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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原书第13版) 11.9 法律和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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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看看政府的一些传统功能,看看这种方式能解释多少,让我们从“法律和秩序”的问题开始。现在可以对上面几页的内容做这样的总结:高交易成本使得人们难以把不付钱的人排除出去,不让他们享有私人警察巡逻的溢出收益。为了防止搭便车者破坏提供警察保护服务的激励,政府引入了强制。政府将这项服务提供给所有人,并收取税金作为非自愿的缴款以支付这项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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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起建立警察机构,通过自愿行动建立解决公民间争端的司法体系也许更容易一些,现有的众多靠自愿捐助资助的仲裁体系说明了这一点。但当居住在同一区域的人都受到共同的法律与规则的约束时,每个人都会从中获益。一个约束所有人、统一和一致执行的规则——不论当事人是否同意,可以让每个人更有信心地做计划。是否可以自信、有效地做计划,是区别一个协作社会与无秩序乌合之众的标志。因为不论人们是否选择为其付钱,受其约束,法律和法院体系都可以给人们带来大量收益,社会使用强制建立和运行司法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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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原书第13版) 11.10 国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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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防是政府的一项传统功能,它提供了一个经典例子,其收益无法只提供给为其支付费用的人,除非以一个高得几乎不能承受的成本。搭便车问题使得依靠自愿支付支持的国防体系在实际中无法实现,因此社会诉诸于强制,通过征税筹集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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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白 国防的提供者如何能够只让为国防支付费用的人享受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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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要仔细留意的是,政府不一定得完全依靠强制来提供“国防”这项产品,这一点很容易被忽略,也没有政府这样做。用于支持军队的税收是强制性的征收,但是在使用资金为军队雇用人员,从供应商那里购买设备的时候,政府靠的是说服和自愿协作,和提供警官和法官时一样。这提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为什么在说服看起来有效、甚至效果更好的时候,政府有时还是会使用强制达到其目的?为什么政府选择将人们征召入伍(进入陪审团)而不是依靠志愿者?大部分为政府工作的人是被说服而非被强迫的,为什么有些人(如义务兵)是被强迫的?军队人员面临的危险不可能是答案的全部,因为人们可以被吸引去做其他危险得多的职业,而且还得不到征兵费。我们会在后面给出进一步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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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原书第13版) 11.11 道路和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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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谁来修路?如果我们不使用强制为街道和公路提供资金,我们能享受充足的道路系统吗?注意,道路系统是否“充足”与我们现有道路的数量和质量并无必然联系,如果新建道路的收益不及其成本,道路就供应过剩了,这当然是可能发生的。如果道路修建完全靠自愿捐助,有理由预测道路整体上的供应不足吗?如果是完全靠收通行费获取收入的人拥有和运营所有道路,交易成本(比如为排除搭便车者而产生的成本)可能会大得惊人。另外,并不只有开车的人才独享修路的收益。在灰尘漫天的砾石路旁居住的人,即使他们从来不开车,也能从铺设沥青等路面的整修中获益。那些未使用强制在偏远地区或私人区域修路的实践,虽然说明这种事可以做到,但也同时说明依靠完全自愿的方式保障协作,成本会非常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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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强制为教育筹资情况会怎样呢?这里的观点是,对人们而言教育的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的时候,其后他们就停止接受教育了。但是除了受教育的本人,教育还可以产生大量正外部性,让其他的人受益。因此,当公民学习更清晰地阅读和思考的时候,民主国家里的每个人都会受益。因为我们在确定应该获得多少教育的时候,并没有将溢出收益考虑在内,所以我们获得的教育少于最优值。政府使用税收资助教育,降低了潜在学生的教育成本,引导其接受更多先前可能不会接受的教育。问题出现了,就像道路的例子一样,使用强制防止供应不足在实践中不会导致供应过剩吗?后面我们将会再次回到这个问题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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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原书第13版) 11.12 收入再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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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行为的另一个重要类别是为穷人或残疾人提供特殊援助——货币资助、食品券、医疗、住房补贴和各种社会服务。为什么这种行为需要使用强制呢?为什么我们不能靠自愿的慈善捐助,而不是强迫人们通过纳税筹资呢?部分答案是,慈善捐助存在搭便车问题。假设所有公民都愿意做慈善捐助,想要看到更多的收入能够提供给特别贫困和不幸的人。尽管有些公民能从捐助慈善事业当中产生直接的满足感,然而大多数人还是希望以对他们来说最小的成本让问题得到解决,让受苦的人得到救济。他们想看到贫困的人受到帮助,但是他们只想看到别人提供帮助,因此他们表现得像搭便车的人。他们减少自己的捐助,希望别人提供足够多的捐助,解决问题。但是每个人都等着别人捐助,捐助数量就达不到人们想要筹集的水平。在这种情况下,税收向人们确保其他人也同样在尽自己的一份义务,这样就能让人们愿意多提供一些捐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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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原书第13版) 11.13 自愿交易的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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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于管制一类的众多政府行为又如何呢?为什么联邦政府、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对如此多的公民行为加以管制,使用强制控制人们可以自愿交易的物品类别?政府使用强制控制自愿交易的行为,促使我们更努力、更多地思考政府在管制名义下所做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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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的答案是,除非政府对某些种类的自愿交易加以管理,否则有权势且无所顾忌的人会不公平地利用弱小无辜的人,这是一种普遍的信念。这种家长式的说法[1]当然有可取之处,但是也常常被特殊利益集团滥用,其行为恰恰“不公平地利用了弱小无辜的人”。交易成本是这个问题的另一部分答案。我们所有人都拿出秤来检查屠户用的秤是否准确,用我们自己的汽油桶检查加油站的油泵是否作弊,这么做的成本非常高昂。而当医生必须获得执照,新药在上市前必须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的批准时,购买者就能够省去评估这些产品的成本,而且这些产品的质量消费者本人难以了解,除非支付高昂的成本。政府机构强制经销商获取认证,这样可以让我们所有人都以更低的成本进行满意的交易。大量政府管制可以被视为用来降低信息获取成本的一种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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