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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新兴古典学派之外的经济学家也进行了统计检验。在用公式系统地阐述理性预期变型前，就曾有学者估计过通货膨胀率中未预期到的部分的变化比例，并用时间序列证据中失业率的走势对该比例进行解释。学者普遍都发现了负的相关性，但平方相关系数通常都太小了，以至于无论是在它的适应性预期，还是理性预期情况下，都无法给予模型很大的支持。我相信，这将更好地解释为何要用失业率的变动率来补充位于等式右边的失业率水平，这点与我将在这里提到的其他检验相关。在1975年，罗伯特·霍尔使人们关注到失业显现出持久性的现象：如果在上一时期失业率很高，那么最好的预测就是失业率在本期会再次提高，尽管本期的不如上期的那么高；仿佛存在一个缓慢的“回归到均值”的过程，该均值即为自然失业率。这个发现并没有使“微观基础”的支持者惊慌：“微观基础”对于预期的规范限定是很宽松的，并不需要附加其他限定条件。但这对于新兴古典学派来说是一个问题，因为他们所做的预测是：预期的就业在每一个时期都等于自然水平。萨金特利用调整成本的概念解开了这个问题，我曾在1968年的论文中使用过“调整成本”这个概念以解释为什么菲利普斯函数（上文中的函数b）在劳动力市场足够充足的环境中同时包含失业率变动水平和失业率变动率的参数。在这样一个构想下，根据历史数据中趋近于自然率的以往失业率（自然率即为模型中的稳态均衡率），可以得出一个失业率的均衡路径。正确预期或理性预期情况都显示预期失业率将沿着恢复路径移动，而不是在迅速返回型的更简单的模型中立即跳转回到自然率。在这个更丰富的模型下，我们就不会惊讶为何巴罗必须使用滞后的产出水平来解释当前产出。然而，改进模型的均衡特征并不足以挽救它对预期货币供应量变化的预测失败，而且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这也不足以挽救它未能（根据失业率的水平和变化）令人满意地解释通货膨胀中未预期到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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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似乎所有的证据都指向这样的结论：理性预期者本来能够基于工资或价格黏性的模型更好地进行分析，但是由于黏性效应消退的过程是很快的（无论一个足够大的货币政策变动能否改变黏性效应消退的过程），所以他们未能做到。如果用于新兴古典模型的所有精力和智慧都被替代地用在了对新凯恩斯模型的建设上，新凯恩斯主义理论将会发展得更快更好。由威廉·费尔纳领导的经合组织委员会于1965年出版了报告《物价上涨的问题》，该报告强调了价格和工资的不同步性[我相信甚至可以换为“交错”（staggering）一词]的重要性。在我1968年关于货币工资动态研究的论文中的最后一节和（大致看来）稍微有些拓展的1970年的版本中，我开始需要使用交错的框架，部分是因为我意识到一个已经公布了的货币供给猛增可能在引起工资猛增的同时并不影响就业，除非黏性的一些来源被内置到了模型中。乔治·阿克洛夫在1969年的一篇论文中给出了一个引人入胜的例子，是关于双寡头生产者的交互价格决策的。这个初步、未完成的想法一直就在这里等待着被采用。理性预期者替代地使用了“孤岛的场景”，因为正如通常所说的，他们在学习训练中更熟悉的是市场出清而非工作配给（job rationing）（当然，虽然我们也都是这样），但同时更重要的是，我怀疑是因为他们学习训练和兴趣爱好的绝大部分都在计量经济学上，在研究中使用周期（一年和一季度）的这个传统已经变得根深蒂固了。20世纪60年代的计量经济学家们例行公事似地使用每日数据和每周数据，并穿插着使用一些较低频率的数据，正如许多计量经济学家现在要开始做的那样。“在每个‘周期’（因此在每一天）中所有价格和工资都要被重新设立”的这个基本条件本应被视为是荒谬的，然而整个新兴古典学派可能从来没有运行过那么长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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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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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l business cycle 实际经济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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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rofoundations 微观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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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mogeneous 齐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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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oclassical （第一代）新古典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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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firmation 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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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ggering 交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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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b rationing 工作配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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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章围绕新兴古典学派的两个核心假定展开：理性预期假定、价格和工资完全弹性假定。