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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白 技术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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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积累还可以成倍地提高劳动效率，从而为经济增长做出显著的重要贡献。不用说人们也知道，推土机运的土远远超过铁锹。不过一般人不容易看到，资本积累既是一个量的过程，也可以带来质的转变。专业化最重要的成果之一是技术创新，而技术创新意味着一个国家对资本品的积累，将带来更多并且是更高效的生产资料。随着时间的推移，拥有的运土设备不仅数量会更多，而且效率会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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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创新实际上或许是推动经济增长最强大的力量。以交通系统为例，在前面已经提到过，它是经济增长过程中的重要因素。1800年，身在美国的人们怎样运输商品、交流想法以及进行旅行呢？以今天的标准来看，他们的方式速度非常慢。在那时，如果是长途，几乎任何东西都要走水路。筑路的成本很高，公路必须跨越河流山川，而且在下雪泥泞的情况下要能保持通行。而货运或客运大部分要靠马匹运输。然而，1800~1870年交通方面的资本积累，主要不是更多的帆船和运河，而是更多的铁轨、蒸汽机车和车皮，后者每单位的资本投入都能更快速地运输商品。因此人们进行的资本积累中就伴随着技术创新。到1940年，内燃机再一次大幅提升了单位资本投入运输商品的效率。谈到帮助人们进行旅行和交流想法的那些资本投入，我们今天已经熟悉了喷气式飞机和互联网，与1800年甚至1940年的那些设施相比，其在任何方面都拥有巨大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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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白 迎头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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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进步对推动经济增长起着重要的作用，这意味着相对于领先国家而言，那些后起之秀享有一个重大优势。技术创新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它是人们在试图推动他们感兴趣项目的过程中互动产生的。世界上在技术进步方面领先的国家，必须靠自己去发现更好的行事方式，而在探索过程中成本是不可避免的，其中包括犯错带来的各种成本。然而后发国家，特别是在它们落后一定距离的时候，就可以避免这些成本。一个拥有极少资本的贫穷的国家，如果在20世纪末要提高其产出进而增加其收入，就不必重复别的国家历史进程中所有的探索阶段，直接可以从牛车和土路跳到柴油卡车和混凝土高速路，这是后发的巨大优势。先行者在探索中付出了高昂的成本，而后发国家只要借鉴其成功经验，就可以取得比富裕国家当初自己发展时快得多的发展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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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原书第13版） 16.4 外国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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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贫穷国家能否真正做到这一点，还取决于许多因素。鉴于它们一开始只拥有原始的技术条件，无法自己制造复杂的资本品以提高其生产力，因此必须依赖于进口。但是它们有办法进口它们想要的资本品吗？它们能付出什么作为交换？由于贫穷，从定义来说，它们注定只拥有少量可供出口的剩余可以用于换取进口。即使别国有需求进口，交易能创造剩余吗？有足够的需求以支持买方市场，从而使交易的结果对穷国有利吗？有哪些穷国生产出来的东西是富国真正需要的呢？尽管很多人脑中第一个出现的答案是“原材料”，但实际上很少有穷国拥有足够数量的矿产或其他原材料，其在国际市场上的需求足够带来出口收入，可以用来购买新的设备。即使确实拥有这些资源，它们也很可能缺乏以低成本开采资源的知识和设备，以让其海外销售有利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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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白 外国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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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投资在这里就起到作用了。富裕国家的投资者可以借钱给穷国，穷国可以用其来购买需要的资本设备。他们愿意这么做吗？如果在考虑了风险调整后，这些投资的期望回报率超过其他投资的期望回报率，他们就会愿意这么做。因为一个正在赶超的国家有快速增长的机会，在贫穷国家的投资回报率应该相应较高。遗憾的是，在很多情况下，此类投资的风险也很高。除了投资经济不发达国家那些一般的高风险因素，和由投资配套设施不确定是否可及而导致的风险，在很多情况下我们还必须加入政治不稳定性带来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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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的政治风险来自人们习惯性的敌意，特别是很多人对在穷国投资的那些外国人的偏见。投资回报普遍被看成是贫穷国家资源的“流失”，特别是在投资者来自富裕国家的时候。这种态度很容易带来游戏规则的改变，催生那些部分或全部没收外国投资的政府政策。意识到这些政治风险的个人和企业更不愿意投入其资本，除非他们能够与政府一方就降低此种风险达成协议！如果外国投资者愿意将其投资的回报与某些特定的政府官员分享，独裁者或寡头统治的国家常常愿意压制大众的不满，甚至向外国投资者授予特权。当贫穷国家确实出现经济增长的时候，其收益通常只流向拥有特权的少数人，而不是切实地惠及广大民众，上面讲到的就是主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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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白 外国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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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穷国家没有能力自己创造发展所需要的资本，外国投资者不愿意在没有高回报预期的情况下提供资本，而在外国投资者和穷国政府官员之间时有发生的腐败关系，让很多人提倡应由富裕国家的政府投资，而不是由私人和公司投资。