——一旦留意到消费品行业的收益下降，就可估测q值的下降幅度，然后根据这一“征兆”来对平均工资的新预期值作出正确的预测。尽管这一理论仅是一个严格的理想情形，但它确实代表着我们所能做到的最佳状态，并且也是我们所尽力追求的。但我认为，一名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家却会引述罗曼·弗雷德曼（Roman Frydman）1982年的一篇文章，其观点是，如果个体真的能够老练地按照他们对理性预期模型的理解来进行预测，那么他们肯定无法收敛于理性预期均衡，因为每名个体在每次进行预测时，都会受到同时期其他个体进行预测的干扰；仅当在一个过分简单的最小二乘估计法下，由于其他个体的预期被忽视了，因此可以保证收敛到均衡。于是，对于一名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家来说，公众对q值变化率的预期就是一个外生变量，而不是像在理性预期模型中是一个“可解”的内生变量；如果劳动市场相信，公众目前的悲观情绪虽然有所缓解，却仍然存在，那么工资水平就会一直维持低位。与此类似，继消费需求波动之后，资本品厂商将会感受到，未来短期价格的不确定性会逐渐放大，这是凯恩斯视角下的另一个外生变量。一旦我们打算放弃理性预期的禁果，那么我们就不难发现，工资水平的削减总是会或通常会使经济复苏被拖延下去，因为工资削减本身倾向于一直维持，而这正是凯恩斯主义的分析结论。每一次经济衰退都是需要学习的，因为每一次衰退都各不相同，并且发生在一个大部分结构都未知的经济中。前一代人尚无法为我们提供一个能够处理各种衰退的指南手册，他们最多只能告诉我们，他们在最后一次衰退中做了什么。值得指出的是，无法收敛于理性预期均衡的另一个启示是，由于总是存在观念互异的大量个体，因此个体努力追寻的信息也各不相同（当然，这不是由单一原因所致）。由此引发的对就业及非自愿失业的影响，目前才刚刚出现相关研究[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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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假定，消费品部门中的任何失业工人若想在资本品部门找到工作，就必须转移他的住所，那么上述协调问题就需要多考虑一个维度。究竟哪些被解雇的工人需要搬迁，哪些工人可以等待原有工作的重新召唤（实际收入水平的恢复会使得消费品部门的就业也得到部分恢复），这其中可能存在搭便车问题。在新古典式的分析下，供给曲线将出现上移，这会导致两个部门之间出现一定的工资级差，于是所需的工人会从一个部门转移到另一个部门。但如果与这种级差相对应的是，大量工人对于是否留在消费品部门是无差异的，而不仅仅是边际上的工人[他在非原子式（non-atomic）的情形下才认为是无差异的]，那么单纯达到新的均衡工资结构（资本品部门的工资下降，但消费品部门的工资下降得更甚），也不足以使就业达到均衡。可能有太多的失业者仍然在消费品部门逗留，他们继续高估被旧岗位再次雇用的机会，并且低估他们在投资品部门获得雇用的机会，因为他们高估了想要转往投资品部门的人数。这种情形就好似用抛硬币的方法来决定每个人的去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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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讨论的这些凯恩斯学派的研究，可借用希克斯最受欢迎的话语来概括其主题，即旧有的均衡路径如何转移至一条新的路径。在我看来，在此处，经济复苏与经济衰退本身都是差不多的研究主题。实际上，受到衰退打击的国家通常都会展现出一个相当不错的回升势头以及朝向复苏的稳定趋势。20世纪30年代的失业率数据显示，英国、瑞典、德国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出版时就已表现出从大萧条中完全康复的迹象；法国与荷兰虽然差强人意，但这是由于战争的威胁正不断逼近。最大的例外是美国，在十年中出现了严重的货币紧缩，并且国家复兴署还通过立法以提高价格。而在20世纪80年代，欧洲与世界上其他大部分地区确实都遭遇了一次长时期的衰退，但这一现象似乎并不符合凯恩斯的故事体系。对我而言，我在此处尽力阐述的凯恩斯理论无法解释20世纪80年代的漫长衰退，但这一理论很适合解释通常所见的衰退和复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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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凯恩斯本人坚持认为，他的理论能够解释持久性的萧条，即无法自我修复的衰退。确实，相对于一定的劳动供给和技术水平来说，资本存量可能会显得过于庞大，以至于不存在市场均衡（因为货币利率必须是非负的），除非过量的资本存量能得以消除。但这确实是一个特例式的理论。另一个潜在的观点是，货币工资以及价格在某一水平上将难以下降，尽管这一结论已隐藏在他自己的理论之中。他承认，当对劳动的需求下降时，就业将下降，这将导致货币工资的削减。但他同时强调，如果大家接受了一个公认的削减工资的水平，那么每位雇主做出的工资削减就不会达到本应有的程度。但是为了能说明衰退是持续性的，凯恩斯必须默认一般工资的削减是不为人知的，就好像是从未公开过的国家机密，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就算起始一轮的工资削减被认为是不充分的，也无法引发多轮的货币工资削减。最后，他又提出了另一个蹩脚的观点，即如果工资真的持续削减，那么由此导致的通缩预期只会使市场状况变得更糟。而这种在复苏之中存在的副作用会一直持续下去，除非通货紧缩能够彻底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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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宏观经济学家一直希望得到一个关于持续性衰退的理论，这种愿望甚至比经济衰退本身还要持久。一个可能的途径是借助博弈论模型的发展，其中涉及政府决策者与私有经济之间的互动僵局。然而，这一工作主要是由货币主义者而非凯恩斯主义者开创的，因此我在此处暂不置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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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另一个备受关注的可能途径是构造一个协调模型，其中存在多个均衡，而居民的某种悲观情绪会导致市场陷于其中的一个低水平均衡。在一组文献中，其中包括彼得·戴蒙德（Peter Diamond）1982年的一篇关于搜寻失业与总需求的论文，涉及了低就业均衡的可能性，却不存在任何意义上的非自愿失业。在约翰·布莱恩特（John Bryant，1983）提出的另一类模型中，非自愿失业是由产出供给者自我实现的悲观情绪导致的后果，他们需要彼此之间的合作。这种观点经由约翰·罗伯兹（John Roberts，1987）、拉塞尔·库珀和安德鲁·约翰（Russell Cooper and Andrew John，1988）等人的论文而得到进一步巩固。由于对这些观点的思考超出了我能付出的时间，因此我在此处也不予置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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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想要指出的是，无论是IS-LM框架，还是上面使用的基于q值的分析框架，都存在着两条曲线多处相交的可能性。这导致劳动市场无法获知产品市场与货币市场的均衡下一步会跃至何处，于是劳动市场只能达到一个可以对冲这些可能性的工资水平，由此形成的低水平均衡不仅工资很低，就业水平也确实很低。此时，劳动市场将经常性地处于非平衡状态，并且无法获知劳动需求的名义价格究竟是怎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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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承认的是，凯恩斯主义对工资决定的看法，无论是凯恩斯、我本人还是其他学者，均强调这是一个工资-工资过程，而不是一个工资-价格过程，但这一观点在20世纪70年代的第一次石油危机中受到重创。工资-工资理论暗示着，无论从理论上的可能性来看，还是经验上的普遍性来看，这种对市场平衡的供给冲击会降低货币工资的均衡水平，从而引发两个接连而至的结果：就业的下降与货币工资的下降（至少相对于近年来的趋势而言）。然而，就业确实如众人所知的那样下降了，但名义工资却反而上升了一些。