——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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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FN即表示变量N的主观预期。——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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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经济思想七学派 第4章 新凯恩斯学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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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克尔·帕金于1984年写道，一群被他称为新凯恩斯主义的思想学派理论家正致力于寻找一个新的工资-价格模型（或供给子系统）以使得他们可以继续保持凯恩斯主义的信条来分析总需求和货币稳定政策的影响。20世纪60年代末的早期“微观基础”文献对弹性工资-价格的宏微观模型做出了贡献，我们认为此类宏微观模型至少足以作为一部分凯恩斯主义主张的基础，但是在沿用新兴古典主义的理性预期路线重构这些模型时，却大幅改变了模型基础，所以这些重构的模型不再适合凯恩斯主义者使用：只有未预期到的需求冲击能对“周期”产生影响（撇开有限适用性的限制），预期到的稳定政策并不会对其产生影响。因此，只有两类人有兴趣继续探索如何将理性预期与凯恩斯主义理论相结合，一类是那些不想摒弃理性预期规范的凯恩斯主义者，而另一类人只是好奇地想看看凯恩斯主义能否以某种方式与理性预期共存。新凯恩斯主义模型代表第二股力量继续推动建立凯恩斯主义信条的微观基础（正如我将指出的，有两波浪潮推动凯恩斯主义的发展），凯恩斯主义信条包括：一个不变的需求冲击会带来持续的衰退，以及货币稳定政策是“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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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在交错的时间表中，每隔一定时间个人价目表和薪酬标准都会重新设定，所以我们认为平均价格水平和平均工资水平都是黏性的，这个想法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正如在之前章节中观察到的，这个想法的出现并没有伴随着理性预期。在此我还想展示一篇简短的论文，该论文来自1974年11月于明尼阿波利斯市举办的会议，论文认为这种工资设定的概念可以与理性预期相结合以得出一些凯恩斯主义的结果。但是，直到20世纪70年代后半期出现的几篇论文，交错模型（staggering mode）[2]才具备可操作性并且被嵌入了一般的宏观模型中，我想要说明一下，这其中的大多数论文都出自哥伦比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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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论文中，第一篇引起我关注的论文是来自我当时的同事约翰·泰勒（Taylor，1978）的，他跟进了此脉络上的一系列理论论文和计量论文（1979，1980）。[实际上，泰勒与我合著的一篇论文（Phelps and Taylor，1977）写于约翰·泰勒的这篇文章之前，我们这篇论文的观点是，如果在上期冲击还未发生并且第一期冲击[3]的影响出现之前就预先决定了现期的价格，那么货币政策就能起到稳定的作用。如果价格的交错设定出现在两个周期或更多周期之间，情况也同样会是这样，但这篇初步的研究习作仍缺乏交错的情况]。不久之后我就完成了一篇包含工资交错模型的论文（Phelps，1978）来检验是否存在一个可以不引起衰退的反通胀的货币计划。我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另一位同事吉列尔莫·卡尔沃也完成了一系列相关论文（Guillermo Calvo，1981，1982），在他的论文中原价格永远不会被修改，然而新价格会推动平均价格水平变化。与此同时，麻省理工学院的斯坦利·费希尔在对我的研究进行了推进后，沿着这个研究主线建立了他自己的工资交错模型（wage-staggering model，Stanley Fischer，1977）。之后，乔·安娜·格雷（Jo Anna Gray，1978）和奥利维尔·布兰查德（Olivier Blanchard，1983）继续在交错类型的模型上进行研究。我们将在下面谈到一些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相关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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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在交错模型中预期到的需求和预期到的货币政策对产出产生影响的机制或许已经很明显了，并且我们对其十分熟悉，所以不必再过多地论述。