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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为了取悦当地选民，其政府官员们会到华盛顿做工作，寻求足以支付60%建设成本的联邦拨款来启动这个项目。为什么美国的纳税人应该为一个未通过成本——收益分析的项目支付60%的建设成本？因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没有关注这件事！洛杉矶和其他任何地方的纳税人多付了几美元，资助“大都会”区不起眼的小项目，这几美元甚至不足以激起他们的好奇。因此“大都会”区的议员会说服洛杉矶和加利福尼亚的议员，为“大都会”市的轻轨系统投票，暗含的意思是，下次“大都会”区的议员也会支持洛杉矶的类似小项目。该轻轨系统为当地政府官员带来巨大的收益，他们将受到人们的密切关注，在改选的时候也会得到建筑业、铁路爱好者、本市的热心拥护者和“大都会”各家日报的慷慨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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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美国的政府层级中，“自治市”（city）在“县”（county）之下，临近的几个市或郡可以联合起来，组成一个以其中某个著名城市命名的大都会区（metropolitan area）。——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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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原书第13版） 11.17 集中的收益，分散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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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过程从来都是这样：少数能获得巨大利益的人会投入庞大的资源，试图影响政治进程；剩下的大部分人，虽然他们整体上可能可以获得更多，但落到个人就只能获得少许利益，于是就几乎什么也不投资。民主政治进程之中的逻辑是，将收益集中于组织良好、信息完备、获利最多的少数人手中；而将成本分散到没有组织、信息缺乏也得不到什么利益的个人身上。议员会对这种压力有所回应，因为他们中的大多数发现这对他们的连任有好处。为此指责他们没有原则似乎是徒劳之举，因为与极端刚正不阿却落选的前任议员相比，一个聪明、诚实的议员虽然可能需要为了生存而牺牲部分原则，但其日后可以更有效地为民众服务。真正的问题在于正外部性促使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采取搭便车的行为，希望其他人承担游说的成本，而我们都能从中获益。然而现代政治经济学家论证了，民主政府内制定政策的倾向是集中收益，分散成本，这为我们提供了最好的例证，帮助我们了解为什么成功的政治不一定符合好的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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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白 政治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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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原书第13版） 11.18 正外部性和政府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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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我们可以顺理成章地得出结论：政府政策往往会受到特殊利益集团的支配。政府在行为选取上，往往宁可给多数人带来小小的伤害，而不是让少数人极不高兴。与公共利益相比，政府政策更多地被一串举不胜举且相当偏面而狭隘的利益所指引。这就是为什么消费者的利益在舆论上占上风，而生产者的利益却控制着政策。生产者的利益更加集中，因而更加受到关注。生产者知道，他们行动与否对于自身利益将带来显著差别，因此他们付诸的行动符合自己的利益。但是每个单独消费者只能从政治行动中获取一丁点收益，因而他们没有激励承担相应行动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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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为了防止道路供应不足而使用强制，却常常会导致道路供应过剩的原因吗？在经济体系中，当纳税人的一般利益与小团体的明确利益针锋相对时，前者的结果不会太好。同样的分析也适用于学校教育。一些议员想要通过削减教育或研究经费来节省纳税人的钱，提供学校教育的人（注意，我们自己是既得利益者）可以让这些议员的日子不好过。在每个人都希望降低开支的时候，议员们仍批准越来越多的开支。对于议员们的这种让人疑惑的举动，我们有这样的解释：要降低预算，只有砍掉某些具体项目，然而每个特殊利益集团都会确保自己的项目不被砍掉，因此开支无法得以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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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美国实行强制的征兵制？国会恢复征兵制的可能性有多大？至少在和平时期的某些领域中，为确保我们想要的合作说服其实已经足够发挥作用，但征兵制将强制拓展侵入这些领域。征兵制之所以存在这么长时间，一方面或许是因为军事机构对于维持稳定的兵源非常看重，另一方面是那些受到征兵不利影响的人更有动机去寻找自己的解脱门路，而不是攻击整个征兵体系。有趣的是先前那些鼓吹恢复征兵制的人，在“9·11”事件与伊拉克战争之后，转而谈论某种针对所有年轻人的短期义务兵役。这种策略（假设这是一种策略）会增加反对征兵制的人吗？或者它能够将征兵给被征人员带来的期望成本减小到某个临界值之下，由此他们不会去加入反对恢复征兵制的政治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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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分析政府消除贫困的那些努力呢？我们可以预见，在用货币支付取代实物支付这件事上，议员的动作会很慢。农场主从食品券计划中获益，建筑业从住房补贴中获益，医疗业因卫生保健补助而增长，教师从贫困生教育补贴中获益，社工知道把钱给穷人永远不及雇用更多从事“专业救助”的人好处多。这些团体的政治影响，让议员更倾向于支持对穷人进行实物支付，而不是货币支付。可能有其他更好的反对货币支付的理由，但如果货币也像其他实物那样是由某个“货币业”制造并销售的，他们就可能游说国会，以使货币补偿这种备选方案得到更多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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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原书第13版） 11.19 人们如何界定公共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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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并不意味着农场主、医院管理者或者社工不关心公共利益，它只意味着这些人都对自己的利益有某种程度的关心。即使政府机构内那些专门被委以保护公共利益的人，也会根据他们自己的独特利益定义公共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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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试想FDA的一名工作人员，他负责防止未经“充分检测”的新药流入市场。什么是“充分检测”？它指的是通过检测确保我们在一种新药被允许进入市场前，了解其所有副作用。但是我们从来不可能万无一失。我们能做的只是获取更多的信息，从而减少人们因意外的副作用失去生命或者受到严重伤害的风险。这种风险我们能降低多少呢？不会太多，因为与更多测试相关联的，除了收益还有成本。一项主要的成本是有人会因此失去生命或无法缓解病痛，因为药物在接受检测的时候，还无法在市场上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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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新药过早地引入市场而使人失去生命，以及由于新药过迟引入市场而使人失去生命，FDA专员将如何评估这两种成本呢？如果经过FDA批准的药物发现有致命的副作用，人们就会责怪FDA；如果FDA拒绝批准一种药物，其后在其他国家发现这种药物有致命的副作用，人们就会称赞FDA。但如果一种药物最终被证明是非常成功的，而在其接受检测时有人失去生命，有人忍受病痛，几乎没有人会因此谴责FDA。于是FDA专员发现，相对于病人的边际收益和边际成本相等决定的最优检测水平，多做些检测更符合公众们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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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原书第13版） [:1704646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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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原书第13版） 11.20 囚徒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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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我们所讨论的问题，其核心特征可以用一个有趣的概念阐述，这个概念就是“囚徒困境”，看到这个名字就知道其最初是通过两个囚犯和一个聪明检察官的故事展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