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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规则的最新案例不是在货币政策中对特定种类的规则或规律（在某种意义上，对干扰没有反应的规则）的陈旧争论，而是争论最优货币政策（以及任何与其类似的）需要预先承诺一个应急规则。没有这种预先承诺，每一“代”政策制定者将对未来政策制定者的意图“做最坏的假设”，未来政策制定者不仅没有动力取悦他们之前的政策制定者，而且他们所做的行为也会与此一致。“如果我认为通过现期较慢的通货膨胀能使得未来的政策制定者也同样保持通货膨胀更慢，我会选择使得通货膨胀比我过去预想的更快”。（这是一个与囚徒困境有些许相似的纳什-菲尔普斯-波拉克均衡）。作为排在首位的最优选择，一代代人必须依规则受到“循规蹈矩”的约束。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Kydland and Prescott，1977）以及卡尔沃（Calvo，1978）的文献是相关的经典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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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对于有约束力的规则的异议是，它剥夺了货币当局遇到新颖、无法预料且需要进行非常规操作的突发事件的机会。另一个异议是，到目前为止，业界并未显示趋近于任何一个最优规则构想的倾向。人各有志。此外，结果很可能是，这个规则的选择会被立法者做出，大多数专业的立法者可能把握住了某些问题，但是对另外一些却几乎一无所知。由此产生的规则，如果真的被应用，可能比我们过去的更糟。无论更糟还是更好，还有关于如何实施的进一步问题。我们已经看到当立法者同意在财政方面的自我否定条例时，他们能很快找到办法来规避规则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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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重大的货币主义主题是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问题。几乎只有在这一领域进行研究才能标榜自己是一个货币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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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主义的一个极其重要主旨是，如果央行对货币供给实施严密的管控，通货膨胀可能难以走得很高。如果高通胀已显现，为了使其回落，必须恢复对货币供给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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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研究最多的问题是，当一个新政权开始执政时，并且该新政权愿意支付使用货币和财政政策工具的政治成本以使通胀率沿着最优途径回落，如何运用货币及财政政策。什么是最优的或成本最低的方案？它能使通胀率降到多低？以多快速度降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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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仅以眼见为实的争论中，我对这些问题的工作以菲利普·卡根的适应性预期为出发点，因此较低的通胀预期将不能实现，除非实际的通胀降低值超出了那个表现出政府关于通货膨胀的偏好的通胀降低值。在个必经的学习阶段中，通货膨胀的预期被稳步下调，以作为对已预期的通胀超出实际通胀的反应，失业率将以期望上的误差成比例地高于其自然水平。因此必将有一个暴跌，尽管作为学习过程是稳步回落的。这也可以被看到，在理性的假设下，在最初的下跌后，通胀率的下降是呈渐进性的。最终的结论是，政府用来加权未来收益的贴现率越大（该未来收益来自与更高失业的当前成本相对的较低通货膨胀），最优的目标通货膨胀率就会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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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反通货膨胀的策略通常是在理性预期假设下讨论的，而不是适应性预期。瑞福尔（Drifill，1987）的这个评述有一些参考文献，比如1983年巴罗-戈登关于声誉均衡的论文。在这篇论文中，预期的通胀率可能会立即跌落一段，正如在政府已经做出一件事之前，公众通常知道新政权期待什么。然而，如果是一个真心“革新”的政府的话，为了证明其决心，它将确定一个仍然更低的实际通货膨胀率，从而造成一个骤落。实际上，新的工作在一个较低水平上采用适应性预期（以一个被称为声誉的潜在变量），同时保留适应性方法的主要结论。新工作是本着新兴古典宏观经济学的精神，旧工作则更多为货币主义的思想。当然，前者的工作是一个有价值的补充。但是，若一定要从中做出选择，人们可能会选择后者，因为其更好地捕捉了大多数人在复杂和混乱局面下的想法或无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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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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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ivist policy 积极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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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ivism 积极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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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uctuating