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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原书第13版） 11.16 民选官员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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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白 从现在开始每年支付2000美元，马上得到1000美元的收益，对不这么做一年内就会卸任的人来说，这是值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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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即使我们能够假设议员可以充分了解信息之后再行投票，我们能够认定他们是为公共利益投的票吗？当选的民意代表是不偏不倚的吗？换用一种方式提问，他们总会按照可及信息所告诉他们的那样投票而没有私心吗？经济学理论假设人们为了自身利益行事，而不是为了公共利益行事。有时支持公共利益是符合议员的自身利益的，但如何达成这种利益的一致，是设计政治制度的主要议题；我们不能只是设想这种有利的一致，而不问我们的制度能否产生这种一致。因为在大多数民选官员之中，谋求连任是常见并且正当的利益，我们将集中分析这种特定的私人利益。连任的利益可以引导民选官员为公共利益投票并行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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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让我们关注谋求连任如何限制民选官员做计划的跨度。民选官员不能承受太遥远的未来展望，其计划必须能在下一次选举之前见效，否则这些在位者就可能被提出更好承诺的人取代。我们在本书最后的部分将看到，对于短期的过度重视，让政府难以有效地应对经济衰退和通货膨胀。其实对于政府的任何一种政策，情况都是如此。在下一次选举来临前，民选官员会尽可能地在这段时期内实现政策的收益，而严重低估其后可能带来的成本。因此，虽然他们拥有关于特定政策后果更好的知识，但谋求连任的利益使得他们难以充分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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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面我们列举了一些原因，说明为什么议员更有可能获得充分的信息，其中我们提到的两点同样解释了为什么议员不会总是按照信息本身告诉他们的那样去做，即我们列举的原因中的最后两点：很多人热衷将相关信息提供给议员；议员的选票受到监督而且议员必须为之辩护。问题在于，在给议员提供信息（或者说游说）以及让议员对其行为负责（或者说留名）这两点上，特殊利益集团会对此非常有兴趣，与政治过程相关的正外部性几乎使之成为必然。举例而言，联邦政府给予地方政府拨款资助一些地方项目，没有这些拨款，这些项目就无法进行，这可以清晰地说明上述过程。这些项目原本不会进行，因为其积累的收益会小于其成本；那么对于这些未通过成本收益分析的项目，为什么联邦政府还要补贴并确保其完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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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大都会”[1]市对建设一条轻轨系统的可行性进行了研究，目前该市还没有轻轨系统。市政府聘请了交通工程师、土木工程师、人口统计学家、城市规划设计师、经济学家和其他专家，评估建设该系统的成本以及为该市市区及郊区居民带来的收益，成本和收益均以美元计算。假设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在将所有成本和收益以合理的比率折现之后，建设的直接成本是所有未来收益（有形的和无形的、可能的和不可能的、真实的和想象中的）的两倍。事情到这儿就应该结束了。但是，有一个很好的机会让这件事可以继续下去，众多当地的利益集团希望能够建设轻轨。首先是建筑业的所有业内人士；其次是永远无法忘怀童年时期对火车热爱的那些市民；再次是所有本市的热心拥护者，他们希望“大都会”市能够发展得更像纽约和芝加哥，他们认为一个世界级城市需要有一条通勤铁路系统。“大都会”市的主要报纸也会异口同声地支持这个宏大的项目，除了其对本地发展有诸多潜在的贡献之外，更重要的是它可能会带来广告客户的增长。最后也是最关键的是当地的政府官员，不仅包括市一级和县一级政府的官员，也包括本地区在国会的众议员和参议员，他们都非常希望促成此项目，因此而扬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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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白 议员更关注那些自身对事情多加关注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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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为了取悦当地选民，其政府官员们会到华盛顿做工作，寻求足以支付60%建设成本的联邦拨款来启动这个项目。为什么美国的纳税人应该为一个未通过成本——收益分析的项目支付60%的建设成本？因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没有关注这件事！洛杉矶和其他任何地方的纳税人多付了几美元，资助“大都会”区不起眼的小项目，这几美元甚至不足以激起他们的好奇。因此“大都会”区的议员会说服洛杉矶和加利福尼亚的议员，为“大都会”市的轻轨系统投票，暗含的意思是，下次“大都会”区的议员也会支持洛杉矶的类似小项目。该轻轨系统为当地政府官员带来巨大的收益，他们将受到人们的密切关注，在改选的时候也会得到建筑业、铁路爱好者、本市的热心拥护者和“大都会”各家日报的慷慨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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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美国的政府层级中，“自治市”（city）在“县”（county）之下，临近的几个市或郡可以联合起来，组成一个以其中某个著名城市命名的大都会区（metropolitan area）。