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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白 互动行为: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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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回答这个问题,或是解释亚当·斯密所谓的“商业社会”不可思议的运转时,经济学理论常显得不同凡响。在《国富论》中,斯密早就观察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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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工一经完全确立,一个人自己劳动的生产物,便只能满足自己欲望的极小部分。他的大部分欲望,须用自己消费不了的剩余劳动生产物,交换自己所需的别人劳动产出的剩余部分来满足。于是,人都要依赖交换而生活,或者说在一定程度上,所有人都成为商人,而社会本身也成为完全的商业社会。[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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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社会里,每个人的生存都依赖于专业化和交换,成功的协作是一项特别复杂的任务。想想看,为了你今天吃好一顿早饭,有多少活动要进行精密的协作。你早上吃的麦片和面包要经过生产、加工、运输、分销等若干环节,农民、卡车司机、建筑工人、银行经理、超市收银员只是在这些环节中付出劳动的人当中的少数几个。(继续往下想,事情就更不可思议了:矿工采掘铁矿石炼钢,钢材制造卡车,卡车拉砖,用砖盖厂房,工厂生产拖拉机,农民用拖拉机来收麦子。关于生产农民使用的拖拉机,我们就可以写整整一本书来谈论其中涉及的无数个人和组织,即便如此都无法将所有人员涵盖。)这些人怎么就会在适当的时间、适当的地点正好做了适当的事呢?经济学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源于试图回答这些问题,并从中逐渐成长起来。尽管近些年来经历了“经济学帝国主义”的扩张,经济学的主旨仍然是解释“商业社会”的运作;而大多数人谈到“经济”的时候,其实脑子里想的也就是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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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译文据商务印书馆郭大力、王亚南译本。——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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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原书第13版) 1.5 通过相互调整进行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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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理论主张,你的选择和计划会改变他人可供选择的机会,而人们在交互中所产生的净收益会不断变化,社会协作就是对其持续相互调整的过程。这是个很抽象的论断,我们不妨再回到交通的例子,形象地阐述这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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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想一条双向四车道的高速公路,所有入口和出口都在右边。为什么不是所有人都挤在最右边的车道呢?既然必须从右边上高速,还得从右边下高速,为什么有些人还要开到最左边的车道去,难道他们不嫌麻烦吗?任何在高速公路上开过车的人都知道答案:最右边的车道因为有车辆不断进出、速度慢,车流常常受到阻挡,所以有急事的人都尽快离开这条车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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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白 这与收银台前排的队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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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会选择剩下的哪条车道呢?尽管我们不能预测某一个司机的行为,但我们试图理解的是可能出现的总体模式,所以我们仍然可以知道,人们将尽量平均地分散到其他三条车道中去。可是,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是如何发生的?答案我们之前已经解释过了,就在于存在一个相互调整的过程,持续调节个人行为产生的不断变动的净收益。人们对于每条车道的净收益都很敏感,随时准备离开较慢的车道,进入较快的车道。这样,原来较慢的车道就会变快,而原来较快的车道则相应变慢,直到所有车道的车速相当;或者更准确地说,直到没有人认为能从改变车道中获得净收益为止。这一切发生得很迅速,且从不间断,比在入口发票指定每辆车走哪条车道有效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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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白 高油价预计会减少劳动节假期旅行的人数。[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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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社会的其他方面。个体基于他们期望的净收益进行选择,他们的行为又或多或少地改变了他人心中衡量的相对收益和成本。当某一行为的期望收益对期望成本的比率变大时,人们就会多做点;反之,当这个比率下降时,人们就少做点。几乎所有人都认为钱越多越好,这一事实是社会协作机制中极其重要的润滑剂,对社会协作过程有巨大的帮助。当人们用货币来衡量特定选择的收益和成本时,一点适度的变动就会使很多人改变他们的行为,并与其他人正在做的事更趋一致。这是社会成员们合作中,使用已有的资源满足人们的需要时,所依赖的主要机制,也就是市场经济的主旨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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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月的第一个星期一是美国的劳动节,该节假日民众有自驾车出门旅行的传统。——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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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原书第13版) 1.6 游戏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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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追求各自目标和决策并相互协调,所依赖的方式和手段即经济系统,是由“游戏规则”塑造的。在本书中,这个短语将反复出现。人们是有效利用还是糟蹋稀缺资源,经济游戏的规则对解释这个问题大有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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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影响激励。以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为例,为什么国家联盟的投手要练击球,而美国联盟的投手就不练呢?因为两个联盟的竞赛规则中对投手的规定不同:国家联盟的投手在比赛中要自己上场击球跑垒,而美国联盟用指定击球手代替投手跑垒。指定击球手规则的存在,使得美国联盟的投手没有动力成为好的击球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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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白 所有互动行为都预设了一些“游戏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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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游戏”指交通、商业、政府、科学、家庭、学校、棒球还是下棋,游戏的参加者至少要粗通规则并同意遵守这些规则,否则游戏就无法进行下去。规则必须相当稳定。尽管规则总会随着时间发生变化,但还是得有相当程度的稳定性,以便人们了解规则并按其行事。(试想,如果指定击球手规则在一场美国联盟的棒球赛中,甚至在一个赛季中途被取消会出现什么问题。)参与者常常需要一定的时间来理解并适应新规则。例如,最近在美国职业棒球联赛中,裁判扩大了好球区范围,这样球员就需要调整自己对坏球和好球的判断;相应地,他们要根据规则的变化调整击球策略,投手和捕手也要相应地调整他们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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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社会互动是由参与者了解并遵守的规则引导和协调的。当规则有争议、不一致或是不清楚时,游戏就倾向于崩溃。不单小孩子玩的“钓鱼”扑克游戏、职业棒球赛是这样,生产和贸易也是如此。20世纪90年代,中欧和东欧的几个国家试图从中央计划、官僚控制的经济体制,过渡到分权的、市场协调的经济体制,它们面临的最大困难,就是在玩新游戏之前,缺乏一套清晰的、被普遍接受的规则。如果你曾到一个文化背景截然不同、语言又不通的外国旅游过,你就会大致理解,在一个游戏规则突然剧烈变化的社会将会发生什么。人们不知道别人对自己期待什么,也不知道自己对别人该期待什么。在这样的环境下,社会协作会很快瓦解,原先规则下互惠互利的交换会让位于对新规则的观望,最糟糕的情况则是演变为破坏性争斗,只追逐对自己有利的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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