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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ring offensive 春季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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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tial-location 空间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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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up costs 生产准备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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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章介绍了新凯恩斯主义理论是如何吸收理性预期作为其微观基础的，使用交错模型、长期劳动合同、菜单成本等分析工资和价格的黏性，并从新凯恩斯主义的角度对经济周期进行了简单的阐释。——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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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交错模型中，价格与工资只会在每年的特定时间点重新设定，而不会根据货币供给量等外生因素的变动来随时进行立即调整。这样，价格和工资即存在黏性，其调整也存在滞后性。比如，上期的价格水平会影响下期的工资水平，价格和工资之间的影响是交错的，而非本期价格影响本期工资；类似地，也包括上期冲击会影响本期价格水平，本期冲击会影响下期价格水平，价格的设定也是交错的。——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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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即指在最早的一期中产生的冲击。——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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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经济学家亚瑟·奥肯（Arthur Okun，1981）在其专题著作中强调了这一点，他同时也强调了许多其他观点，其中的一些观点是很新颖的。在我1979论文合集的引言中也有对这一点的阐述（我都已经忘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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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奥斯瓦德于1985年创作的一篇令人关注的论文就是关于该主题的（Oswald，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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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随价格指数而变的工资。——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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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艾伦·布林德在一篇关于指数化的论文中表达了关于这个相同主题的另一种观点（Alan Blinder，1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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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即这些承诺不是同时做出的。——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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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春季斗争”指的是日本工会自1955 年以后每年春天为增加工资而举行的全国性罢工行为。日本工会认为要根据日本经济的整体发展水平来相应调整工资，每年的“春季斗争”就是要求根据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程度来相应地提高平均工资水平。——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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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迈克尔·帕金在一些我原以为仍未发表的论文（第5章引用其作为参考文献）中，用日本数据运行了新凯恩斯模型，与新兴古典模型进行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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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这种情况指的是：公司可能会在一些情况下强烈地怀疑触发点已经被超过了，以至于该公司会被迫提前审查工资或价格。——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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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经济思想七学派 第5章 供给学派宏观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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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货币主义类似，供给学派宏观经济学关注的焦点是宏观经济政策。[1]供给学派认为，一国经济的繁荣（以当期实际收入或者总就业来衡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实施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组合。货币主义者和凯恩斯阵营中的传统政策建议，与供给学派得出（或者说暗示）的政策结论形成了极其有趣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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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从微观的角度，还是从宏观的角度来看，我们都不认为供给学派经济学提出了关于经济行为的深刻而原创的理论。例如，自从新古典理论建立后，经济学家们就一直将激励的重要性作为选择理论的主题。然而，供给学派通过强调一些“被之前的学派广泛忽略了的影响渠道和可能的反应”，建立起了一个与众不同的描述经济活动的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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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学派宏观经济学专注于宏观政策的组合。他们对政策组合的兴趣起源于简·丁伯根（Jan Tinbergen，1952）的观察，他发现如果一个国家有n个目标和m种工具，除非m大于等于n，否则该国有可能无法同时实现全部n个目标；然而仅有m大于等于n这个条件是不够的，因为如果一种工具相对于其他工具没有比较优势，那么这种工具就不能算作新增的另一个独立工具。人们可能会认为，经济学家们很快就能用更简化的方法分析该分配问题：当有m种工具时的最优化问题，要考虑到每一种工具可能产生的成千上万种影响。相反，经济学家们却开始关注一个有趣的管理问题：当第i种工具的使用者仅能够或者仅被允许观测n（i）个变量（该工具会影响这些变量中的一部分或全部）时的次优化（suboptimize）问题。就是说，要找到一种关于工具的变量分配方法，使得如果每一种工具都以次优方式运行（相对于其使用者所观察到的影响子集是最优的），那么任何其他的分配都无法达到更好的结果。这就是20世纪50年代管理科学中著名的希奇-麦基恩问题（Hitch-McKean problem），这一问题使得“次优化”一词家喻户晓[虽然在年轻的经济学家们随后将其误解为最优点以下（infraoptimal）并将其误用后，次优化的原意就被抛弃了]。20世纪60年代罗伯特·蒙代尔（Robert Mundell，1960，1962）对这一研究作出了颇具影响力的贡献。如果我们规定一种工具最多只能控制一个变量，为了避免系统不稳定地偏离其稳定状态，那么就必须将每种工具都分配给对它来说具有（最大的）比较优势的那个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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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宏观经济学的领域中，我们通常所称的供给学派始于我的同事蒙代尔在1971年所著的一本小册子，这是一本偏激的关于美国财政-货币政策组合的小册子。这本小册子写于高通货膨胀率和高失业率的背景下，他认为“正确的政策组合要建立在宽松的财政政策与紧缩的货币政策相结合的基础上，其中宽松的财政政策获得更多的经济产出，而紧缩的货币政策防止通货膨胀”。因此，分配货币政策去稳定价格水平或稳定与此相关的指标，财政政策则负责确保较高水平的国内产出。如果这篇文章没有取得预期的热烈反响，那可能的原因是，它是在与通常相比更为短期的视角下考察货币政策对产出的有效性；然而，这里似乎存在着矛盾——“财政刺激将是扩张性的”这一观点带着凯恩斯主义学说的特征。不过，卡洛斯·罗德里格斯（Carlos Rodriguez）最终于1978年提出了一个更常规的处理方法，并得出了与蒙代尔的组合说一致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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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地，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经济成为了检验供给学派理论成果的实验室，这些证据激发了许多后续研究。保罗·沃尔克（Paul Volcker）领导美联储以坚定的货币政策应对通货膨胀，而与此同时，美国国会在里根政府的鼓励下连续几轮制定法律（以降低所得税和利润税税率的形式）以实施财政刺激政策。1985年，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在对这些证据进行检验时发现，这段时期通货膨胀率下降的速度超过了预测的速度（根据通货膨胀和过去失业率的历史关系进行预测），他把这一现象归因于名义工资增长（通过指数化）的放缓，而名义工资增长放缓的原因是美国财政刺激政策导致美元在外汇市场中升值。虽然我们还可以引用其他模型和评论，例如米德和瓦因斯（Meade and Vines，1987）的研究，或者菲尔普斯和韦卢皮莱（Phelps and Velupillai，1988）的论文，但上述参考文献才是构成供给学派宏观经济学的中坚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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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新一代凯恩斯主义者（许多场合中的萨缪尔森，以及米德、莫迪利亚尼、马斯格雷夫和托宾等）已经在20世纪50年代指出，那些能将价格水平控制在既定目标的财政和货币刺激政策的不同组合，它们对国家财富积累速度的影响却不相等。因此，对货币-财政组合的选择只能在一定范围内控制国民储蓄和价格水平。萨缪尔森（Samuelson，1956）的这篇论文是关于此类研究的标准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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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他们会用一个静态且确定的模型来进行阐述。政府支出水平保持不变，政府支出这个变量是用来对第三个目标进行控制的第三种工具，第三个目标是对私人物品和公共物品的产出进行区分。如果用货币供应量衡量货币刺激（的程度）M，用带来高就业的政府预算赤字（通常称结构性赤字）衡量财政刺激F，则国民储蓄率S和价格水平P就是关于政策参数的可决函数，这些政策参数来自简化形式的方程组。该方程组的一阶差分形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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