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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事件以后，在布什总统众所周知的保守施政下，美国坚决地回到了赤字财政，2005年的财政赤字超过了3000亿美元。奥巴马总统任职期间，赤字支出的增长幅度加大，而当作者修订本章时，2012年预期的美国财政赤字将超过1.3万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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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10年左右的时间里，世界上其他工业化的民主国家也几乎没有好到哪里去。1991~1997年，下列国家每年都出现政府预算赤字：加拿大、澳大利亚、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瑞典和瑞士，这个名单上还可以添上更多国家的名字。民主社会中的政治压力，似乎让赤字变成了现今各国中央政府的一种生存方式，只有极少数的年份出现例外。比如1998年的美国，那时经济增长带来了收入的快速扩张，而国会还没有来得及就怎么花以及为什么要这么花达成一致。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我们把社会保障系统排除在外，1998年美国的预算盈余仍然会变成赤字，因为将未来用作社会保障支出的基金计入其内，才有了这个“盈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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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原书第13版） 15.13 为什么不是各级政府都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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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算这些分析解释了长期的政府预算赤字，它还必须解释为什么州政府和地方政府没有造成如此的赤字，而且为什么中央政府在1970年以前的和平时期也不是一直有赤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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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白 放贷人不担心把钱借给掌握还债手段的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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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州政府和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在一个重要方面有所区别。只有中央政府可以控制交易媒介，即债务支付的终极手段。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像你一样：只有它们能够让潜在的放贷人相信今天的赤字是暂时性的资金短缺，明天就会被盈余弥补回来，它们才能借到钱进而才会产生赤字。除非相信政府能够按时全额偿还债务，否则放贷人不会借钱，因此州政府和地方政府方面不会出现长期、持续的赤字。但是这无法对美国联邦政府施加任何限制，因为放贷人知道联邦政府总能制造出货币来还债。虽然这种货币制造意味着还给放贷人的美元贬值了，但也意味着不仅联邦政府的债权人，其他所有以美元计价借据的持有者得到的还款都会贬值。因此，不会有人（至少是使用美元作为一般交易媒介的人）担心把钱借给美国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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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白 如果赤字作为政策工具，它是“不道德”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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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邦政府为什么在1970年以前的和平时期没有出现长期的赤字？为什么只是在近些年里，其他的工业化民主国家才开始让赤字成为一种常规现象而不是例外？回答是对政府赤字一度强烈的偏见消失了，这种偏见曾经将赤字看作是不道德的行为，因为其暴露出政府在量入为出这方面不负责任的失败。人们普遍持有的强烈道德信念，对议员来说是有效的制约，特别是在大多数议员自己也拥护这种道德信念的时候。州长富兰克林·罗斯福在1932年7月竞选总统的时候总结了古典经济学家的古老“财政信仰”，他说：“任何政府，如同家庭一样，一年的支出可以略微高于其收入。但是你我都知道这种习惯持续下去就意味着要去救济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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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罗斯福说过这些话之后，有些事情发生了剧烈的改变。美国和其他民主国家的意见领袖们，不再像曾经那样坚信赤字是不道德的了。如今的公众含糊地“知道”，预算赤字可以作为一种促进繁荣的手段。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后，据信凯恩斯主义的分析给人们上了一课，预算不必做到年年平衡，它们只需要在商业周期内平衡，繁荣年份的盈余可以弥补衰退年份的赤字。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经济学家广泛使用这个分析支持他们的观点，赤字对于经济是有好处的，任何坚持平衡政府预算的人就是不理解“现代经济学”。多数人愿意相信他们希望是事实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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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新信条的问题是，它带来的影响是允许出现长期的赤字。没有哪个财政周期可以和“商业周期进程”一致。于是预计用来平衡赤字的盈余从来不必被编入预算，它总是被承诺在来年、来年的来年实现。对于平衡预算有效施压的最后一手也被解除了，民主政治进程的偏倚占了上风，让赤字成为一种常规现象而不是例外。赤字年份不断继续，国债也在增加，但是天并没有塌下来，政府预算应该平衡的信念注定失去其地位。亚当·斯密和他的好友大卫·休谟看到18世纪的政府债务，这些债务是战争的结果，而且按照现在的标准来说规模确实不大，然而他们预言了毁灭。今天，公共债务比斯密或休谟曾经遇到的多得多，却几乎没有人有所警惕。