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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白 外国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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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投资在这里就起到作用了。富裕国家的投资者可以借钱给穷国，穷国可以用其来购买需要的资本设备。他们愿意这么做吗？如果在考虑了风险调整后，这些投资的期望回报率超过其他投资的期望回报率，他们就会愿意这么做。因为一个正在赶超的国家有快速增长的机会，在贫穷国家的投资回报率应该相应较高。遗憾的是，在很多情况下，此类投资的风险也很高。除了投资经济不发达国家那些一般的高风险因素，和由投资配套设施不确定是否可及而导致的风险，在很多情况下我们还必须加入政治不稳定性带来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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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的政治风险来自人们习惯性的敌意，特别是很多人对在穷国投资的那些外国人的偏见。投资回报普遍被看成是贫穷国家资源的“流失”，特别是在投资者来自富裕国家的时候。这种态度很容易带来游戏规则的改变，催生那些部分或全部没收外国投资的政府政策。意识到这些政治风险的个人和企业更不愿意投入其资本，除非他们能够与政府一方就降低此种风险达成协议！如果外国投资者愿意将其投资的回报与某些特定的政府官员分享，独裁者或寡头统治的国家常常愿意压制大众的不满，甚至向外国投资者授予特权。当贫穷国家确实出现经济增长的时候，其收益通常只流向拥有特权的少数人，而不是切实地惠及广大民众，上面讲到的就是主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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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白 外国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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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穷国家没有能力自己创造发展所需要的资本，外国投资者不愿意在没有高回报预期的情况下提供资本，而在外国投资者和穷国政府官员之间时有发生的腐败关系，让很多人提倡应由富裕国家的政府投资，而不是由私人和公司投资。但是，这个提议本身就有问题。什么能够促使诸如美国这样富裕国家的政府在贫穷国家投资呢？慷慨的冲动作为制定政府政策的理由，能为人们所接受吗？政府真的有过慷慨的冲动吗？当慷慨施舍者是政府的时候，在所谓慷慨的背后，真正的动机是什么？真正的交换条件是什么？给予援助的政府官员想从接受援助的政府官员那里得到什么？在其援助显性或隐性的条款没有被满足时，富裕、（通常也是）强势国家的政府会做什么？政府间援助最终不会成为政府干预他国事务的手段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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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相信，通过国际机构实施援助就能够解决这些问题，这些人必须要仔细看看世界银行等此类国际机构的实际记录，它们从未能从与政府间援助相关的难题和困境中全身而退。以上就提出了这么多问题，更不用说我们开始考虑政府是否真是控制投资方向最好的机构之后会出现什么。贫穷国家的政府，如何分配它们获得的无偿援助或者低息贷款？它们会把资本分配给能够最有效使用这些资本的团体吗？它们怎么知道哪些团体能够最有效地使用这些资本？腐败会不会在这个环节出现，我们对此有多少信心？在这种情况下，浪费和腐败经常发生，这足以让富裕国家的国民高度怀疑“国际援助”计划。而在民主国家，仅仅这种纯粹的怀疑本身就足以让援助计划缩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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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白 全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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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贸易和投资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巨大，那些今天仍然刺耳地坚持主张“全球化”只是让富国更富、穷国更穷的人应该解释解释，为什么这种情况之前（甚至是不久以前都）没有出现，现今的证据又在哪里。一方面，被隔绝于世界经济之外，或者自己选择闭关锁国的国家从未经历显著的经济增长；另一方面，中国香港和新加坡的例子，足以反驳那些怀疑国际分工能否为全球经济的参与者带来财富的人。这些国家和地区处在不利的环境当中，几乎完全没有称得上自然资源的禀赋，它们全力投入国际贸易和投资的高速运转，创造了惊人的经济增长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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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白 为何国际援助能造成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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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刚才还在担心援助国的政府会干涉受援国的内政。我们需要把这种担心与对它们袖手旁观的担心放在一起权衡。事实上，很多受援国未能用外国援助促进其经济增长，外国援助甚至会降低经济增长率。资本赠予怎么会降低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呢？你可能会想，最糟糕的情况，也不过就是这种援助没有起到积极作用。但是从捐助国获得的资本几乎不可避免地要与国内资源（土地、劳动力、国内资本）共同使用，而这些国内资源原本可以用于别的方面。外国援助被分配给了无用的项目，这里的无用是指它们没有给经济增长做出贡献，比如通往统治者乡间宫殿的四车道高速公路，或者主要用来运送政客和官僚去阿尔卑斯山度假的国家航线，或者看起来让人印象深刻但不能发电或提供灌溉用水的大坝，这种援助只能对受援国的经济增长带来负面作用。要让国际援助在一个国家发挥作用，并非毫无机会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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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不良政府实施政策的目的，是让拥有特权的少数人致富或让执政党派保住执政地位，即使这些政策会妨碍经济增长，这时外国援助也可能助纣为虐。