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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在古希腊。那时候，人们的精神生活比现在重要多了。换作今天，当一个人的生计和这种对于艺术的爱好有所冲突时，他会怎样做？我们都活在容量有限的皮囊里，精力和时间都不会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而今日的人们，也未必会将能写出一部好作品等同于一个人的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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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些天，学校的一位戏剧系教授在讲述现代英国戏剧时，邀我过去做了一次关于品特（2005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也是一位备受争议的当代英国剧作家，他的剧中人物常常身份不明或言行举止缺乏明显动机）和荒诞剧的对话。那是一次很有意思的经历，我们坐在教室中间两张椅子上，如置身品特剧作之中：一个房间，两个人坐着说话，一群人围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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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突然有学生问我：“你是学文学的，怎么改行了？”面对一群美国人，我只能说这个转弯需要用一本回忆录来回答，可是对于中国人来说，我只要说十个字大家就明白了——定向，户口，档案，人事，下海。命运几番转折，让我走上了以前未曾想到的路。而今，平时做着一份“正式工作”，和电脑打交道，到了周末和晚上，有时会搞点翻译。为了维持这双面人的生活，保持这来之不易的平衡，我甚至放弃过升职的机会，让上司继续去忙预算、采购这些杂事，自己则留些精力继续做喜欢做的一些事。当然，我羡慕那些专业从事文学或翻译教学的人，不会有人说他们不务正业，他们还可以从事学术交流，甚至在学生课堂的讨论里教学相长。但话说回来，目前的做法也非一无是处：如果天天教英美文学，就会像陪人看《天鹅湖》的俄罗斯外事官员一样审美疲劳，或是为了评职称写论文写得发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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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这一行也好，不做这一行也好，有一点是一样的——文学已经成了点缀。大家都很忙，时间都被各种各样的通讯工具切得粉碎。看书似乎成了生活的一种点缀、茶余饭后的消遣。它们有什么用呢？非要这么问的话，我想说的是，好作品能让人聪明起来。它们好比雨夜的一道闪电，一刹那间将一个屋子照亮，让你知道你身处何方，无论前进还是后退，都有了一个更好的参照。文学用悲剧把有价值的东西撕裂给你看，让你知道有价值的东西是什么。你若是不知道，就是人生所有的财富都堆在你面前，你也会视而不见。文学用喜剧把那些比你更渺小的人物摆在你面前，让你知道你活在世上底线是什么。文学有办法打开我们的天眼，让我们看到一个以作家想象力为上限的新天新地。文学让你洞悉人生的复杂性，让你知道各个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当一个道理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时候，当一个道理正说反说都颇有道理的时候，当你在逻辑里转着圈子出不来的时候，看看小说吧。它会让你逼视真实，面对人生活在一团乱麻中的事实。人生中的关系不是那么容易理清的，所以我们有《长夜漫漫路迢迢》。假如生活的抉择都那么一清二楚，谁还需要《王子复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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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说的是我们用道理讲不出来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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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但如此，文学的讲述方式还是高效的，能打破行业的、民族的、地域的各种差异。我的一个上海朋友尹太五对文艺的作用有一番描述。他让属下花时间去欣赏文艺作品。小朋友们不信，说这个时间还不如看一些实用的书。尹先生举了个例子说，艺术的缘起正是出于表达的效率。比如，史前的几个人去打猎，那个场面，大家这么说说不清楚，那么说也说不清楚，后来就有人用棍子在地上画了起来，一画出来，看的人就明白了。因此，起初艺术不是为了消遣，而是为了高效地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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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有时候是用最为简约的方式，让你一下子明白很多道理，而且这些道理是整合的、有机的。故事还往往具有一种特别的真实，这样的真实在某种程度上甚至会超过史书。几百年之后，还有人在咀嚼《红楼梦》，因为它蕴涵了太多东西，多年以后，你还可以接连不断地打开。请问几百年后，还有谁去咀嚼《战略管理》？早当废纸扔了。对了，还有谁记得几年前红极一时的《谁动了我的奶酪》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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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增加了我们生活的维度，给我们平常的经历增添了意义。小时候，有次我带着一本《小说月报》上山，读罢史铁生的《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十分震撼。