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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主义模型中从供给方出发的第三种处理方法是由关于失业的局内人-局外人理论所提出来的。此处的核心观点在于“局内人”——那些在前一“时期”已经被雇用的人员以及那些可能被雇用来取代退休者（这些退休者有足够的价值让公司保留对他们的投入）的人员，将推高工资使其在约束条件内达到最高，局内人并没有因此使得公司减少雇员的数量，公司仍维持着对总体人员配备的自主权；因此，工资会等于在当期开始时所预期的劳动力的实际需求价格（我认为此处没有考虑风险）。如果一个不利的需求冲击使得上期的就业下降，并且预期当期的需求保持在相同的低迷水平，工会就不会受到就业下降的刺激而减少其所要求的实际工资（公司必须降低当前所需的就业量来保持需求价格与工资相等）。因此，需求的恢复并没有起到任何帮助作用。更进一步的是，如果人们预期需求会稍微有所恢复，工会就将迅速提高其当期的实际工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需求的恢复实际上会由于工资上涨而受到抵制。该观点的变型，如议价模型（bargaining models）和资历模型（seniority models），也给出了明显类似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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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处有可能引用的文章中，除了已经提及的林德贝克和斯诺的大量研究，还有罗伯特·霍尔（Robert Hall）在1970年写的一篇为局内人-局外人理论做铺垫的论文（我在1972年的一本书中提到有关滞后的主题时讨论过这篇论文）。近期还有其他一些重要的研究，包括尼尔斯·高特弗里斯和亨德里克·霍恩（Nils Gottfries&Hendrik Horn，l987），艾伦·德雷泽和尼尔斯·高特弗里斯（Allen Drazen&Nils Gottfries，1987），安德鲁·奥斯瓦德（Andrew Oswald，1985），奥利维尔·布兰查德和劳伦斯·萨默斯（Olivier Blanchard&Lawrence Summers，1986a and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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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研究之所以能比无论多么创新的理论模型都更让人兴奋，是因为这项研究的出现与统计调查所得的结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欧洲和美国的失业表现出人们所说的滞后）相一致。当期的均衡失业率并不是与历史无关的，相反，它取决于之前时期的失业率的历史。局内人-局外人方法可以解释为什么上一期经济萧条（造成该萧条的原因不再能知道）会对当前的均衡产生巨大影响。第二组模型也认为，如果当且仅当过去的冲击延续到现在时，过去是对当前的良好预测。那些做统计研究的经济学家认为，他们从数据上可以看出滞后。那么，那些非统计学家们的观点又如何呢？当然，我无法用肉眼看到滞后。我知道，欧洲的失业率仍然很高，但我也知道，直到最近，纽约和香港的实际利率仍远远高于其正常水平；因此，看到欧洲的完全经济复苏到此为止，我并不会感到非常惊讶。另一方面，我也没有清晰地看到不存在滞后。我认为我们应该承认当前存在一定程度滞后的可能性很大，因此，我们也应该感到欣喜，局内人-局外人模型可以很好地帮助我们解释为什么伴随着负面冲击的开始与随后的减缓，经济复苏要花费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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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难以取悦的读者而言，有可能会说，尽管该研究很有趣，但仅仅与我们解释实际冲击如何改变劳动力的实际需求价格（或在第一组模型的情况下改变均衡轨迹）的理论一样好。当然，我们发现，新古典理论通过新古典的方法并不能很好的解释实际冲击为何如此之大以至于造成了这么大的损害。因此，这里的问题在于：哪种类型的冲击会扰乱失业率的均衡路径？这些冲击的作用途径如何？这些冲击是否有潜在的实证重要性（尤其是在真实的历史周期中，如19世纪80年代的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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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问题的回答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怎样对商品市场进行建模。教科书上关于总供给的处理方法——通常是在完全竞争和不完全竞争的情况下对总供给函数进行讨论——大大限制了冲击对劳动力实际需求价格的扰乱。虽然如此，迈克尔·布鲁诺和杰弗里·萨克斯（Michael Bruno&Jeffrey Sachs，1985）认为，仍可以用该框架来分析在开放经济下石油冲击对于国内就业的影响。他们进而从贸易的角度来考虑一个不利变化的影响，这意味着，如果某国家在发生不利变化后其实际工资（用工人所需的一篮子日用消费品来衡量）仍维持原有水平，则该国家的产品价格必然会上升。他们二人可能是运用结构主义模型来解释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及80年代早期就业下降的先驱。[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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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近期的工作是尝试着，将菲图西（Fitoussi）和菲尔普斯的专著（Fitoussi-Phelps，1988）中的一些模型改动成非货币的结构主义类型的模型，也就是此处我所进行评论的这类模型。其中的主题之一便是在开放经济下外部实际利率冲击对于国内就业的影响。我们的观点认为，假定实际和预期的利率是相等的，在特定的就业水平下，以劳动力衡量的产出供给价格（P/W）是关于实际利率的增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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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市场上的商品由消费品和资本品两部分组成，且后者是不能进行贸易的（当然有些资本品是可以进行贸易的，如建筑），则实际利率的影响是很明显的。菲尔普斯（Phelps，1988a）进行了相对简单的研究，当开放经济规模较小时，假定世界实际利率是给定的，则对实际利率的正向冲击会使得资本品生产部门的产出的实际需求价格（该价格通过消费品来衡量）下降，从而导致就业的下降。在新的相对价格给定时，只有在给予生产者更高的通过劳动力来衡量的价格（更高的P/W）出售消费品产出时，总就业才能维持。因此，我们可以将更高的实际利率理解为供给收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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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惊奇的是，若对实际利率的正向扰动不是对内生环境的外部冲击，而是由对消费需求的向上冲击所引起的内生结果时，我们似乎可以得到相似的结论；后者可能是由其他政府的经济债务“直线下降”引起的扰动，也可能是纯时间偏好者的比例自发上升的结果。