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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和收入不平等现象最简单、最直接的方式似乎就是对高收入者征税，再把现金转移给低收入者这一套程序。然而，经济体系里没有任何东西能和它乍看起来那般简单直接。要想提高对高额收入的税率，政府必须改变把特定收入和应缴税款联系在一起的法规。如果规则得以改变，人们并不只是交完高额税款了事；他们也会想方设法调整自己的行为，好把新法规对自己的影响降到最低。有人可能会选择合法避税，也有人可能会选择非法逃税；这些调整措施尽管各不相同，但都共同推动这些法规偏离原道，让它们实际产生的效果和制定时的原意大相径庭。征税带来的收入将比我们所希望的要少，并且很可能是少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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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补充贫困人口的收入，政府必须制定新法规来控制申请补助的资格。但是，人们会根据新标准来调整自己的行为，所以这些法规的修订将产生意料之外的效果。同样，调整措施也有合法与不合法之分；但是各措施的综合影响力是不容小觑的，因为可供调整的边缘地带实在数不胜数。这一政策尽管旨在缓解不平等现象，但却很可能导致被归类为贫穷人口的实际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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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考虑这样一种情况：单亲家庭，家长还带着三个幼小的孩子。不幸的是，这种情况虽属假设，但却不是不可能发生。假设母亲正在接受每月400美元的现金补助、价值100美元的食品救济券，以及供她和孩子使用的价值50美元的医疗补贴。然后，她得到了一个工作机会，每月收入1000美元。她是否会选择放弃福利，接受这份工作？如果她这么做了，她的境遇是否会得到改善？她获得的福利无需征税，但她选择赚取收入的话，就需要支付社会保险和所得税。同时，如果接受这份工作的话，她还得为孩子们找日托服务，额外添置一些衣物，并且还得承担上班的交通费用。此外，她还将失去她每月的现金补贴，她的家庭也不再有资格获得食品救济券和医疗补助。如果她把接受这份工作所带来的开支加总起来，她很可能会发现，她的收入将要被“征税”，边际税率高达90%甚至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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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白 边际税率：每增加一单位收入，收税人征收的税收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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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大可以套进去一些合理的数字，来自己检查计算结果。如果所得税、社会保险，加上日托、交通和添置衣物每月一共从她的薪金里扣掉350美元，而损失的福利将每月扣除550美元收入，那么为了赚1000美元，她要付出900美元的代价。这相当于90%的边际税率，或者说对福利收入之外的新增部分征90%的税。这听起来可并不怎么吸引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这位单身母亲选择拒绝工作机会，继续靠福利为生并且照顾她的孩子，那么没有人能谴责她懒散或是不负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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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得起游艇的人必然是富人，在各种垃圾桶里头翻捡的人必然穷到了极点。但如果我们制定一项新法规，规定所有的游艇主人每年都必须捐2万美元给一个为捡垃圾的人设立的基金会，而每个捡垃圾的人都有权向基金会每年申领2000美元，那么登记在案的游艇主人就会急剧减少，而声称自己靠捡垃圾为生的人则会显著增加。用这种方式来总结这个问题未免有些过于戏剧化，但它确实说明了问题的关键所在。在家庭里，慈爱的父母能够按照孩子们的能力和需要把任务以及福利分配给他们，然而，对美国这样的庞大社会而言，这种方式行不通。美国不可能把任务和福利分配给公民。人们根据达成共识的游戏规则，追求自己的利益，相应地，在这一过程中，任务和福利也会不可避免地分配下去。改变规则能带来什么样的效果，政府通过收入再分配取得的效果都受其所限。几乎可以肯定的是，这一结果想必不会比改变规则时所希冀的更令人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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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原书第13版） 12.14 改变规则与社会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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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可能会认为，当起初对规则的改变未能达到预期的结果时，解决方案就是再次改变规则，并不断进行修改，直到实现目标。但是谁拥有选择这些微调控需要的知识呢？即使知识已是可利用资源，在民主社会里，谁又有权力让屡屡调整的规则次次生效？最重要的是，当一个社会被迫承受不断修改的规则时，这个社会高度专业化的经济系统赖以生存的复杂合作过程又将发生什么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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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进行投资、做出牺牲，此外还说服自己相信既定产权会受到尊重，相信规则起码在“游戏进程中”不会被改变。若有规则声称，“所有的规则都随时可以被改变”，那么绝大部分社会合作的基础也会分崩离析。如果人们要规划未来，并且把长期影响考虑在内，那么产权就必须合理清晰，而且十分稳定。