如果实际工资的一次削减确实被工人接受，那么意味着工资-工资理论就是对的，但如果货币工资最终出现了上涨，那么就意味着这一理论失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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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起来，真正发生的事情是，许多厂商都与其雇员签订了隐性的或明确的契约，其中规定，如果生活成本出现上升，那么工资水平也应提高，这与工资-工资理论的信条恰好是违背的。其结果是，关于劳动市场的契约理论得到了吹捧：在某些模型中，实际工资变成了被关心的变量，而在另一些模型中，劳动市场干脆消失了。在我的印象中，一些在20世纪80年代新出现的宏观经济学流派正是在宏观经济学发展史的这段特殊时期内大量孵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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讽刺的是，至少在美国，工资行为似乎再次可看作一种工资-工资过程，而不是工资-价格过程。看起来，工资的指数化安排被认为是契约双方的重大错误（也许他们对指数化安排的青睐只是希望用它作为应对货币政策的自我保护方式，或是一种将工资与流行工资相绑定的方法，因为在那时的美国，官方尚未按月公布工资指数，于是他们将发现，与价格水平绑定的指数安排要比他们通过讨价还价得到的更多）。在20世纪80年代初，明确将指数化工资与生活成本绑定的劳动契约大幅减少，而在日本，工资虽然是与价格指数绑定的，但由进口导致的生活成本上涨却并未计入价格指数。我猜测，在一定程度上正是由于这一原因，使得爆发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第二次石油危机并未对大部分国家的工资和就业造成影响。然而在欧洲，由于劳动力的非转移性与其他国家相比过于明显，因此契约与指数化安排仍是主导劳动市场行为的关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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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针对凯恩斯政策建议的评论陆续出现，其原因不仅在于这些建议显著地表明他在争论中对经济学挑起了波澜，而且还在于这些建议反映了凯恩斯关于市场经济的理论独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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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恩斯理论对经济所作的抽象，在于认为劳动市场的参与者面临着如下两种令人生畏的不确定性，一是能够重建就业的工资削减幅度到底是多少，二是其他工资设定者能达到同一计算结果的可能性是多少。在这样的情境下，我们很难看出政策当局能在一个适宜的环境下着手稳定经济。确实，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指出，即使是那些由权威部门选择的用来稳定经济的最优政策，最终也难逃加剧就业波动的命运。然而，凯恩斯并不是一个关于政策的消极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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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凯恩斯理论激发的结论是，如果企业市场体系的参与者给出了一些能够窄化不确定性的信号，那么资源的协调问题将会得到改善。与其让4000万法国人日复一日地设法弄清楚新的均衡工资到底是什么，为何不让一名法国人在央行时常估计一下利率或货币供给（或其他指标），以使均衡工资遵循某条目标路径？除了一些人认为央行会犯系统性错误之外，这种目标路径也许能给出所有人都期望的一般工资水平。因此，在1936年的著作中，我们发现凯恩斯建议货币政策的目标在于稳定货币工资的平均水平。我相信，与这一观点最为贴近的形式化表述可参见彼得·霍伊特（Peter Howitt）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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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恩斯的后继者逐渐陷于如下问题的争论：到底应该将工资变化率稳定于一个目标值而不计以往工资的水平，还是应该稳定工资水平本身。而其中一些人却同意关于凯恩斯方法的另一种形式，即一个较早的稳定消费者价格水平的思想。然而，当布雷顿森林会议召开时，连凯恩斯本人也已转向稳定汇率的问题了。看来，除此之外的部分只能留待历史来解答，无论它带来的教训是多么难以捉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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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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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nesian School 凯恩斯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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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o-Keynesian 新一代新凯恩斯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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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Keynesian 后凯恩斯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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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Keynesian 新凯恩斯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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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determined factor 前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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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bism 立体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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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onalism 无调性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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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gmented poetry 碎片化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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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ymmetric Information Camp 不对称信息阵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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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ctational Disequilibrium Crowd 预期非均衡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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