那时候我和小说中的破老汉一样，在山上放牛。史铁生能把他插队看人放牛的经历，化作一个活生生的虚构世界，恰巧和我读书时的现实世界产生了共振。对那时从没出过门的我来说，这意味着山外还有另外一个天地。文学给单调的生活，如放牛，增添了无穷色彩，让人不再感到苦闷和孤单。其他文艺作品，也一样，让我们的人生更加细腻，甚至让我们更为和善。前些日子，有机会去听一堂圣诞大型室内乐。去之前的路上，想到最近陷入一连串黏糊又甩不掉的琐事，我的心情是愤懑且烦躁的。可是，当合唱团用拉丁文唱出雄浑的赞美诗的时候，我觉得自己被另一种力量拉了上去。艺术能激发出人内心良善的东西，《警察和赞美诗》的记载并非空谈。列宁听贝多芬的《热情》时曾经感慨，如果他一直听这首曲子，他甚至无法将他的革命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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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是一种装备，它给我们提供了解人生的望远镜、放大镜，甚至显微镜。它让人看到你周围的人所看不到的东西，那些人生的质地、生活的色泽。处在同样一种境遇之下，为什么两个人看见的东西就是那么完全不一样呢？因为两个人的脑子里摆着不同的思维框架，有的人知道如何让看到的一切归巢就范，有的人对看到的一切视而不见。比如，看过品特之后，我再也无法像过去一样去看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了。他让你看到寻常话语中的陷阱，看到话语之外的台词。他把生活剥离到了一个极其简约的层面，一个可大可小的场景。小到厨房里“点炉子”还是“点水壶”这种无声的语言较量，大到两岸之间对于“一个中国”的阐释、中美撞机事件后对于“sorry”一词词义的各自认识，语言的较量无孔不入，品特无处不在。由于他构建的对话和场景很简单，所以能像万花筒一样组合出各样形态来。你观察这些交流，又能跳出来，不为所羁。当我说到这一段的时候，戏剧老师补充说，据说财富500强的CEO多半有文科背景，因为他们更易“脱框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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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这个国家，经过多年的发展，大部分人都已经摆脱了温饱问题。而那些被物欲蒙蔽了眼睛的人，仍照旧在过着灰暗的、时时无聊的生活。在那漫长的绝望里头，文学给我们的生活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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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不是力量（南桥谈教育之一） ｜教学改革从作业抓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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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11/12月号的《教育乌托邦》（Edutopia），刊出了一段不可思议的对话。对话一方是《情商》一书的作者、心理学家丹尼·科尔曼，另一方是好莱坞著名导演乔治·卢卡斯。两个看似截然不同的人在教室里找到了交集。不过，想从这段对话中找到革命性的、颠覆性的言论不大可能，我觉得值得看看的是有关作业设计的讨论。记得以前常说，美国小孩用“projects”来指我们常说的“家庭作业”，而我们所说的家庭作业，多译为“homework”，仅仅是在家做的“功课”（work）而已，至于这样的“work”将来是否能够“翻译”成现实的技能，需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因为这样的“work”，多半是给考试准备的，类似物理学上说的做功。你挑担子走平路，虽然很累，但由于并不是在用力的方向上移动，从做功的角度（好比与现实对接的角度）来看等于零，是无用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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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到这些年社会上一直嚷嚷中美教育存在差距，可是从讲课上来看，我们的老师有的也颇出色；从反馈上来看，我们的学生素质也不差。若说真有什么关键差异，个人觉得还是在作业设计这一块。我们的作业通常是“基于知识”（knowledge-based），而不是“基于问题”（problem-based），或者“基于现实项目”（project-based）。美国也曾走过这个弯路，事实上今日还在走，尤其是在“不让一个孩子掉队”（No child left behind）政策重新指挥美国教育回归到应试传统的时候，以至于卢卡斯这一代人现在想起来还觉得愤愤不平。卢卡斯和科尔曼都是在20世纪50年代读书上学。那时的学校十分传统，也很乏味，死记硬背的东西不少。学生对学习兴趣不大。卢卡斯承认自己直到进入大学，拥有了更大的自主权后，才发现了投入学习的激动。这么看来，也许只有从沉闷而机械的教育中走出来的人，对学习的构成才有着深刻的“偏见”。卢卡斯认为，学习一定应该是“项目型的学习”（project-based learning），要带着解决问题的目标去学习，而且这个目标必须是某个现实的目标，而不是一种教科书上的编造。因为任何教科书上的编造，都会局限于学科的利益，而在现实当中，我们对技能的实际使用，并非条块分割，更可能是各个学科的知识串在一起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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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以作业为突破口，就是一种把纯粹的“在家操劳”（home-work）变成一个个“真实项目”（authentic projects）的尝试。