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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我们被告知，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是市场领域的独特特征。然而什么构成了“个人主义”？很多步入市场领域的人在离开学校后就进入大公司，一直作为职员直到退休。在巴尔的摩的社会保障管理局就职，和在哈特福德的一家保险公司就职有巨大差别吗？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对其钢铁业进行了国有化、私有化和重新收归国有的试验，钢铁业的大部分职工（也包括很多其他的人）之间很难看出什么不同。某些频繁出入国会大厅的人物，看起来都要比穿梭在公司走廊上的人个人主义色彩浓得多（至少更加有个人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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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原书第13版） [:1704646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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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原书第13版） 11.3 经济理论和政府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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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假设所有社会运转的参与者，都想通过理性的方式增加自己的利益，并在此基础上试图解释社会的运转。我们在第8章详细介绍了边际成本/边际收益法则，实际上我们在整本书中都用到了该法则，它其实是如下假设的一种正式表述：增加一个人的利益，就意味着要扩大边际收益大于边际成本的行动，收缩边际成本大于边际收益的行动。正如我们之前指出过的，经济学家并没有假设货币或物质商品是消费者和生产者关心的唯一成本和收入（或收益），也没有说人们追求的利益必然是狭隘自私的。经济学理论让人明白各种人类利益的社会后果，为什么它不能用于分析那些决定了政府行为过程的人为目标与社会进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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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答案是它的确适用。那些指导《时代周刊》和《新闻周刊》编辑工作的社会互动原则，和那些指导联邦储备公报编制工作的相比，其差别并没有人们想象中的那么大。和私有企业一样，政府也会持有生产产品和提供服务，相应的也要获取生产资源并考虑其边际成本，也就是用于次优用途所能带来的价值。政府和私有企业一样，也必须为它们需要的资源竞价，并向资源所有者提供足够的激励。政府除了正面激励之外还可以使用负面激励（negative incentives），这一点值得注意（我们在后文中还将继续探讨）。例如，坐牢的威胁或许是某些人每年报税时决定上缴多少的主要激励因素，但民间的募捐就不能使用这种激励手段。尽管在决定政府产出的分配上，货币价格只起到很小的作用，政府也还是会面临市场销售和觅价的问题。但是毫无疑问，对政府供应的产品来说也存在需求曲线，由于这些产品特有的稀缺性，它们必须依靠某种差别标准进行配给。于是对政府产品有需求的人就会竞争以满足这些标准，才能按划定的价格买到相应产品。这种看法的主要优势在于可以避免将政府看作“天外救星”（deus ex machina），好像是上天派来救苦救难的神，或者是古希腊剧作家在剧情陷入焦灼时，安排舞台机器升上来的神灵角色。它让我们对政府的预期更加现实，促使我们询问，何种条件可以使政府在某种既定环境下有效行动，而不是假设政府永远都可以得如所愿。这种看法也提醒我们，如果用第三人称单数的代词“它”指称政府容易产生误导，因为政府是众多不同人的互动，根据占优势的产权做出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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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白 回想第1章，只有个人进行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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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疑惑产权和政府行为有什么关系，那你可能暂时忘了，经济学家使用产权的概念来描述游戏规则。政治过程的每个参与者，从选民到行政人员再到总统，对各自可以做什么以及可能做什么都会有某种预期，这些预期反映了产权（property rights）。如果我们用“人们认为他们可以拿走的东西”这个短语来替换“产权”也许会有帮助，但遗憾的是这个短语含有阴谋和不道德行为的意味，并非我们的本意。但是这个短语确实传达了产权这一概念的力量：人们采取的行为取决于他们对行为结果的预期，即他们衡量所作决策对自己来说的期望边际成本和收益——在参议院办公大楼中是如此，在纽约股票交易所里也是如此。理解这两个世界的关键是了解参议员和股东各自拥有的不同“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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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原书第13版） 11.4 采取强制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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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很多政府和非政府之间通常认为的差别，会随着我们深入的审视而模糊或消失，但有一个显著差别却不是这样。政府拥有对成年人采取强制（coercion）的专有权利，这一点被大多数人所认同，但却不是绝对的：彻底的无政府主义者不承认这个权利，还有一些人一般原则上认同政府存在，但却不接受某些不具有合法性的政府享有这种权利。这种权利是排他的，正如我们说“人们没有将法律把持在自己手中的权利”；在需要采取强制的时候，每个人都必须诉诸政府人员（包括警察、法官和议员）。而对成人的强制权将政府和一般家长区分开，人们普遍认同后者在某些条件下对儿童有强制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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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白 我们认同强制，但并不意味着政府可以傲慢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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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制又是什么意思？强制是指通过威胁使用暴力，来减少人们的选择来促成协作。强制应该和另一种促成人们达成协作的方式进行比较，这种方式是说服。说服是指通过承诺扩大人们的选择权来促成协作。在少数情况下，我们无法对具体行为构成强制还是说服达成一致。这些情况通常涉及真正或宣称的欺骗行为，此时我们的分歧在于在促使他人合作时，当事人认为自己有哪些选择，或者我们认为他们应该有哪些权利。但是，这个定义一般都能让我们从影响他们的那些努力中，把强制和非强制的手段区分开来。通过威胁收回选择权、减少人们的自由、剥夺他们的某些权利来确保其达成协作，这个权利我们只授予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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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制的名声不佳，因为大多数人相信（或者认为自己相信），一般应该允许人们做他们想做的事情。另外强制隐含着权威，很多人对于声称权威有天生的敌意。但是交通法告诉我们，必须靠右行驶，在红灯亮起的同时必须停车，这在强制我们的同时，也扩大了我们的自由。它们能够扩大自由的原因在于它们也强制其他人。我们都行驶得更快、更安全了，因为我们都接受了交通法的强制管理。这是对政府及其强制权传统的辩护理由：如果我们都接受对大家自由的一定限制和选择的一定减少，我们就都能获得更大的自由和更多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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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原书第13版） [:1704646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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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原书第13版） 11.5 政府是必要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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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们必须使用强制吗？我们不能靠自愿协作得到同样良好的结果吗？在整本书中，我们一直看到，自愿交易是社会协作的主要机制。为什么自愿交易不能成为我们达成协作的唯一方式？通过认真地提出这个问题并且努力寻找其答案，我们可以对各种达成目标的方法的能力和局限有更多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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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答这个问题的一个方法是问，如果我们的社会根本没有政府会发生什么。会出现什么问题？重要工作会停止进行吗？人们不能通过个人行动或通过自愿联合解决这些问题，完成这些工作吗？要理清这些问题，我们首先从警察保护服务的例子着手。如果没有政府，也会没有警察吗？这是不会的，因为现在是有私人警察机构的。但是，这些是对已有的、基础的政府警察保护的一种补充，向那些有此需要且愿意为此掏钱的人提供额外保护。在没有政府的情况下，我们能获得这种基础的保护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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