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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http://www.whitehouse.gov/omb/budget/Historic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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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恶性通货膨胀通常在公债堆积之后出现。政府通过三个途径增加财政收入以供开支：①税收；②借贷；③通货膨胀。民主选举的官员偏爱借贷，制造通货膨胀，从而用“更便宜”的美元偿还财政债务。米尔顿·弗里德曼有一个很著名的观点，他认为通货膨胀无处不在，它一直是一个货币现象。他是对的，但是我们可以对弗里德曼的话稍作修改：恶性通货膨胀无处不在，它一直是财政不平衡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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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原书第13版） [:1704646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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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原书第13版） 15.14 自由裁量和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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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证据表明，20世纪70年代为稳定经济使用自由裁量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实际上增加了经济的不稳定性。这个判断还无法最终被证明，但其将引起激烈争论，反方愿意相信我们确实拥有对应的知识和技术，能够通过总需求管理缓和经济衰退、增强价格稳定。20世纪70年代的稳定政策显然以失败告终，但这一事实未能让这些人气馁，他们认为稳定政策之所以失败，仅仅是因为没有合适的人在位。但是评估制度的时候，不能假设它们将由天使掌控。[1]更可能的情况是，政府政策掌握在政客而不是天使手上，货币政策、特别是财政政策，将和进口关税、防汛工程、高速公路建设、军事基地选址等问题一样，在同样的政治背景下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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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裁量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之外的选择不是不要政策，而是建立在对公开规则坚定承诺基础上的政策。有时这被称为自动的或非自由裁量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但实际上在对清晰表述规则的遵守中，并没有什么可以独立于人的选择而自动发生；而面对放松规则的强烈诱惑，继续遵守规则当然也是一种自由裁量行为。问题不在于自由裁量是否比没有自由裁量好，而在于是否有人能够通过人为地在盈余和赤字之间平衡政府预算、人为地改变银行准备金或法定准备金比率，来真正提高经济的稳定性。怀疑者声称这种稳定经济的方法实际上带来了不稳定，因为没有人有技术上和政治上的见识和能力，以必要的精确性控制总需求。一头足够优雅的大象，或许可以靠适时而精确地移动重心，在恶劣的天气里稳住帆船。但是和大象一起航行的同伴没有这些天赋，他们很可能更愿意它安静地待在船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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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经济学家相信，财政和货币政策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使经济衰退和通货膨胀更加恶化，他们提出了两条建议。在财政政策方面，他们希望开支水平的确定与任何强制性的稳定要求无关，而在正常时期，税率的制订要能平衡预算。在经济衰退期间，税收收入减少，预算自动进入赤字。在繁荣时期或者经济复苏到来之时，税收收入增多，预算自动进入盈余。这些循环往复的赤字和盈余像是自我调节的管理者，可以抑制经济的波动，因为在私人净收入和净支出异常高时，政府（税收）会令其减小；反之令其提升。根据“自动政策”拥护者的看法，任何额外的自由裁量政策举措都更可能增加而不是减少不稳定性，因为自由裁量的举措难于合适地掌握时机，预见这些举措会给个人决策者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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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裁量需求管理的批评者，也希望货币政策能明确其方针，并且坚持这个方针。他们希望美联储稳定地控制货币存量，让它维持不变，或者让它以某个确定的、众所周知的、一致的、适度的速度增长，其也许与实际产出的长期平均增长速度相等。与经济系统中存在自动的财政稳定机制一样，其也存在着自动的货币稳定机制。如果货币管理者不再向银行系统注入更多新的准备金从而满足经济扩张，那么经济扩张最终会遭遇利率上升、信贷配给变严的约束。在经济下滑时期，由于信贷需求减少，放贷条件会放宽，以此鼓励潜在的投资者。与财政政策一样，超过这些限度的更多管理很可能增加而不是减少不稳定性，至少根据自由裁量政策的批评者的说法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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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974年诺贝尔奖得主哈耶克，在20世纪40年代的一篇文章中提出，古典经济学家在公共政策上极其偏爱规则而非自由裁量，其渊源可以追溯到亚当·斯密，以及限制糟糕的领导人掌权后所带来的危害这一愿望。