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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根据近期经验可知，在1999年收入排在最低20%这一区间的家庭中，约有60%在2007年已攀升到了收入更高的组别。但情况并不仅限于此，其中有30%的家庭在这年间至少飞跃了两个五分位组。大部分贫困人口都变得更加富裕了。这种流动性是双向的：1999年收入排在最高20%这一区间的家庭里，近40%的家庭在2010年至少下降了一个五分位组。[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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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请等一下，”教室后头又传来了那个不屈不挠的问话声，“表12-1中的数据又该如何解释？在1960年，收入最低20%的家庭占了国民总收入的4.8%，到了2010年，这一比重下跌至3.8%。如果真的如您所说，贫困人口在过去的50年变得更富裕了，那么这一比重为什么会下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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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白 所赚收入的比重和所赚收入的绝对数目并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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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清晰的回答在此：举个可能有些不当的比喻，过去的50年，经济蛋糕也在突飞猛进地扩张。尽管收入最低的群组分到的蛋糕份额比以前更小了，但他们这些年来享用的蛋糕块头却变大了。例如，若以2005年的美元水平来计算，1960年的国内生产总值粗计为3万亿美元。国内生产总值可有效代表国民收入，我们将在下一章再对其进行进一步讨论。收入最低的群组赚到了4.8%的收入，约合1450亿美元。而在2010年，国内生产总值粗计为13万亿美元，这些收入最低群组中的新家庭占据了其中的3.8%的比例，约合5000亿美元。分给最低收入家庭的蛋糕在这50年增加了近3.5倍。把这个比喻抛开，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最低收入群组中新出现的那些家庭所赚的收入扣除物价因素，也增长了3.5倍。没错，有钱人也变得越发有钱了，但穷人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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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们已经展示了家庭收入分配的情况。美国人口普查局也测算了住户间的收入分配，二者模式基本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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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见罗伯特·卡罗尔的《收入流动性和百万富翁的持续性（1997～2007年）》，税务基金会特别报告第180号（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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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原书第13版） 12.13 收入再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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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不平等现象确实存在。人们之所以关注这类问题，通常是因为他们相信收入分配太过于不平等是不可取的。请再次注意，这一观点有别于“贫困是不可取的”。一个近乎平等的社会也可以深受贫困所扰，正如许多国家当前的情况一般，并且这种情况还将继续下去。同样，极度的不平等也可能和极少的贫困共存。很少有人能停下来仔细思考这些问题：为什么和贫困相伴生的不平等现象是不可取的，多大程度的不平等是可以接受的，又或者为什么比起其他形式的不平等而言，货币收入上的不平等理应得到如此多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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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这些重要问题的回答究竟是什么，旨在缓和美国家庭和个人间收入不平等现象的项目势必将触礁：因为收入并不是真正分配给某人的，因此实际上也就不能进行再分配。没有人有资格把社会产品按比例分发出去。哪怕是对政府而言，它所能做的最多也不过就是改变游戏的规则，以期获得一个更合意的结果。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从来不会和预想中的一模一样，甚至有可能产生截然不同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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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白 税收和补贴改变激励机制，进而改变人们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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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和收入不平等现象最简单、最直接的方式似乎就是对高收入者征税，再把现金转移给低收入者这一套程序。然而，经济体系里没有任何东西能和它乍看起来那般简单直接。要想提高对高额收入的税率，政府必须改变把特定收入和应缴税款联系在一起的法规。