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如果参与者的预期常常因为游戏规则意料之外的改变而失望落空，那么他们就会停止参与普通的游戏，转而把注意力投向真正关乎全局的游戏：规则的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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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原书第13版） 简短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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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分配是生产性服务的供给和需求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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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性资源的生产即为投资，或资本创造。资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形式是人力资本，即通过投资产生并体现在人类身上的生产性能力。人力资本的生产是一个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因为美国大部分人的货币收入都是通过提供人力资源服务获取的，哪怕富裕阶层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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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投资的金额和性质都取决于明确划分且被人们广泛接受的产权，因为产权决定了人们可供选择的行动会带来什么样的预期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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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偏好率较低，就意味着会鼓励投资多过消费。对投资的未来回报的不确定性越大，未来收入折合成的现实收入也就越少，因而投资也会相应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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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对哪种生产性服务的需求都不会是完全无弹性的。价格越低，需求的数量就越多；价格越低，需求的数量就越少。究其原因，是因为无论什么生产性服务都能找到相应的替代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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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达到目标，生产性服务的潜在用户有多种可用程序以供选择。通过对比不同选择的边际收益和边际成本比率，潜在用户得以决定他们需要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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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生产性服务的需求，并因此而生成的价格，部分地依赖于对它们产出产品的需求。但是，生产性服务的价格也影响了生产特定产品、其价格的成本、数量要求，因而对于那些生产性服务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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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生产性服务产出产品的需求决定了对服务本身的需求，因而也就决定了生产性服务的价格。但是，生产性服务的价格也会影响生产特定产品的成本，并进一步影响产品价格、产品需求数量，继而影响对这些生产性服务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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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性服务的供给者不会与服务需求者竞争。供给者只会与其他供给者一较高下，相应地，供给者也只会在彼此之间互相竞争。为了追求更高的收入，人们会自发试着抑制竞争。因为不管是供给者所能获得的，还是需求者必须付出的，都取决于竞争者提供的选择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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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在20世纪的前75年，美国的经济增长大幅降低了贫困人口所占比例，但在这个世纪余下来的时间里，贫困率几乎一直稳定在原水平线，甚至还隐有上升迹象。过去的数十年间，一大特色就是不平等现象一直在加剧，虽然幅度不大，但势头却颇为稳定。主要的原因如下：①技能熟练度较低、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工人数大幅增长，与此同时，对技能要求和受教育广泛程度更高的工人的需求却在不断攀升；②单亲且低收入家庭数目增长，与此同时，双亲双职工、并且收入更高的家庭也在增多；③相对较贫困且不具备技能的移民数目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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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不平等现象的数据可能会具有误导性，具体表现在两方面。首先，统计数据给人造成误解，似乎随着时间流逝，不同收入分组里的家庭或住户永远都是固定不变的。然而对收入流动性的测算表明，事实恰恰相反。人们往往在不断开发自身人力资本的同时，从较低的收入分组攀升到较高的分组。与此同时，那些今天还待在金字塔尖的收入最高的人，有可能第二天就滑落到较低的分组。其次，数据显示不平等现象在加剧，仿佛意味着低等收入群组赚取的社会国民收入份额越来越少。然而，尽管他们所占的收入比例下降了，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他们赚取的国民收入数额却大幅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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