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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大萧条后的很多年里，经济学家当中的一个压倒性观点似乎是：虽然货币政策在防止通货膨胀方面可能有效果，但在对抗经济衰退上大多是无效的。当时人们喜欢用绳子上的气球来做比喻：你可以靠拉绳子阻止气球上升，但是你不能靠推绳子让气球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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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管理部门可以增加银行系统的超额准备金，但是无法迫使商业银行增加放贷，从而将那些准备金转变成流通货币。另外，如果公众的回应是增加他们的货币结余，那么制造更多的货币存量并不会导致支出增长。在经济衰退期间，大多数人往往更为悲观，更为谨慎。银行在发放贷款前对潜在借款人的审查力度更大，并拒绝某些贷款到期之后的续借。借款人对于申请贷款的渴望减少了，因为短期利润的前景看来不佳。人们找法子增加他们的流动性来作为预防手段。对于资产价格下跌的预期也增加了公众持有货币的偏好，他们不再愿意去持有其价值相对于货币有可能下跌的资产。简而言之，经济衰退会造成信心危机，让人们持有大笔现金的要求激增，从而使经济衰退恶化。货币管理部门会发现自己很难满足人们的这种要求，或者很难诱导人们支出他们的闲钱。在这种情况下，中央银行为了阻止经济衰退或刺激经济恢复做出的努力，就很像在推气球的绳子。虽然从长远来看并无作用，但是有可能产生通货膨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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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原书第13版） 15.8 财政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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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银行或其他政府机构是否有办法说服人们借贷或者支出呢？一个办法是增强家庭和企业决策制定者的信心。这就是为什么政府官员总是大胆地讨论经济的未来，喜欢预测当前的繁荣似乎会无限期持续下去，而只在讨论过去的时候才使用“经济衰退”这个词。政府将采取强有力的措施恢复繁荣，仅仅这一信念本身可能就足以恢复信心，即使没有人知道这些措施是什么。而任何未来增税的威胁都肯定会打击信心。20世纪30年代，富兰克林·罗斯福一再承诺，只要条件允许就会通过增税以平衡联邦预算，其原意是想向业界展示其谨慎稳健的治国理念。但是它们被更多地解读为威胁而不是承诺，与低税收确定无疑的好处相比，预算平衡的好处确实显得苍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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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白 财政政策试图影响宏观经济的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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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恐惧和胆怯盛行时，增加借贷和支出的一个更直接的办法是政府自己借贷和支出。如果政府借出中央银行通过货币政策制造的准备金，并将其花在值得的项目上，财政政策就会有助于可能无力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就是预算政策。在这个语境中使用时，财政政策就是指利用政府预算使总支出达到期望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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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政策上最有影响力的倡导者是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英文中“凯恩斯”和“收获”（gains）正好押韵］，他生于1883年，卒于1946年。他的职业生涯非凡而丰富多彩，他做过投资家、编辑、教师、作家、政府公务员和重建国际金融系统的设计师。但是直到如今他还能被人们记得，主要是由于他在1936年年初出版的一本书，那时正处于经济大萧条的中期，书的名字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Interest and Money）。不知从谁开始将其简称为《通论》，人们一致认为这本书含混而结构杂乱。紧随着这本书的出版，“《通论》说的是什么意思”成为无数论文和座谈会的主题，证明了人们认为这本书中的信息很重要，但是没有人真正清楚它的根本信息是什么。不论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忠实于凯恩斯的原意——这方面的争论至今还在继续——凯恩斯所鼓吹的基本政策很快就变成了挽救经济衰退的财政政策，或者按凯恩斯自己所说，即“举债支出”。政府借贷，支出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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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白 凯恩斯是其忠实拥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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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恩斯对于改变税率没做太多强调，但这是另外一种实施财政政策的方法。由于总支出受制于家庭和企业支付或期望支付的税款，政府可以通过提高或降低税率来改变支出水平。这不如举债支出那么直接，它对支出的净影响也不那么容易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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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很多观察家来说，1940~1944年的“财政试验”展现了财政政策的力量。由于家庭和企业支出水平低而政府应对怯懦，导致经济萧条长达10年之久，之后第二次世界大战实际上迫使政府产生巨额预算赤字。政府支出增长的速度比税收增长的速度快得多，经济复苏也令人瞩目。一旦政府的巨额支出恢复了经济繁荣，私人支出就能够在战后政府支出大幅下跌的时候接过接力棒。至少，凯恩斯主义者的理论开始从这里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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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原书第13版） 15.9 掌握好时机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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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人怀疑，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恰当组合能够改变总支出。但是这能够降低总量波动吗？能够防范或减少经济衰退的严重后果和对货币购买力的影响吗？这是疑问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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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白 我们处于什么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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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总需求管理要成为一个有效的稳定手段，时机绝对是至关重要的。但对于财政或货币政策来说，要掌握好时机异常困难，这背后有几个原因。首先，我们总是在很久以后才知道总需求是要升还是降。经济系统没有配备速度表，可以告诉我们任意时候它的运行速度。我们只有在一个季度结束时才会知道该季度GDP的表现。即使到这时，经济分析局提供的数字也还是非常初步的，在这个季度结束一个月甚至更长的时间后才能得到更准确的数据，那时可能还要进行大幅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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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白 未来我们将处于什么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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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糟糕的是，即使我们可以在任意时刻确切地知道我们所处的位置，这也是不够的。那些制定货币和财政政策的人必须知道我们将处于什么位置，因为今天的行动必须要能补偿将来总需求的不足或过剩。稳定政策必然地要建立在预测的基础上，而短期经济预测远非一门精确的科学，甚至连一门信得过的技艺都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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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白 行动和效果之间的时间延迟有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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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麻烦的是，我们无法预测一项货币政策或财政政策要花多长时间才能生效[1]。对于这些延迟时间的估计从几个月到几年不等，而为了明确生效时间分布，勤奋的研究工作并没有取得可行的一致结果。这些延迟甚至还会变化成我们无法预测的形式，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学家想要测量的实际上是没有标准长度的东西。有理由假设，货币或财政政策的行为和效果之间的时间延迟，不是可以测量，进而可以依赖的常量。毕竟，这些行动的效果取决于企业和家庭是如何认识其各自不确定的未来。政府行动减少了部分不确定性，但是也增加了其他的不确定性；它们当然无法让人们带着对未来完全的信心开始做计划。同时，商业银行的运营程序，商业企业的实际支付，家庭和企业认为持有这种还是那种资产更好的理解，国际货币交易，甚至公众对于政府行为效果的预测，所有这些都会影响政策作用于总支出的时间分布。这些因素会不断变化，尤其可能随着我们对它们的预测能力的增强而变化！为了做出预测必须有必要的信息存量，而如果此时预测自身改变了信息，就可能将自身证伪。这里有个简单的例子：如果我们确定地知道某支股票的市价来年的走势，它就不会按照这个模式发展。这是个悖论，而研究人类行为的科学必须与之共存。预测未来改变了未来，因为采取行动创造未来的人们读取了这些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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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米尔顿·弗里德曼或许是论述这个问题最有名的学者之一，他强调如下几件事情之间长而且可变的延迟：①认识到经济问题；②设计合适的政策应对这个问题；③实施这项政策；④政策取得了追求的效果。他的工作解释了在应对经济波动中，政府积极主动的政策所带来的不稳定可能胜过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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