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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白 为何国际援助能造成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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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刚才还在担心援助国的政府会干涉受援国的内政。我们需要把这种担心与对它们袖手旁观的担心放在一起权衡。事实上,很多受援国未能用外国援助促进其经济增长,外国援助甚至会降低经济增长率。资本赠予怎么会降低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呢?你可能会想,最糟糕的情况,也不过就是这种援助没有起到积极作用。但是从捐助国获得的资本几乎不可避免地要与国内资源(土地、劳动力、国内资本)共同使用,而这些国内资源原本可以用于别的方面。外国援助被分配给了无用的项目,这里的无用是指它们没有给经济增长做出贡献,比如通往统治者乡间宫殿的四车道高速公路,或者主要用来运送政客和官僚去阿尔卑斯山度假的国家航线,或者看起来让人印象深刻但不能发电或提供灌溉用水的大坝,这种援助只能对受援国的经济增长带来负面作用。要让国际援助在一个国家发挥作用,并非毫无机会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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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不良政府实施政策的目的,是让拥有特权的少数人致富或让执政党派保住执政地位,即使这些政策会妨碍经济增长,这时外国援助也可能助纣为虐。你如果仔细想想,就会意识到政府间援助就是一种援助国对受援国国内事务的干预。如果你不明白这是为什么,问问你自己那些想要推翻独裁政府的人,会如何看待其统治者经手的国际捐助。因此,问题不是发放援助的政府或国际机构是否应该干预,而是它们应该怎样干预。如果目标是要让人们脱离贫困,那么援助应该交给有适当经济政策的政府以及广大的穷人[1]。尽管对于在特定境况下到底是什么构成最佳的经济政策,确实还有一定争论空间,但是对什么有效、什么无效,我们已经知道了不少。与无知(ignorance)相比,根本问题更在于如何提供政治激励,以让那些已经知道该做什么的人真正负起责任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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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白 私人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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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为什么私人投资通常比外国政府或国际机构的援助更能加速经济增长,这里面有若干个原因。一是私人投资通常由知道如何使用的人进行;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私人投资者,至少是在没有和当地官员发生腐败关系的情况下,自身也迫切希望经济增长,因为这会让他们的投资盈利。对于看起来让人印象深刻的项目,如果不能创造出高于其投入的价值,私人投资者是不会感兴趣的。投资者密切关注他们借出的资本是否找到了建设性的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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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998年世界银行出版了一个有关此种引导援助的案例,令人印象十分深刻。见大卫·多拉尔及兰特·普里切特合著的《评估援助: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以及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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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原书第13版) 16.5 人力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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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白 教育和人力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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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有一项明智的政策值得穷国更用心地推行,这就是基础教育,特别是对妇女的基础教育。识字人口是经济快速增长的另一个重要的先决条件。很多贫穷国家忽视对女孩子的教育,这种行为固执地剥夺了它们自己的珍贵资源。第11章已经论述过,造成美国个人间收入不平等的主要原因,不在于他们拥有的有形资本数量差别,而在于他们人力资本价值的区别。其中,掌握各种生产性知识和技能,尤其能让个体致富。人力资本对国家财富的增长有多大贡献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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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为这个问题给出一个定量的答案是很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主要是由于富裕国家支出其收入的一个方向,就是为其国民提供越来越慷慨的教育。[1]学校教育既是消费品也是资本品。因为财富增加带来更多的学校教育和其他方式获得的知识,我们无法很有把握地估计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进程的确切贡献。但是,我们能够确定它很重要。如果民众没有受过教育,技术进步能对经济增长做出这么大的贡献吗?似乎极不可能。如果微软的新产品不是作为纯粹玩具的话,与微软新产品开发者的知识和技能相比,其产品使用者的知识和技能也要有所增长。复杂工具让我们能够更加容易地做很多事情,但是同时也必须有人能够设计、制造并修理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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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这段话的意思是在统计数据上往往教育水平越高的国家就越富裕,但是这种相关不能直接用来确定因果,是更多的教育带来更快的增长,还是因为国家更富裕了才会提供更慷慨的教育,因果关系的方向和强弱究竟如何是一个典型的实证问题,计量经济学中称为“内生性”问题。——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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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原书第13版) 16.6 石油来自我们的头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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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人会从既定要素禀赋和地球的自然资源方面考虑问题。但如果我们超越这些一般假设,稍稍跳出常规进行思考,会发现知识是经济增长进程中的关键因素。世界上的贫穷国家缺的不是“物品”,而是“想法”。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石油毫无实用价值,是人类的才智最终发现了让石油为人类服务的方法。当然,自然资源都是在我们身边的物质世界被发现的,但是只有靠人类的头脑才能发现和利用这些资源。在这种观点的指引下,经济学家朱利安·西蒙(Julian Simon)把头脑称为“终极资源”(ultimate resource)。今天我们看来对自然资源自然而然的使用方式,比如在电脑芯片中硅的使用,实际上是人类知识和才智的继承和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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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白 知识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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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激励恰当,受过教育的人可以利用这个世界便利可及的知识储备,把现有的东西转变成他们想要的东西,甚至如何让激励变得恰当本身也与知识有关。我们一直在学习如何明确地分配产权来让组织更有效地工作,并尽量避免囚徒困境造成的协作失败。虽然以上这些都是我们这样以传播思想为生的人喜欢听的,但并不意味着其就没有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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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原书第13版) 16.7 经济自由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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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一群经济学家试图使用传统实证技术刻画这些洞见。在与米尔顿·弗里德曼和其他倾向于市场的经济学家商讨后,沃尔特·布洛克(Walter Block)、詹姆斯·格沃特尼(James Gwartney)和罗伯特·劳森(Robert Lawson)建立了经济自由指数,然后把他们的指数与经济增长的测算联系在一起。他们的成果最先于1996年发表,展示了1975~1995年的世界发展数据。从这时起,格沃特尼和劳森每年更新他们的研究,其他组织也加入进来,测算不同政策对经济增长的重要影响[1]。经济自由指数试图从管制、定价、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国际贸易的角度衡量一个国家的经济政策。如果国家执行的政策管制水平低、定价自由、货币政策稳定、税收水平低、国际贸易开放,这样的国家会被评价为具有较高的经济自由度;而如果国家执行的政策管制水平高、定价受限制、货币政策带来通货膨胀、税收水平高、国际贸易封闭,这样的国家会被评价为具有较低的经济自由度。他们2012年研究更新的计算结果如图16-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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