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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无法在此评判斯米德和瓦因斯的工作,无论如何,等待他们的专著出版是最好的。我仅提及他们的一项发现:如果货币和财政工具分别是利率和税率,政策组合路径的确定仅依赖于对财富路径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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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韦卢皮莱(Velupillai)的论文的研究结果令人惊讶,我不确定能否对它们进行合理的解释。问题是找出当货币工资或者价格表现出凯恩斯特征并且货币政策不能维持持续的充足就业时,最优增长和最优公共支出的新古典条件需要做出怎样的改变,新古典条件在跟随货币主义或者供给学派规则(例如固定的货币供给或者固定的汇率)时受到制约。它表明,为了给失业人员制定合理的津贴,开放经济条件下国民储蓄路径必须持续遵循弗兰克·拉姆齐法则,该法则中关于储蓄率的拉姆齐-凯恩斯-米德规则是每个学生在经济增长理论全盛时期学习的内容。但是,当初始过高的名义工资导致经济非正常衰退时,政府支出必须比庇古法则所需要的更具扩张性。我认为,虽然这项研究很难进行,但朝着这个方向可以实现新古典学派,凯恩斯学派,货币主义和供给学派的政策意见的最终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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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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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ply-side macroeconomics 供给学派宏观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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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cy mix 政策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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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tch-McKean problem 希奇-麦基恩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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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timize 最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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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optimize 次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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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raoptimal 最优点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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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employment years 失业时间(年)/失业年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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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etary stimulus 货币刺激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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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scal stimulus 财政刺激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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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uctural deficit 结构性赤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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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uctural surplus 结构性盈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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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ndellian assignment 蒙代尔分配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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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的用词为供给学派微观经济学留有空间,它与宏观经济学并立而存。有一篇文献的主要内容就是从萨德卡和我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研究发现的边际税率在帕累托最优情况下必须为零的这个命题,延伸到70年代后期亚瑟·拉弗(Arthur Laffe)参照美国经济提出的大胆的经验猜想——一般的减税也能带来帕累托改进,这些观点通常被认为是“供给学派微观经济学”。但是实际上,这些未能与传统的公共财政学有所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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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新凯恩斯劳动力市场的假设下,采取供给学派政策组合会突然提升失业率,而缓慢增加就业率。但是这种安排的好处在于新增失业是自我选择的,自愿成为劳动力来利用改进的优势,但可能是暂时的;如果因为就业减少而引起了额外的失业,那么结果就是,当企业放慢它们允许失业工人在工厂门口徘徊的速度时,新增失业就不是被随机选择的。我认为,前一种方法能够节约成本,这是由于在抵制通胀的斗争中,加入失业后备军的额外劳动力(相比于拥有工作的人而言)并不那么看重工作,拥有工作的人中有一些将会由于反通胀常用的紧缩方法而下岗。当然,在更复杂的模型中,由于供给学派的政策组合导致货币升值,会导致出口行业出现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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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经济思想七学派 第6章 新古典与新一代新古典的实际经济周期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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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与第7章将讨论两个学派的思想,这些思想主要是探讨在产生宏观经济波动时,非货币力量通过非货币途径所起的作用。根据过去所有的记载,如果这两个学派中有任何一个人相信“无论是货币扰动还是通过货币途径传递的实际扰动都不必对经济活动中的任何重要波动负责”,我都将感到十分惊奇。人们不需要相信所有失业率的扰动都无论如何是货币的,正如凯恩斯与弗里德曼几乎做到的那样,只需承认某些失业率的扰动是货币的。人们也不必“归属于”或致力于这些学派中的任何一个学派,就仿佛这个学派是真理的唯一来源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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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近年来促进非货币研究的动力是双重的。一方面,因为非货币经济避免了货币理论中的谜题,所以人们有越来越强烈的愿望去使用近年发展出的新方法、新概念,以探索在非货币经济中所能产生的扰动程度;另一方面,在分析随机过程中取得的进展也极大地鼓舞了趋向于古典主义(classically)的学派。在20世纪80年代世界经济历程的影响下,人们产生了这样一种越来越强烈的感觉:在解释过去的衰退与繁荣时,基础的货币解释在某些情况下是不充分或难以置信的,这一点尤其能够促进其他学派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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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章我所要讨论的理论,被其创始者称为实际经济周期理论,并且有时“这一”实际经济周期理论犹如所有好的非货币理论所表现的一样。能够区别这些模型的特征是其古典主义风格。古典主义方法并不是新兴古典主义思想的另一种表现。该思想中“新兴”的部分是指将局部的或是非全局的信息植入一个含有理性期望的一般宏微观(micro-macro)模型中。“实际经济周期”模型无须包含以上全部特征。它们是典型的(至少从一个正式的观点来看)古典模型,只含有一个参与人的经济体,像《鲁宾逊漂流记》(Robinson Crusoe)中通常所描述的那样,该模型没有新兴古典主义(以及凯恩斯主义)通常所遇到的那种问题,它不必去推断经济中未被观测到的部分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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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根于这一新型模型的理论也被称作新古典主义的,原因在于:就像马歇尔(Marshall)与其他学者在古典方面的最新研究那样,这些模型融入了选择理论(choice-theoretic)中对于劳动力供给与消费决策的设定(也包含劳动力市场出清的设定,劳动力市场出清的设定也许是所有古典模型的基本设定)。为了进一步进行区分,这些模型中的大多数可以被称为新一代新古典主义的。这里增加的“新一代”(neo)表明模型中含有在新古典理论后期模型中出现的随机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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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所有实际经济周期理论旗下的模型都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霍尔(Hall)在1980年的研究,巴罗(Barro)在1981年的研究,芬·基德兰德(Finn Kydland)与爱德华·普利斯科特(Edward Presscot)在1982年的研究,约翰·隆(John Long)与查尔斯·普罗瑟(Charles Plosser)在1983年的研究,罗伯特·金(Robert King)与塞尔吉奥·雷贝洛(Sergio Rebelo)1986年以来的研究,直到格林伍德(Greenwood)、赫尔克孜(Hercowitz)与霍夫曼(Huffman)1988年的研究,这些研究提出了(我正在讨论的)实际经济周期模型的主要贡献(像往常一样,我所引用的研究中,有一部分文献是所谓的前身,它们唯一的缺陷是超越了自己所处的时代)。因此,这里有一点困难,除非致力于划分宏观经济学的学者确定自己能够汇集所有的主要观点,否则我对推动该研究的想法无须与任何专家相一致。然而,我将延续自己对这一新研究的暂时性观点,并继续给出我自己试探性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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