你如果仔细想想，就会意识到政府间援助就是一种援助国对受援国国内事务的干预。如果你不明白这是为什么，问问你自己那些想要推翻独裁政府的人，会如何看待其统治者经手的国际捐助。因此，问题不是发放援助的政府或国际机构是否应该干预，而是它们应该怎样干预。如果目标是要让人们脱离贫困，那么援助应该交给有适当经济政策的政府以及广大的穷人[1]。尽管对于在特定境况下到底是什么构成最佳的经济政策，确实还有一定争论空间，但是对什么有效、什么无效，我们已经知道了不少。与无知（ignorance）相比，根本问题更在于如何提供政治激励，以让那些已经知道该做什么的人真正负起责任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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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白 私人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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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为什么私人投资通常比外国政府或国际机构的援助更能加速经济增长，这里面有若干个原因。一是私人投资通常由知道如何使用的人进行；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私人投资者，至少是在没有和当地官员发生腐败关系的情况下，自身也迫切希望经济增长，因为这会让他们的投资盈利。对于看起来让人印象深刻的项目，如果不能创造出高于其投入的价值，私人投资者是不会感兴趣的。投资者密切关注他们借出的资本是否找到了建设性的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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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998年世界银行出版了一个有关此种引导援助的案例，令人印象十分深刻。见大卫·多拉尔及兰特·普里切特合著的《评估援助：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以及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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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原书第13版） 16.5 人力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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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白 教育和人力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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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有一项明智的政策值得穷国更用心地推行，这就是基础教育，特别是对妇女的基础教育。识字人口是经济快速增长的另一个重要的先决条件。很多贫穷国家忽视对女孩子的教育，这种行为固执地剥夺了它们自己的珍贵资源。第11章已经论述过，造成美国个人间收入不平等的主要原因，不在于他们拥有的有形资本数量差别，而在于他们人力资本价值的区别。其中，掌握各种生产性知识和技能，尤其能让个体致富。人力资本对国家财富的增长有多大贡献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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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为这个问题给出一个定量的答案是很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主要是由于富裕国家支出其收入的一个方向，就是为其国民提供越来越慷慨的教育。[1]学校教育既是消费品也是资本品。因为财富增加带来更多的学校教育和其他方式获得的知识，我们无法很有把握地估计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进程的确切贡献。但是，我们能够确定它很重要。如果民众没有受过教育，技术进步能对经济增长做出这么大的贡献吗？似乎极不可能。如果微软的新产品不是作为纯粹玩具的话，与微软新产品开发者的知识和技能相比，其产品使用者的知识和技能也要有所增长。复杂工具让我们能够更加容易地做很多事情，但是同时也必须有人能够设计、制造并修理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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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这段话的意思是在统计数据上往往教育水平越高的国家就越富裕，但是这种相关不能直接用来确定因果，是更多的教育带来更快的增长，还是因为国家更富裕了才会提供更慷慨的教育，因果关系的方向和强弱究竟如何是一个典型的实证问题，计量经济学中称为“内生性”问题。——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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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原书第13版） 16.6 石油来自我们的头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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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人会从既定要素禀赋和地球的自然资源方面考虑问题。但如果我们超越这些一般假设，稍稍跳出常规进行思考，会发现知识是经济增长进程中的关键因素。世界上的贫穷国家缺的不是“物品”，而是“想法”。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石油毫无实用价值，是人类的才智最终发现了让石油为人类服务的方法。当然，自然资源都是在我们身边的物质世界被发现的，但是只有靠人类的头脑才能发现和利用这些资源。在这种观点的指引下，经济学家朱利安·西蒙（Julian Simon）把头脑称为“终极资源”（ultimate resource）。今天我们看来对自然资源自然而然的使用方式，比如在电脑芯片中硅的使用，实际上是人类知识和才智的继承和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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