由于实际工资线的建立使得额外的产出在现存的实际工资条件下是无利可图的，消费需求的增长并不能使得消费品生产部门的就业增长，因此消除消费品过度需求的唯一方法是通过资本品实际价格的下降；这与（即时的）实际利率路径的上移是相似的，并且其影响很明显会减少资本品生产者愿意供应的产品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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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同样有可能与实际利率冲击有关的产品市场模型是消费者市场模型，尤其是西德尼·温特（Sidney Winter）和我自己在1970年的早期构想。在近期的一篇论文（Phelps，1988c）中，我的观点是，在封闭经济中对实际利率的正向扰动（该扰动产生于上述任何一种方式）可能会抑制就业，甚至是当资本品生产部门不会以“错误的方式”来应对消费者的热情时。该结论的核心在于，在特定的就业水平下，公司对于工资成本的理想标价是实际利率路径的增函数，也就是消费者影子价格的减函数。当消费者需求使得实际利率上升而股票价格下降时，该理想标价则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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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上文所示，这三个劳动力市场模型中的任何一个与产品市场模型相结合都会得出关于就业的短期结论。然而，关于就业的长期结论就显然要取决于选取三个劳动力市场模型中的哪一个。显而易见的是，黏性实际工资模型认为失业率有可能完全恢复到未被改变的稳态均衡失业率。相反，工资轨迹模型似乎对于完全恢复不抱乐观的态度。最后，在局内人-局外人模型中，若没有更为具体的雇主行为，我们就不能确定长期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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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们还可以分析其他的冲击，也将会分析其他的冲击。无论在一国模型还是在两国模型中，消费冲击此时之所以能这么有趣，原因在于在过去的十年里我们已经目睹了世界范围内巨大的预算赤字波动，其中一些波动是由经济活动的下降而引起的，但另一些波动则是（尤其是在美国）政策冲击的结果，即20世纪80年代上半期的税收削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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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方法的优点在于，它处理的是现实生活中的一个关于失业的一个情节（并设法要证明它，即使该现象对于那些经历过它的人们而言仍有实质性的利益），并且该方法基于特别的且可能是唯一的冲击来对该情节进行解释，冲击赋予了该情节强烈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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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我们也要看到该方法存在的不足。该方法可能过于简单以至于无法在无约束的条件下用最令人满意的方法来解释单个周期，约束条件能够使模型（该模型中已包含多种冲击）同时适用于经济繁荣以及其他经济萧条。遗憾的是，正如我所猜想的那样，如果每个经济萧条的表现都各不相同（类似托尔斯泰所说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那么寻求对其他经济萧条进行相同的解释则是徒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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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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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entive compatibility 激励相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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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oluntary unemployment 非自愿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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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ider-outsider theory 内部人-外部人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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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bility cost 流动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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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rgaining models 议价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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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niority models 资历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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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这场现代主义革命也对经济学产生了深远影响。——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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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只使用全部信息中的零散信息”指的是，只使用其中的一部分信息，即信息是不完全的，每个参与者拥有的信息并不相同。——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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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当然，该观点并不是完全不被承认的。大卫·休谟（David Hume）对该主题进行了深入研究。但从亚当·斯密到萨缪尔森和德布勒再到其他人，都无法合并吸收该观点且保持古典主义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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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马林沃德（Malinvaud，1980）和库礼（Kouri，1979，1982）的研究的关联中可能提及了劳动力的实际供给价格对股本和市场份额的收益率和增长率的影响。然而，此时，我关心的是，在实际供给价格极高时，实际需求价格是怎样下降到实际供给价格以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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