方法就是构建一个不仅包含自然失业率，而且能展现出货币中性的模型：更准确地说，稳态均衡失业率和均衡劳动力分别关于名义货币供给和名义价格呈现出零次齐次性特征，预期到的货币增长率和物价增长率也不影响稳态均衡失业率和均衡劳动力，因此货币不仅是中性的，更是“超中性的”（super-neutral）。在这样的一个模型中，增加一倍的货币并不会影响稳态均衡失业率。所以如果货币供给翻倍的预告是可信的，在设定现期工资和价格时及时考虑到了货币供给会翻倍，同时如果所有工资和价格都是弹性的，那么在唯一性与存在性的一般限制性条件下，所有价格和工资都将立刻翻倍，从而抵消货币供给增加对实际产出和就业水平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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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错工资模型所做的贡献就是迫使每个企业都要等到指定的时间再调整其薪酬标准以适应更高的货币供应。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平均工资水平并没有在一开始就充分猛增以推高价格水平到足以抵消货币供给的增加。在一个连续时间的模型中，平均工资水平是根本无法猛增的。只要价格水平的提高幅度并未达到充分中和货币供给增加量的水平，真实现金余额（相应的对资本品的需求价格）以及受此影响的就业水平都将会膨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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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惊讶的是，在我们行业中有这么多人起初都弄错了该模型的一个重要属性。他们错误地认为稳态均衡将在有限时间（所有企业修改他们工资所要花费的时间）内达到；在模型中，每个企业每年都要设定一次工资，一些企业是在2月17日，一些企业是在2月18日，依此类推，这意味着从高涨开始的那天算起，高涨将在365天中结束。实际上该模型意味着，平均工资的迟缓滞后抑制了企业大幅增加工资的热情，如果该抑制作用大于失业下降对其的刺激作用，那么后续工资制定者在应对新稳态时的反应会“调整不足”。因此，365天后因为所有企业都对其第一反应调整不足，结果就是平均工资将同样调整不足。因此高涨将持续更长的时间，事实上，我们将看到该高涨的消失过程只会是渐进式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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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记得，当泰勒从哥伦比亚大学计算机中心带回关于重新设定工资的平均间隔时间的第一个计量估计结果时，我们有多么兴奋。他让我猜一下。我想脱口而出“12个月”（我所知道的所有公司都是每一年设定一次工资），但是想起约翰经常提及在美国为期三年的工会合同，我试着猜了“13个月”。正确的答案是大约11个月或11.5个月。尽管有工会在那里，但我忘了还有临时工，临时工每年可能会换好几份工作。据我所知，在对此类模型的后续研究估计中，这个估计值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要注意到，人们可以使用估计模型来计算出高涨的理论半衰期。我猜测在美国它是大约一年半或两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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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可能会认为这个模型将迅速成为宏观经济学领域的正式模型，至少在美国地区会这样，类似于A.G.斯波尔丁在棒球界的地位。此模型也确实曾在宏观经济学教材中迅速获得支持，然而后来，变弱了的该模型只留在了其中一部分教科书中。但在学术层面上，这个模型遇到了来自两个方面的攻击：来自新兴古典主义的外部攻击和来自年轻学者的内部叛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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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罗伯特·巴罗攻击的那篇论文刚刚发表不久，巴罗就在1977年发表论文反对新凯恩斯主义者提出的（凯恩斯也依赖于的）就业和名义工资水平（以对货币供给的比率的形式）之间的因果关联。当一般工资水平低迷，并且产品市场价格全部市场出清时，在每一个就业水平上，货币供给增加都会导致价格对工资的比率上升；根据凯恩斯主义的思路，生产的边际利润的这种增长将使得公司提高它们的产出和就业。巴罗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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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贝利、艾采瑞爱迪斯和戈登最近做出的关于劳动力市场契约理论的一些最新进展合理地证明了在应对不断变化的经济条件时，工资对其的反应较为迟缓。在格雷（Gray，1976）和费希尔（Fischer，1977）的模型中出现的黏性工资表明，即使当人们同时都意识到了扰动是货币的本质，货币扰动也会影响就业和产出。一个与之相关的结论即为，货币政策反馈规则可以作为有效的稳定器。但这篇论文遇到的论证难题是：那些模型之所以能得出这一结论，是因为契约方法仅适用于劳动市场的一个方面（工资决策），但并不适用于劳动市场的其他方面（雇用决策）。当使用最优的契约安排来决定雇用时，目前感知到的货币扰动对产出和就业的影响就会消失。换言之，契约理论和黏性价格的结合也无法调和标准凯恩斯模型和理性行为之间的矛盾（Barro，1977：3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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