——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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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原书第13版） 11.17 集中的收益，分散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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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过程从来都是这样：少数能获得巨大利益的人会投入庞大的资源，试图影响政治进程；剩下的大部分人，虽然他们整体上可能可以获得更多，但落到个人就只能获得少许利益，于是就几乎什么也不投资。民主政治进程之中的逻辑是，将收益集中于组织良好、信息完备、获利最多的少数人手中；而将成本分散到没有组织、信息缺乏也得不到什么利益的个人身上。议员会对这种压力有所回应，因为他们中的大多数发现这对他们的连任有好处。为此指责他们没有原则似乎是徒劳之举，因为与极端刚正不阿却落选的前任议员相比，一个聪明、诚实的议员虽然可能需要为了生存而牺牲部分原则，但其日后可以更有效地为民众服务。真正的问题在于正外部性促使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采取搭便车的行为，希望其他人承担游说的成本，而我们都能从中获益。然而现代政治经济学家论证了，民主政府内制定政策的倾向是集中收益，分散成本，这为我们提供了最好的例证，帮助我们了解为什么成功的政治不一定符合好的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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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白 政治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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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原书第13版） 11.18 正外部性和政府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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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我们可以顺理成章地得出结论：政府政策往往会受到特殊利益集团的支配。政府在行为选取上，往往宁可给多数人带来小小的伤害，而不是让少数人极不高兴。与公共利益相比，政府政策更多地被一串举不胜举且相当偏面而狭隘的利益所指引。这就是为什么消费者的利益在舆论上占上风，而生产者的利益却控制着政策。生产者的利益更加集中，因而更加受到关注。生产者知道，他们行动与否对于自身利益将带来显著差别，因此他们付诸的行动符合自己的利益。但是每个单独消费者只能从政治行动中获取一丁点收益，因而他们没有激励承担相应行动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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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为了防止道路供应不足而使用强制，却常常会导致道路供应过剩的原因吗？在经济体系中，当纳税人的一般利益与小团体的明确利益针锋相对时，前者的结果不会太好。同样的分析也适用于学校教育。一些议员想要通过削减教育或研究经费来节省纳税人的钱，提供学校教育的人（注意，我们自己是既得利益者）可以让这些议员的日子不好过。在每个人都希望降低开支的时候，议员们仍批准越来越多的开支。对于议员们的这种让人疑惑的举动，我们有这样的解释：要降低预算，只有砍掉某些具体项目，然而每个特殊利益集团都会确保自己的项目不被砍掉，因此开支无法得以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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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美国实行强制的征兵制？国会恢复征兵制的可能性有多大？至少在和平时期的某些领域中，为确保我们想要的合作说服其实已经足够发挥作用，但征兵制将强制拓展侵入这些领域。征兵制之所以存在这么长时间，一方面或许是因为军事机构对于维持稳定的兵源非常看重，另一方面是那些受到征兵不利影响的人更有动机去寻找自己的解脱门路，而不是攻击整个征兵体系。有趣的是先前那些鼓吹恢复征兵制的人，在“9·11”事件与伊拉克战争之后，转而谈论某种针对所有年轻人的短期义务兵役。这种策略（假设这是一种策略）会增加反对征兵制的人吗？或者它能够将征兵给被征人员带来的期望成本减小到某个临界值之下，由此他们不会去加入反对恢复征兵制的政治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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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分析政府消除贫困的那些努力呢？我们可以预见，在用货币支付取代实物支付这件事上，议员的动作会很慢。农场主从食品券计划中获益，建筑业从住房补贴中获益，医疗业因卫生保健补助而增长，教师从贫困生教育补贴中获益，社工知道把钱给穷人永远不及雇用更多从事“专业救助”的人好处多。这些团体的政治影响，让议员更倾向于支持对穷人进行实物支付，而不是货币支付。可能有其他更好的反对货币支付的理由，但如果货币也像其他实物那样是由某个“货币业”制造并销售的，他们就可能游说国会，以使货币补偿这种备选方案得到更多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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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原书第13版） 11.19 人们如何界定公共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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