表15-2展现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国债占GDP的百分比是如何缩减的。“好经济学”和“好政治学”之间存在冲突，即使那些对负责的财政政策表现出强烈偏好的人，由于政治竞技场中的激励，最终可能也不会继续追求那些政策。为了突出这一观点，指出这样一个事实非常重要：是一位保守派的总统，罗纳德·里根，在他主持下的巨额预算赤字使公共债务在1980年后开始迅速增长。尽管在里根把债务气球吹大的时候，就已经有些关于气球破裂的悲观而严肃的预测，但是将近25年以后，大笔赤字和巨额国债并不是必定会让天塌下来。只要经济增长等其他因素能够改善不断增加的公共债务的短期成本状况，至少天不会立刻塌下来[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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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5-2 联邦年度债务：1940~2014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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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http://www.whitehouse.gov/omb/budget/Historic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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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恶性通货膨胀通常在公债堆积之后出现。政府通过三个途径增加财政收入以供开支：①税收；②借贷；③通货膨胀。民主选举的官员偏爱借贷，制造通货膨胀，从而用“更便宜”的美元偿还财政债务。米尔顿·弗里德曼有一个很著名的观点，他认为通货膨胀无处不在，它一直是一个货币现象。他是对的，但是我们可以对弗里德曼的话稍作修改：恶性通货膨胀无处不在，它一直是财政不平衡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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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原书第13版） [:1704646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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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原书第13版） 15.14 自由裁量和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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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证据表明，20世纪70年代为稳定经济使用自由裁量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实际上增加了经济的不稳定性。这个判断还无法最终被证明，但其将引起激烈争论，反方愿意相信我们确实拥有对应的知识和技术，能够通过总需求管理缓和经济衰退、增强价格稳定。20世纪70年代的稳定政策显然以失败告终，但这一事实未能让这些人气馁，他们认为稳定政策之所以失败，仅仅是因为没有合适的人在位。但是评估制度的时候，不能假设它们将由天使掌控。[1]更可能的情况是，政府政策掌握在政客而不是天使手上，货币政策、特别是财政政策，将和进口关税、防汛工程、高速公路建设、军事基地选址等问题一样，在同样的政治背景下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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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裁量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之外的选择不是不要政策，而是建立在对公开规则坚定承诺基础上的政策。有时这被称为自动的或非自由裁量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但实际上在对清晰表述规则的遵守中，并没有什么可以独立于人的选择而自动发生；而面对放松规则的强烈诱惑，继续遵守规则当然也是一种自由裁量行为。问题不在于自由裁量是否比没有自由裁量好，而在于是否有人能够通过人为地在盈余和赤字之间平衡政府预算、人为地改变银行准备金或法定准备金比率，来真正提高经济的稳定性。怀疑者声称这种稳定经济的方法实际上带来了不稳定，因为没有人有技术上和政治上的见识和能力，以必要的精确性控制总需求。一头足够优雅的大象，或许可以靠适时而精确地移动重心，在恶劣的天气里稳住帆船。但是和大象一起航行的同伴没有这些天赋，他们很可能更愿意它安静地待在船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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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经济学家相信，财政和货币政策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使经济衰退和通货膨胀更加恶化，他们提出了两条建议。在财政政策方面，他们希望开支水平的确定与任何强制性的稳定要求无关，而在正常时期，税率的制订要能平衡预算。在经济衰退期间，税收收入减少，预算自动进入赤字。在繁荣时期或者经济复苏到来之时，税收收入增多，预算自动进入盈余。这些循环往复的赤字和盈余像是自我调节的管理者，可以抑制经济的波动，因为在私人净收入和净支出异常高时，政府（税收）会令其减小；反之令其提升。根据“自动政策”拥护者的看法，任何额外的自由裁量政策举措都更可能增加而不是减少不稳定性，因为自由裁量的举措难于合适地掌握时机，预见这些举措会给个人决策者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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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裁量需求管理的批评者，也希望货币政策能明确其方针，并且坚持这个方针。他们希望美联储稳定地控制货币存量，让它维持不变，或者让它以某个确定的、众所周知的、一致的、适度的速度增长，其也许与实际产出的长期平均增长速度相等。与经济系统中存在自动的财政稳定机制一样，其也存在着自动的货币稳定机制。如果货币管理者不再向银行系统注入更多新的准备金从而满足经济扩张，那么经济扩张最终会遭遇利率上升、信贷配给变严的约束。在经济下滑时期，由于信贷需求减少，放贷条件会放宽，以此鼓励潜在的投资者。与财政政策一样，超过这些限度的更多管理很可能增加而不是减少不稳定性，至少根据自由裁量政策的批评者的说法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