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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接下来就要面临一个中介系统。所谓中介系统，就是和某个人有关的两个或以上相关的环境。比如一个系统是幼儿园，另外一个系统是孩子的家庭。孩子既是家庭这个系统的成员，又是幼儿园这个系统的成员。不能仅仅考虑幼儿园这一块，也得考虑家长的需求和期望。这样，事情就很棘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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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介系统上面又有个外在型系统。这个系统涵盖着中介系统，但是这个系统内的一些部分并不属于发展者直接的生活环境，比如孩子没法直接接触到的家长的工作环境。家长可能上班的时候和同事谈起了自己子女的教育，这样的交流会间接反馈到幼儿园，影响到教学的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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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是宏观系统，就是整体大环境。大环境是人口的压力，是极其激烈的竞争，是升学的压力，是就业的压力，这些因素直接或间接地导致教育者逐步提高学习者的门槛。家长宁可让孩子早些时候苦一点，把快乐放时间的银行里放着，以后出人头地了再来支取。要是大家都是这种心态，我搞的这种轻松一些的幼儿园，其前途就比较难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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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如果真的把一切问题都归咎于环境，那么是不是就无所作为了？环境这东西即便就是铜墙铁壁，也总有那么几个不甘心的人站出来，捅上几个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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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也可以争取不被环境之风刮倒，而是御风而行。意识到大大小小的环境对孩子的影响，倒是让我们能够更好地设计教学。其实哪个家长不愿意自己的孩子能够轻松地学到东西？这方面大有文章可做。特别是语言这东西，小孩子本来就应该把它“捡”（pick up）起来，而不是像大人一样去啃。在幼儿阶段，它不是学出来的，而是模仿出来的。重要的是要有一个尽量逼真而丰富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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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很多想法，一贴上标签，基本上就完了，比如“快乐学习”。有的时候，学习也是不快乐的。事情都不是绝对的。标签简化了现实，现实是错综复杂的人与环境的碰撞，现实是非线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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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不是力量（南桥谈教育之一） ｜玩就是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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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问弗洛伊德，怎样才可以过快乐而且有成效的一生，弗洛伊德说：“爱着，努力着（Lieben und Arbeiten）。”大卫·艾尔金德（David Elkind）加上了一个词——“玩着”（Spielen）。这样就成就了人生的金三角或者黑三角：Lieben, Arbeiten, Spielen, 即Loving, Working, Playing（喜欢、努力、玩耍）。一个人成年之后的悲剧，就是将三者分开，或者三缺一。喜欢、努力却无玩耍则生疲惫，身累，比如工作狂；喜欢、玩耍却不努力则无长进，心累，比如浪荡子弟；努力地玩耍而不喜欢则属应酬，身心俱累，比如大多数从事不喜欢职业的成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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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在人的童年，三者是可以统一起来的。而这个阶段能否统一好，又会影响到长大后的光景。就拿玩玩具这个事情来说，有个小孩上厕所，蹲了半天一无所获，抬起头说：“妈妈，我可能电池用完了。”当大卫·艾尔金德博士在《玩的力量》（The Power of Play）一书中描写到这个小孩时，他并没有给出有关小孩的更多细节，但是我们可以判断，这个小孩是在玩电动玩具中成长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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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Loving, Working, Playing的理论，一些电动玩具是好玩，是让人喜爱，可是都是些成品，孩子玩它的时候没有努力，没有心智上的挑战性，所以一会儿就会玩厌。我们小时候下河抓鱼，怎么都不会抓厌，因为这需要下工夫，有挑战性，最终的满足是深层的。当然，假模假式的钓鱼不算。我给小孩买过假鱼竿和假鱼，原理是用磁铁钓鱼，很容易上钩，小孩没玩一天就厌倦了。后来我又给小孩买了些贴纸，让他们自己用废打印纸做书。现在两个孩子都出了好几本书了，经常喜滋滋地捧着在一边念“Once upon a time…”（从前……）。我也不知道这个办法能管用多久，但是起码我在给他们找事情做，就算是玩，也不仅仅是玩。我相信，在孩子玩的时候让他们付出点努力，在他们努力的时候（比如学习功课）增加点兴趣，对他们的成长一定有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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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艾尔金德博士还说，孩子的玩具，应少不宜多，因为玩具多了，小孩花在每个玩具上面的时间就少了，就缺乏了那种必要的努力。