卢卡斯用建房子做例子，说明了改变学生作业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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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项目的作业能促进多元学习，让学生同时融会贯通很多门学科的知识，而不是东一榔头西一棒槌地零散学习。因此，在我们说建一所房子是他们的任务之后，学生们就必须以一种有别于课堂学习的特殊方式开始劳作。比如，他们需要为它估算一个合适的价格。他们需要考虑，这个房子需要能抵挡龙卷风，或者当室外温度达到摄氏41度的时候屋子里还能保持凉快，等等。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学生们为了应付这一系列问题而学习热力学和数学方面的知识。这样，老师们就能看到学生到底学到了什么，理解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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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在亨廷顿市，有些学校还真是让学生去改建市内一些被人废弃的房屋。大家想想，把一幢房子给重新拾掇好，装修起来，一定需要调用大量的数学、经济等各学科知识。关键是与此同时，也培养了他们的心志，让他们在繁杂的劳动中培养耐心和协作精神，发掘他们的创造力。这些，是什么样的考试可以取代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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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我们会说，长久以来，学生在试题的牢房里待久了，你把他们放出来，让他们看到阳光，他们会觉得刺眼。他们或许还希望回去。你把他们领到海上，他们不知道朝哪边航行，他们会迷失。不过，卢卡斯对此持乐观态度。他说，你得让学生激动，让他们受激励。他说，学生最大的长处是好奇，这是个发掘不尽的宝库。他们一旦知道了游戏的玩法，就会带着十足的热情扎进任务里头，不是去寻找具体考题的答案，而是去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传统的课程说，我们4点钟上课，学习以下内容，达成以下教学目标。而基于项目的学习则有可能这样告诉学生，这个项目你们四个人去做，评分是给每个人分别打分，小组之间也互相打分。我们不仅给你们做的这一项目的学术含量打分，也要根据你们相互之间的关系打分。如此培养出来的学生，何愁会有进入社会困难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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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情况下，学习的过程是收集信息，学习事实，学习规则。而真实的学习则是给学生一个目标，余下的让他们自己去动脑筋思考。通常情况下，这种以目标为指引的学习还会让学生产生批判性思考，他们会审视从各个渠道得到的信息是否可靠，这些信息来自什么地方，可否验证。这种时候，他们就不再是在学习事实和定律，而是在思考了。“年轻人的最大驱动力是好奇。他们自然而然会去探究事物的来龙去脉。”你又何必事必躬亲，替他们选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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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不是力量（南桥谈教育之一） ｜南瓜与教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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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我读了一本书——《大地的诱惑》（The Pull of the Earth: Participatory Ethnography in the School Garden）。书中讲述的算是一种极端的教改。为了帮助一个问题小学改变其教学，教育研究人员劳丽·托尔（Lorie Thorp）带着她的研究助理，别出心裁，和该校师生员工开展起种植活动，把学校变成了一个花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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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让学生从事园艺，种花种菜。在这个过程中，大家发现，很多学科，尤其是在小学阶段，其实是密切相关的。学生在种植的过程中，将各个学科的知识融在一起，将心灵、头脑、手全都运用起来。而园艺活动也把不同学科的老师带到了一起，比如，他们种出大南瓜后，英文老师让学生给南瓜编个故事；数学老师让孩子猜南瓜的重量，数南瓜子；社会课老师让孩子分装南瓜子，去农贸市场卖；科学课老师让孩子学习植物生命周期、光合作用、天气，等等。其实，实践中学和课堂学习的不同之处也正在这个地方。作为学徒，不管是木匠还是玄乎的什么知识领域的“认知学徒制”（Cognitive Apprenticeship），其实都是要打通多个学科。而课堂有时会脱离自然状态下的情境，搞得不好就会变得十分枯燥。现在，国内学科越来越专业化，各个教研组都有自己的办公室，大家只是在一起交流本学科的考题，并以此为指挥棒，指导自己的教学和学生的学习，结果教出来的是一些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学生。我们经常把老师比作“辛勤的园丁”，把学生比作“祖国的花朵”。可惜现在园丁没了，出现了专门管理阳光的人、专门管理浇水的人、专门管理施肥的人……在祖国的花园门口，人们只按花朵的个头大小对产品进行验收。《平衡记分卡》（The Balanced Scorecard: Translating Strayegy into Action）的作者开普兰和诺顿曾有一句名言：“你衡量什么，你就会得到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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