（哈耶克，《个人主义：真还是假》，重印名为《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斯密的关切，在美国建国之父们的争论中不停回荡。如詹姆斯·麦迪逊在《联邦党人文集》第51篇中就坚持认为，设立的政府机构必须认识到其管理的并不是天使，也不能假设政府是由天使管理的，因此应该让野心与野心相制衡。麦迪逊的悖论是，我们需要首先赋予政府权力，这样它才能有效地进行管理；然后立刻又需要限制政府，以防其滥用权力。当代政治科学家巴里·温加斯特在研究中尝试解决麦迪逊悖论及其与经济政策的关系。可参考巴里·温加斯特发表在《法学、经济学和组织》周刊（1995年4月第11期1-31页）上的文章“政治机构的经济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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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原书第13版） [:1704646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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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原书第13版） 15.15 谁掌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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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白 制定均衡预算修订案的难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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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关于要求平衡联邦预算的宪法修订运动本质上基于这样的信念，即对经济的政治控制本身也必须受到控制。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见解，但是即使这样的修正案获得了通过并签署生效，平衡预算也仍旧是个艰难的任务。注意预算是一种预测，而不是命令。当国会拟定预算的时候，是预计一定数额的财政收入，批准一批未来的项目。但是未来不会完全与人们的预期一致，有时甚至会相差万里。因此，为了做到年度收支平衡，可能要强制性地突然大幅改变税率和开支授权，这对于联邦政府来说可能就是破坏稳定的举措。最后，它也无法阻止国会和总统安排和分配转移支付、政府采购或者税法调整，即使相应的行事方式会导致经济不稳定，只要它们对在任者的连任有帮助就会被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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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能期盼凡人成为天使，我们也不必期盼客观规律中出现奇迹。据信古希腊物理学家阿基米德说过，如果给他一个稳固的支点，他可以撬动地球。对于那些操心经济问题的人，这种阿基米德式的观点很有诱惑力。“必须有一个解决办法。如果经济不能适当运转，我们将交由政府来解决它；如果政府不能很好地解决，我们就修订宪法；如果不能修订宪法，我们就开展一场轰轰烈烈的教育运动；如果教育不起作用，我们就让政府改革整个学校体系。”可现实就是恰恰不存在这样一个稳固的支点来固定杠杆，好让某位阿基米德能够把社会撬动到适当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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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的运行，以及政府和其他各种社会制度的运转，最终取决于我们相互确保协作的能力。我们在第1章就说过，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认识到我们每天成功协作的众多非凡方式有多么困难。像汽车发动机，只有在其发生故障的时候才能引起我们的注意。当发动机运转良好，我们不会想到它，我们只会注意车外的景色或者车前的道路。因为社会协作机制运转良好时我们不会关注它们，这样我们通常无法发现它们到底是如何工作的，或者我们对其持续平稳的运行有多么依赖。而且我们常常会错误地认为，某些简单的小修小补可以让它们运转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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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裕的工业化经济体系，都经历着生产和就业上的周期性波动。一定程度的不稳定似乎是自由企业制度的固有特点，在自由企业制度下，决策是分散的，没有人知道其他人在做什么或者要做什么，而且大部分交易都是通过货币媒介进行的。有人支持凯恩斯，认为适当的政府干预可以将自由企业制度的内在不稳定性降低到可容忍的水平，从而使资本主义得以保留——相对于其他备选制度，资本主义有不少优点，这让它值得加以保留。还有一些人认为，如果政府建立一套稳固的规则体系控制自己以及银行系统的行为，不稳定性的程度就会比过去轻得多，从而在政治上和社会上都可以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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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问题背后的争论由来已久。随着供求状况的变化，价格能够多快、多平稳地调整？随着变化的价格所提供的新信息，资源能够多快、多平稳地调配？尽管可以期望实证和理论方面的不断探寻会提高我们对这些问题的认识，但是这类大视角下的问题，非常难让每个人都满意。事实和想象、逻辑和愿望在这样的探寻过程中相互交织。我们对于什么事情有可能实现的判断，受到我们想达到的愿景的微妙影响。倘若我们在“希望”经济如何运行这个问题上取得一致，我们才会发现，在经济“究竟”如何运行的问题上取得一致或许会更容易一些。但是我们没有这样的共识，于是我们必须继续讨论这些问题，并且从来不能确定是否已经找到了最佳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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