exchange rate 浮动汇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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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nter productiveness 反丰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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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sh-Phelps-Pollak equilibrium 纳什-菲尔普斯-波拉克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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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utational equilibrium 声誉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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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卡根（Cagan，1987）提供的简明货币主义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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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经济思想七学派 第3章 新兴古典学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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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我要讲的是新兴古典宏观经济学派所构建的几类模型的分类。该学派思想中的两个公理是理性预期假定，以及价格和工资（至少是公司在做解雇或聘用决策时使用的影子工资）完全弹性的假定。凯恩斯理论拥护者与新兴古典主义拥护者的区别在于：凯恩斯理论拥护者虽然拒绝理性预期假定，却接受价格和工资完全弹性的假定。新凯恩斯主义者与新兴古典主义者的不同之处在于：虽然新凯恩斯主义者拒绝了价格和工资完全弹性的假定，但是大部分新凯恩斯主义者都接受理性预期假定。在分析凯恩斯理论和新凯恩斯理论都无法解释的原始案例时，新兴古典理论填补了该案例中一个重要的逻辑空白。在这个过程中，新兴古典主义者确实得出了一些对于宏观经济学的整体理解很重要的发现（尽管我们中的大部分人并不想总是详述这个特例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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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古典经济学开始正式进入大众视野是由于罗伯特·卢卡斯的两篇论文：一篇论文发表于1972年，该文章以“孤岛寓言”构造了一个高度抽象的理性预期模型；另一篇是在1973年发表的关于相同主题的一个切合实际的模型，且该模型适用于计量经济学分析。紧跟其脚步的是托马斯·萨金特在1973发表的一篇论文，该文章在一个跨时期的视角下说明了被预期到的货币政策是中立的。萨金特在1976年的阐述中似乎也对此有所提及。罗伯特·巴罗发表于1980年的一篇论文开始将真实冲击（特别是来自政府支出的冲击）融入标准的新兴古典模型中，尽管该论文远离了新兴古典范式而走向了“实际经济周期”（real business cycle）的（第一代）新古典理论。该论文的理性预期部分当然是受到了约翰·穆斯于1961年撰写的那篇开创性论文的启发，也许还进一步受到了保罗·萨缪尔森1965年分析“预期”价格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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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古典学派所做贡献的本质和重要性只能在新兴古典学派出现以前的背景下进行判定。与一些印象正好相反，新兴古典学派并没有因为货币政策在刺激就业上的疑似无效性或者菲利普斯曲线的失效而变得名声大震。一些已有的模型已经确立了一个点，在该点处，新的反周期货币政策不会把稳态水平提高到失业率将趋向的那个值（在我们的理论中即是指自然失业率），而且在该点处，一个可以导致稳定的更高通货膨胀率的政策对就业最多只会有一个瞬时效应，因为该政策会提高在菲利普斯曲线背后的对通胀的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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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于20世纪60年代后半期的早期“微观基础”（microfoundations）文献（将预期引入到工资-价格-就业的动态系统研究中的第一代宏微观模型），也分析了私人部门的名义冲击和货币政策变化的影响。根据卡根和纳洛夫，我们使用适应性预期假设，将其应用于被预测变量的数值水平或可能性比率（穆斯已经表明，在某些随机过程下理性预期实际上是适应性的——适应性是最优的，所以假定适应性预期的习惯已经被强化了）。考虑在货币供给或货币需求水平上出现了一个通货紧缩方向上的永久冲击，但经济主体在开始的时候并不确定这个冲击是持久的。如果对名义工资一般水平的预期是适应性的，我们就认为货币工资水平的调整过程将是漫长的，同时人们将学会不再认为总体工资水平会恢复到昔日的平均水平。只要对货币工资一般水平的预期超过了实际水平（等价地，只要实际工资通货膨胀率的数值小于预期的工资通货膨胀率），就业N就会持续低于自然就业水平。在半对数线性形式下，w是工资水平的对数形式，we是预期工资水平的对数形式，我们会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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