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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这一时期的就业将被提升至高于其冲击前水平，企业的劳动力需求可以被视为一个函数g，该函数是关于其对一般工资水平预测的减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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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表明在冲击发生后，没有出现关于长期低迷的“系统性”趋势；在每一个时期衰退都有可能持续（衰退力度更小），衰退也有可能被繁荣取代（随着后一种可能性发生的概率越来越高，其产生的威胁程度也在相应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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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模型是线性的，就业的预期值EN就正好等于自然就业水平，理性预期变形就有了进一步的含义。这是通过对附加预期的菲利普斯关系式两侧取数学期望得到的，并且我们注意到在理性预期下，公司预期的工资水平等于它们将会设定的工资水平的期望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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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出的结论是，没有系统的趋势显示出就业会背离自然就业率。从未有过可预测的衰退或繁荣，因为可以通过调整工资和价格来消除它，正如在（第一代）新古典理论中通过价格变动以消除可预期的纯利润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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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的学者已经非常有力地且一般性地阐述过了新兴古典学派所做出的贡献，以上梗概当然只是关于新兴古典学派所做贡献的粗略陈述。但我相信它很好地捕捉到了其贡献的本质精髓，所以它可以作为讨论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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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古典学派的第一个命题是：在目前时期不仅有出现繁荣的可能性（可能性越大，预期工资进行的调整越大），也有继续衰退的可能性（以更弱的力度）。据我所知，人们对第一个命题并没有任何疑问。它需要我们相信，适应性预期的出现是为了应对那些随机的且人们能够以概率性的方式感知到的情况；一个相反的观点是预期之所以表现出适应性，是因为人们领悟出他们所观察到的东西的过程是迟缓的，或者也可能这个观察的过程也是迟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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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第二个命题就基于一种非常有疑问（至少我认为）的思维方式。它需要我们将干扰（每一个干扰）都理解为从属于一种可识别的干扰，并已知该干扰会继续或停止的概率（为简单起见，正如我的例子中那样）。正如在第1章中所暗示的，如果人们不知道这些概率，或者如果因为每个干扰都是独一无二的，所以根本不存在这种需要被掌握的客观概率，那么只有主观期望能满足上述等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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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FX表示变量X的主观预期[2]。它不再遵循着“正确的就业期望EN一定要等于”的规则。经济也许会因此遭受所谓的可能的衰退。但由于我们在第1章中争论为什么凯恩斯主义应该被允许存在时，就已经抱怨过理性预期公理，所以没有必要再在此评论理性预期的各种限制。让我们从其他角度用后续的修正和扩展继续检验新兴古典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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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古典学派大胆地对他们的模型进行了一些统计检验，早期的结果给了他们很大的鼓励。然而，随后的检验结果却系统地驳斥了早期的结果，目前尚不清楚他们的模型还剩下多少（如果有的话）经验上的支持（帕金研究的日本案例可能是目前为止唯一的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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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卡斯在他1973年的论文中发现，通货膨胀率频繁变动的国家（如阿根廷），其统计的菲利普斯曲线的斜率是陡峭的；因为该模型表明，总价格水平的高度可变性降低了产出对需求冲击的响应能力，卢卡斯将这一发现作为对模型的肯定（confirmation）。但劳伦斯·鲍尔、格里高利·曼昆和大卫·罗默在1988年的论文中表示统计的菲利普斯曲线的陡峭斜率只与平均通货膨胀率有关；作者发现，在平均通货膨胀率很高的那些年份中，价格和工资每年都会被更频繁地审查，作者将这一发现作为对新凯恩斯主义方法的肯定，而且这一发现并不符合新兴古典主义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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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罗在其论文合集（Barro，1981）中发现，相比预期到的货币供给变动，意料之外的货币供给变动对产出的影响更大，他将这一发现作为对新兴古典主义模型的肯定。