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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开发各种模型或采用各种比喻，来描述相对较小的扰动如何通过经济系统的传递产生巨大的总体效果。其中很多描述了某种循环流动机制，以反映经济系统如何将种种小事件转变成为经济繁荣与萧条交替循环的模式，而后者200年来一直被人们认为是由市场调节的经济系统的特征。因为每个人的支出都将成为其他某些人的收入，而收入又将进一步影响人们的支出，于是公共消费信心上的微小变化所带来的支出决策上的些许变化，可以产生螺旋式的相互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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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白 总收入一定等于总产出，但总需求可以小于总产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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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收入和产出的核算提醒我们，可用于购买新生产产品的总收入，总是也一定和这些产品的支付价格相等，即总收入一定都会被花掉用于购买总产出[1]。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至少应该将其作为分析的起点。与之相对的，是一种奇怪但传播广泛且持久的恐惧，认为总产出一旦增长过快，总需求无法跟上，经济系统会由于生产过剩而崩溃。总收入总是和总产出以相同的速率增长，其道理很简单，它们是从相反的角度观看的同一种现象。这是理所当然的，而且并不意味着总需求一定要和总产出相等。那么，如果人们选择不花掉他们的全部收入呢？如果决定将收入的一部分储蓄起来，不会让总需求降至总产出水平之下吗？这不会导致生产过剩和经济崩溃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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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取决于人们用他们省下来的收入做什么。除了极少数（因而不重要）的守财奴和怪人之外，人们会用积蓄投资。直到20世纪30年代，这至少是绝大部分经济学家一致认同的观点。人们不会把积蓄塞在床垫下面或者放在饼干筒里，他们会让积蓄发挥作用。如果他们自己不用积蓄购买资本品（capital goods），那么他们会购买某种金融资产（如债券、股票、储蓄账户），从而将积蓄转移到那些会购买资本品的人们手里。亚当·斯密简明地说明了这个规则：“通常每年的积蓄与每年普通的消费一样几乎同时被花掉，只不过这些积蓄是被另一拨人花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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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密认为只要有“尚可的安全性”，人们只有“彻底疯了”（他的原话）才会不将储蓄用于投资。因此对生产过剩或消费不足的恐惧是没有根据的。根据斯密和19世纪其大多数继承者的观点，对总需求可能不足的担心，是对经济系统基本运作缺乏理解的证明。生产过剩不是问题；挑战的所在是要增加生产，从而能够给人们提供更多生活的“必需和便利”。经济系统中政府的工作不是刺激需求，而是维持消费的激励，其中主要是通过维护财产安全。只要做到这一点，人们想要改善其状况的天性就会引领他们生产、积蓄、投资，从而促进产出不断增长。消费（即需求面）会自己管好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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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大萧条让这种乐观的信念偃旗息鼓。在很多政治家和知识分子眼中，20世纪30年代，总需求显然并不总是能“自己管好自己”。结果兴起了关注和培育总需求的新的经济理论和政策。这些理论兴盛了很多年，直至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实践揭示出这些理论中的一些突出的缺陷。与科学知识一般总是不断取得进展形成强烈反差的是，今天的经济学家可能不如他们的前辈那么确信，认为自己已经了解了导致总量波动的原因及相应的应对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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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要正确理解这段需要联系上下文，作者主要想强调的是，即使储蓄最终也会作为投资被其他人花掉，而关于总产出中没有卖掉的存货，回想上文计算GDP时已经将其处理为“被厂商自己购买”，计入厂商的年度采购总额中了。——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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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原书第13版） 延伸阅读：国民收入核算的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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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白 GDP旨在衡量一段时期内的经济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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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收入核算人员计算GDP以衡量宏观经济的表现，这衡量的当然不是“社会福利”、国民“幸福”或“整体满意度”。实际GDP的持续增长（经济增长），并不必然意味着人们比以前更幸福、对自己感觉更好、发现了生活中的更多意义或者离发现上帝更进了一步；实际GDP的下降，也不一定意味着人们对其生活感觉更不幸等。GDP的本意就是要体现经济绩效（economic performance），但是它体现得并不完美。经济学家认识到，GDP系统性地忽略了几种对经济绩效有贡献的生产性活动。我们只讨论其中几种，以让你对这些争议中的问题有所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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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白 付给一个顾问咨询费增加了GDP，但是向一个朋友询问意见则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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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P忽略了所有非市场形式的生产。回想一下，GDP是以最终商品和劳务的市场价格（market price）衡量的。同样对于全体国内经济中的资源提供者，将他们取得的货币收入（incomes paid in money）相加，也可以计算出GDP。当然在现代商业社会中，我们很多的活动都是通过产权的买卖完成的。但是并非所有生产活动都会在市场上交易以获取货币，尽管这些活动也同样创造财富。试想这样两个例子：布朗一家雇用了一位全职保姆来做家务并照看孩子，他们每周支付300美元作为她的劳务费。街对面的琼斯一家，琼斯太太是全职妈妈，自己做家务照看孩子。琼斯太太或许可以（或许不能）对她丈夫的收入有所支配，但是她没有为自己的劳动获得货币报酬。她们的劳动在两个家庭中都是稀缺品，但只有布朗家雇用保姆的行为才会影响GDP，每年GDP会因其增长15600美元（每周300美元，共52周）。琼斯夫人的劳动被GDP核算所忽视，她提供了相同的劳务，但是却是以非市场的形式。因此，在计算GDP时，她对家庭（以及整体经济）的贡献被相应地忽略了。同样，如果一名修理工更换了你汽车的启动电机，GDP的增长既包括新启动器的价格（如100美元），也包括修理工的劳务费（例如，他工作半个小时，劳务费40美元）。