如果规则得以改变，人们并不只是交完高额税款了事；他们也会想方设法调整自己的行为，好把新法规对自己的影响降到最低。有人可能会选择合法避税，也有人可能会选择非法逃税；这些调整措施尽管各不相同，但都共同推动这些法规偏离原道，让它们实际产生的效果和制定时的原意大相径庭。征税带来的收入将比我们所希望的要少，并且很可能是少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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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补充贫困人口的收入，政府必须制定新法规来控制申请补助的资格。但是，人们会根据新标准来调整自己的行为，所以这些法规的修订将产生意料之外的效果。同样，调整措施也有合法与不合法之分；但是各措施的综合影响力是不容小觑的，因为可供调整的边缘地带实在数不胜数。这一政策尽管旨在缓解不平等现象，但却很可能导致被归类为贫穷人口的实际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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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考虑这样一种情况：单亲家庭，家长还带着三个幼小的孩子。不幸的是，这种情况虽属假设，但却不是不可能发生。假设母亲正在接受每月400美元的现金补助、价值100美元的食品救济券，以及供她和孩子使用的价值50美元的医疗补贴。然后，她得到了一个工作机会，每月收入1000美元。她是否会选择放弃福利，接受这份工作？如果她这么做了，她的境遇是否会得到改善？她获得的福利无需征税，但她选择赚取收入的话，就需要支付社会保险和所得税。同时，如果接受这份工作的话，她还得为孩子们找日托服务，额外添置一些衣物，并且还得承担上班的交通费用。此外，她还将失去她每月的现金补贴，她的家庭也不再有资格获得食品救济券和医疗补助。如果她把接受这份工作所带来的开支加总起来，她很可能会发现，她的收入将要被“征税”，边际税率高达90%甚至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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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白 边际税率：每增加一单位收入，收税人征收的税收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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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大可以套进去一些合理的数字，来自己检查计算结果。如果所得税、社会保险，加上日托、交通和添置衣物每月一共从她的薪金里扣掉350美元，而损失的福利将每月扣除550美元收入，那么为了赚1000美元，她要付出900美元的代价。这相当于90%的边际税率，或者说对福利收入之外的新增部分征90%的税。这听起来可并不怎么吸引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这位单身母亲选择拒绝工作机会，继续靠福利为生并且照顾她的孩子，那么没有人能谴责她懒散或是不负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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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得起游艇的人必然是富人，在各种垃圾桶里头翻捡的人必然穷到了极点。但如果我们制定一项新法规，规定所有的游艇主人每年都必须捐2万美元给一个为捡垃圾的人设立的基金会，而每个捡垃圾的人都有权向基金会每年申领2000美元，那么登记在案的游艇主人就会急剧减少，而声称自己靠捡垃圾为生的人则会显著增加。用这种方式来总结这个问题未免有些过于戏剧化，但它确实说明了问题的关键所在。在家庭里，慈爱的父母能够按照孩子们的能力和需要把任务以及福利分配给他们，然而，对美国这样的庞大社会而言，这种方式行不通。美国不可能把任务和福利分配给公民。人们根据达成共识的游戏规则，追求自己的利益，相应地，在这一过程中，任务和福利也会不可避免地分配下去。改变规则能带来什么样的效果，政府通过收入再分配取得的效果都受其所限。几乎可以肯定的是，这一结果想必不会比改变规则时所希冀的更令人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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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原书第13版） 12.14 改变规则与社会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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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可能会认为，当起初对规则的改变未能达到预期的结果时，解决方案就是再次改变规则，并不断进行修改，直到实现目标。但是谁拥有选择这些微调控需要的知识呢？即使知识已是可利用资源，在民主社会里，谁又有权力让屡屡调整的规则次次生效？最重要的是，当一个社会被迫承受不断修改的规则时，这个社会高度专业化的经济系统赖以生存的复杂合作过程又将发生什么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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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进行投资、做出牺牲，此外还说服自己相信既定产权会受到尊重，相信规则起码在“游戏进程中”不会被改变。若有规则声称，“所有的规则都随时可以被改变”，那么绝大部分社会合作的基础也会分崩离析。如果人们要规划未来，并且把长期影响考虑在内，那么产权就必须合理清晰，而且十分稳定。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如果参与者的预期常常因为游戏规则意料之外的改变而失望落空，那么他们就会停止参与普通的游戏，转而把注意力投向真正关乎全局的游戏：规则的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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