但1979年雷·费尔以及1987年罗曼·弗雷德曼和布鲁斯·拉帕波特所做的后续分析发现预期到的货币和意料之外的货币是没有区别的，这一发现再次支持新凯恩斯主义模型，而不支持新兴古典主义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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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新兴古典学派之外的经济学家也进行了统计检验。在用公式系统地阐述理性预期变型前，就曾有学者估计过通货膨胀率中未预期到的部分的变化比例，并用时间序列证据中失业率的走势对该比例进行解释。学者普遍都发现了负的相关性，但平方相关系数通常都太小了，以至于无论是在它的适应性预期，还是理性预期情况下，都无法给予模型很大的支持。我相信，这将更好地解释为何要用失业率的变动率来补充位于等式右边的失业率水平，这点与我将在这里提到的其他检验相关。在1975年，罗伯特·霍尔使人们关注到失业显现出持久性的现象：如果在上一时期失业率很高，那么最好的预测就是失业率在本期会再次提高，尽管本期的不如上期的那么高；仿佛存在一个缓慢的“回归到均值”的过程，该均值即为自然失业率。这个发现并没有使“微观基础”的支持者惊慌：“微观基础”对于预期的规范限定是很宽松的，并不需要附加其他限定条件。但这对于新兴古典学派来说是一个问题，因为他们所做的预测是：预期的就业在每一个时期都等于自然水平。萨金特利用调整成本的概念解开了这个问题，我曾在1968年的论文中使用过“调整成本”这个概念以解释为什么菲利普斯函数（上文中的函数b）在劳动力市场足够充足的环境中同时包含失业率变动水平和失业率变动率的参数。在这样一个构想下，根据历史数据中趋近于自然率的以往失业率（自然率即为模型中的稳态均衡率），可以得出一个失业率的均衡路径。正确预期或理性预期情况都显示预期失业率将沿着恢复路径移动，而不是在迅速返回型的更简单的模型中立即跳转回到自然率。在这个更丰富的模型下，我们就不会惊讶为何巴罗必须使用滞后的产出水平来解释当前产出。然而，改进模型的均衡特征并不足以挽救它对预期货币供应量变化的预测失败，而且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这也不足以挽救它未能（根据失业率的水平和变化）令人满意地解释通货膨胀中未预期到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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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似乎所有的证据都指向这样的结论：理性预期者本来能够基于工资或价格黏性的模型更好地进行分析，但是由于黏性效应消退的过程是很快的（无论一个足够大的货币政策变动能否改变黏性效应消退的过程），所以他们未能做到。如果用于新兴古典模型的所有精力和智慧都被替代地用在了对新凯恩斯模型的建设上，新凯恩斯主义理论将会发展得更快更好。由威廉·费尔纳领导的经合组织委员会于1965年出版了报告《物价上涨的问题》，该报告强调了价格和工资的不同步性[我相信甚至可以换为“交错”（staggering）一词]的重要性。在我1968年关于货币工资动态研究的论文中的最后一节和（大致看来）稍微有些拓展的1970年的版本中，我开始需要使用交错的框架，部分是因为我意识到一个已经公布了的货币供给猛增可能在引起工资猛增的同时并不影响就业，除非黏性的一些来源被内置到了模型中。乔治·阿克洛夫在1969年的一篇论文中给出了一个引人入胜的例子，是关于双寡头生产者的交互价格决策的。这个初步、未完成的想法一直就在这里等待着被采用。理性预期者替代地使用了“孤岛的场景”，因为正如通常所说的，他们在学习训练中更熟悉的是市场出清而非工作配给（job rationing）（当然，虽然我们也都是这样），但同时更重要的是，我怀疑是因为他们学习训练和兴趣爱好的绝大部分都在计量经济学上，在研究中使用周期（一年和一季度）的这个传统已经变得根深蒂固了。20世纪60年代的计量经济学家们例行公事似地使用每日数据和每周数据，并穿插着使用一些较低频率的数据，正如许多计量经济学家现在要开始做的那样。“在每个‘周期’（因此在每一天）中所有价格和工资都要被重新设立”的这个基本条件本应被视为是荒谬的，然而整个新兴古典学派可能从来没有运行过那么长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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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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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l business cycle 实际经济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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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rofoundations 微观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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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mogeneous 齐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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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oclassical （第一代）新古典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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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firmation 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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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ggering 交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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