但是如果你的男朋友帮你买了一个新启动器，由于他爱你所以自己更换了启动器，那么GDP的增长只包括100美元启动器的价格。他的劳动不会被计入GDP，因为他提供的劳动是非市场的。因此，由于排除了经济中的非市场性生产，官方GDP统计数据往往低估实际的整体经济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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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白 国民收入核算者的原则：忽略一切非法的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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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P忽略了非法（黑市）生产。假设保姆进行的是地下市场的非法劳动，她的劳务尽管是市场性的，也是有报酬的，但是却不会计入GDP。GDP之所以忽略了非法生产，一个明确简单的原因是：一个人只要神智正常，谁会去申报非法获得的收入？多少毒贩会这么做？多少皮条客和妓女会这么做？（在内华达州，卖淫是合法的，他们确实申报他们的收入，而且其收入也会计入GDP；在其他卖淫属于非法的那些州，相关人员获得的生产性劳务收入是不会申报的。）一般情况下，GDP核算忽略所有非法生产。但是毋庸置疑，非法生产是一个国家整体经济绩效的一部分。那么，由于排除了所有非法经济活动，GDP统计数据又一次倾向于低估实际的整体经济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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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P忽略了附加的经济价值（economic value added）。这里有个例子，它会导致GDP高估实际的经济绩效。在本章中我们对附加价值的讨论中，我们是严格按照会计意义上的价值（accounting value）计算的。也就是说，与经济利润相比，我们关注的只是会计利润。记住在第7章中，我们曾经大谈会计利润和经济利润之间的差别，在这里作者仍然坚持两者之间有重要的概念区别，特别是现在我们想要分析整体经济的时候更不能忘了这一点。企业家真正在乎的是经济利润，因为经济利润考虑了企业家自己拥有资源的机会成本，这就是为什么经济利润的概念在经济学的思维方式中如此重要。从经济学家的角度来看，企业家对于经济利润的追求是市场进程的推动力。对那些能够产生经济利润机会的追逐，可以帮助解释贯穿于经济系统中持续不断的革新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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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白 国民收入核算人员不可能计算并加总所有的经济利润与亏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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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利润一般低于会计利润。但是，在计算GDP时，只有会计利润被用来计算经济绩效。GDP核算人员不可能确定美国所有企业家的隐性成本或机会成本，没有哪个核算人员和经济学家能够做到这一点。相应地，不论是好是坏，他们依赖于企业主和公司正式上报的会计利润，即使那些会计利润真正带来的是经济亏损（economic losses）。在这个意义上，国民收入核算中对经济中产生的所有利润加总，其实是要打个折去看待的。由于本质上假设企业主自身拥有的资源是免费品，GDP核算中的利润总量一定是被系统性高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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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量的危险：一个方法论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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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图清晰地衡量经济的整体绩效是一件十分困难的工作，即使做到最好也不会完美，而通常这样做意义也不大。作为一个总结，让我们来考察一个宏观经济分析中更宽泛的问题：其对于统计总量的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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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从一个完全非经济的例子开始。假设气候学家要计算美国的全部降雨量［我们把它叫作“总量”（aggregate）］。即使他们获得了准确的数值（例如，以英寸每年为单位），这个数值实际上告诉我们什么呢？假设它们可以显示今年的总降雨量比去年高3%。从降雨总量数据中，我们能够得出结论说那些需要较多雨水（或较少雨水，视环境而定）的特定地区，今年确实如愿以偿了吗？农民可能并不会仅仅看降雨总量本身，就对生产计划进行重大修改，相反他们会参照影响他们特定时间和空间环境的降雨水平。艾奥瓦州中部的玉米农场主会询问影响当地环境的信息，美国的降雨总量对他来说是没有太多用处的。这个降雨总量数值能帮助农业部的人吗？至少人们还不清楚它如何能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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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已经知道，很少有人会仔细关注美国的降雨总量。但是很多人，包括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确实关注每一季度的GDP核算。GDP是一个总量的概念，它衡量的是整体国内经济创造的总产出（或总收入）。宏观经济理论常常会诱导人产生这样的倾向，即大量地（甚至是仅仅）关注一些总量数据之间的关系，包括GDP、“价格水平”、失业率等，以此作为对经济体系的研究。但是这样做存在相当大的问题，因为这种研究方式容易（至少是某种程度上）让人以为，好像是这些总量数据自己在相互影响。相应地，那些想要改进经济状况的政策制定者，可能只对获得正确的总量感兴趣。但是回想一下从这本书最开始我们就强调的东西，经济活动总是处处由个体组成的。只有个体进行选择，个体采取行动并互相影响，他们想办法通过市场过程协调他们的计划，以追求和创造财富。太过于强调一簇簇数据（即总量）之间相互影响，可能让我们忽略具体的信息片段，特别是那些不同的决策者用于协调他们各自目标与计划的异质性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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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白 仅仅着眼于整片森林，往往会对单棵树木视而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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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20世纪50~70年代的宏观经济学家认为，供求理论以及对个体决策制定者的关注（即微观经济学）有着内在的局限性，无法解释整体经济现象。那时宏观经济学变得更加关注总量分析，把个体选择者的观念丢进了宏观经济学思想的垃圾堆——认为其只对微观经济学理论有用，对宏观经济学理论没用。但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宏观经济学家主张总量分析自身也是有局限的。他们尝试改进宏观经济理论，重新发现供求分析的价值、相对市场价格以及价格预期的形成过程，以此来寻找“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到目前为止，他们探索的结果不尽相同，时间会证明这是否会导致宏观经济学思维的根本性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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