但是，这个提议本身就有问题。什么能够促使诸如美国这样富裕国家的政府在贫穷国家投资呢？慷慨的冲动作为制定政府政策的理由，能为人们所接受吗？政府真的有过慷慨的冲动吗？当慷慨施舍者是政府的时候，在所谓慷慨的背后，真正的动机是什么？真正的交换条件是什么？给予援助的政府官员想从接受援助的政府官员那里得到什么？在其援助显性或隐性的条款没有被满足时，富裕、（通常也是）强势国家的政府会做什么？政府间援助最终不会成为政府干预他国事务的手段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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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相信，通过国际机构实施援助就能够解决这些问题，这些人必须要仔细看看世界银行等此类国际机构的实际记录，它们从未能从与政府间援助相关的难题和困境中全身而退。以上就提出了这么多问题，更不用说我们开始考虑政府是否真是控制投资方向最好的机构之后会出现什么。贫穷国家的政府，如何分配它们获得的无偿援助或者低息贷款？它们会把资本分配给能够最有效使用这些资本的团体吗？它们怎么知道哪些团体能够最有效地使用这些资本？腐败会不会在这个环节出现，我们对此有多少信心？在这种情况下，浪费和腐败经常发生，这足以让富裕国家的国民高度怀疑“国际援助”计划。而在民主国家，仅仅这种纯粹的怀疑本身就足以让援助计划缩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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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白 全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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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贸易和投资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巨大，那些今天仍然刺耳地坚持主张“全球化”只是让富国更富、穷国更穷的人应该解释解释，为什么这种情况之前（甚至是不久以前都）没有出现，现今的证据又在哪里。一方面，被隔绝于世界经济之外，或者自己选择闭关锁国的国家从未经历显著的经济增长；另一方面，中国香港和新加坡的例子，足以反驳那些怀疑国际分工能否为全球经济的参与者带来财富的人。这些国家和地区处在不利的环境当中，几乎完全没有称得上自然资源的禀赋，它们全力投入国际贸易和投资的高速运转，创造了惊人的经济增长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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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白 为何国际援助能造成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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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刚才还在担心援助国的政府会干涉受援国的内政。我们需要把这种担心与对它们袖手旁观的担心放在一起权衡。事实上，很多受援国未能用外国援助促进其经济增长，外国援助甚至会降低经济增长率。资本赠予怎么会降低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呢？你可能会想，最糟糕的情况，也不过就是这种援助没有起到积极作用。但是从捐助国获得的资本几乎不可避免地要与国内资源（土地、劳动力、国内资本）共同使用，而这些国内资源原本可以用于别的方面。外国援助被分配给了无用的项目，这里的无用是指它们没有给经济增长做出贡献，比如通往统治者乡间宫殿的四车道高速公路，或者主要用来运送政客和官僚去阿尔卑斯山度假的国家航线，或者看起来让人印象深刻但不能发电或提供灌溉用水的大坝，这种援助只能对受援国的经济增长带来负面作用。要让国际援助在一个国家发挥作用，并非毫无机会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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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不良政府实施政策的目的，是让拥有特权的少数人致富或让执政党派保住执政地位，即使这些政策会妨碍经济增长，这时外国援助也可能助纣为虐。你如果仔细想想，就会意识到政府间援助就是一种援助国对受援国国内事务的干预。如果你不明白这是为什么，问问你自己那些想要推翻独裁政府的人，会如何看待其统治者经手的国际捐助。因此，问题不是发放援助的政府或国际机构是否应该干预，而是它们应该怎样干预。如果目标是要让人们脱离贫困，那么援助应该交给有适当经济政策的政府以及广大的穷人[1]。尽管对于在特定境况下到底是什么构成最佳的经济政策，确实还有一定争论空间，但是对什么有效、什么无效，我们已经知道了不少。与无知（ignorance）相比，根本问题更在于如何提供政治激励，以让那些已经知道该做什么的人真正负起责任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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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白 私人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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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为什么私人投资通常比外国政府或国际机构的援助更能加速经济增长，这里面有若干个原因。一是私人投资通常由知道如何使用的人进行；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私人投资者，至少是在没有和当地官员发生腐败关系的情况下，自身也迫切希望经济增长，因为这会让他们的投资盈利。对于看起来让人印象深刻的项目，如果不能创造出高于其投入的价值，私人投资者是不会感兴趣的。投资者密切关注他们借出的资本是否找到了建设性的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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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998年世界银行出版了一个有关此种引导援助的案例，令人印象十分深刻。见大卫·多拉尔及兰特·普里切特合著的《评估援助：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以及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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