我们经常送孩子去附近的博物馆参加周末的Kids’ Art活动，不管是捏泥巴还是演小节目，总之是要让他们玩出点名堂来，不能抱着一大堆玩具在家瞎玩。有次活动是去制陶坊捏泥巴、上釉彩。我和儿子一起做了辆汽车，捏的时候命名为“劳斯莱斯”，出窑一看，瘪了，于是改名为“酒后驾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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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要注意的是，玩具的功用很容易被异化。好多小朋友玩玩具，主要是因为别人在玩。他们是希望通过玩具，实现艾尔金德博士所说的“社会认同”。一定要打破孩子的这个迷思。“爸爸，他们都玩Dora（注：一种卡通人偶），我怎么没有Dora？”你可以告诉她：“他们都玩Dora，可是你会做一本关于Dora的小书，你看谁更棒？”品牌忠诚度是销售的通行证，却可能是创意的墓志铭。你的孩子吃超人餐，用超人衣，睡超人床，开超人车，长大以后，有可能变成一个穿着超人内裤丢人现眼的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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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具异化的另一个表现，是父母在玩具身上投入了不恰当的情感。比如父母经常出差，和子女聚少离多，于是买昂贵的玩具给他们，以减轻自己的内疚感。说到底这是一种自私，并没有为孩子着想，只是为了自己的心理平衡。这边牧师有一句话：小时候你不带孩子，把孩子送托儿所，他们没有抱怨。长大了孩子们不带你，把你送老人院，你会不会抱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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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不是力量（南桥谈教育之一） ｜奖赏是个糖衣炮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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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和我谈钱这东西，多俗啊。”这种说法，多半是出现在王朔式的反讽中。如果你当真视金钱如粪土，就会被认为虚伪、无聊、没出息，被孤立，被鄙视。这种价值观的转变，文人用了几千年的时间，有人几句话就给扭转了过来——“致富光荣”、“白猫黑猫，抓到老鼠的就是好猫”、“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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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几千年的传统，说是大雪无痕，一夜间全都消失，也不大可能。传统哪怕是被拦腰斩断了，总归还有些根残存在公众的集体潜意识里。曾经有个记者去采访“触电”作家刘恒（注：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少年天子》的总编导），他提出的几个问题都有个核心。那就是，你一个作家，落到以“工业”而非“文艺”为主要标签的影视界，是不是落俗了，降格了？没料到刘恒很爽快地说：“我们都是资本的人质。”这是个更大的反讽。我们以为会清高的作家，反而落落大方，丝毫不为传统所累。我们以为很大众的记者，却把自己放在传统的重负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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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的使命是创作。创作需要创意。有很多事物和场合可以激发创意。古人说有三上：马上，厕上，枕上。洋人也有个类似的说法，就是创意的发挥，往往是在Bus（公共汽车，亦即行路的时候），Bed（床上，即将睡觉的时候），Bath（浴室，即洗澡的时候）。这和我们的“三上”一说异曲同工。两种说法都列出了一些宽松的环境，这些环境让人脱离直接的目的，所以思绪得以轻舞飞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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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时候，我们在办公室这些充满目的、使命和铜臭的地方，想不出问题的解决方案。一回到家，莲蓬头一打开，突然大脑里灵光一现，有了，这个产品应该这么去做！结果你会像洗澡洗出了浮力原理的阿基米德一样，大叫一声，然后裸奔到你的书房，把想法写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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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意的产生过程是个黑匣子。我们只能去探究其源头，寻找有什么东西进入了这个黑匣子，亦即刺激物；然后探究有什么东西从黑匣子里出来了，亦即反应；最后还可以看这个出来的东西得到了什么样的反馈，或曰强化。这就是巴甫洛夫条件反射的一套理论。狗看到了骨头（刺激物）就摇尾巴（反应），但是每次摇尾巴你就扁它一顿（负强化），它以后看到骨头就不敢摇尾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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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从刺激物的角度去研究人的行为，也可以从巩固或曰反馈的角度去研究人的行为。哈佛大学的一位心理学教授就做了一项试验，研究创意和物质奖赏的关系。《金融时报》有一篇关于这项研究的报道，叫“当创造力和奖赏挂钩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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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说，哈佛的特雷莎·阿玛拜尔（Teresa Amabile）教授找来100多名儿童，分成两组，并提供一台宝丽来相机供孩子们拍照。对第一小组而言，他们需要先看一本只有图画没有文字的书，并且答应之后讲个故事，才被允许使用相机。对第二小组则直接说明有两件事，看书后讲故事、拍照，其间并无任何表示说，一件事需要取决于他们是否愿意做另一件事。最后，当把两个小组所讲的故事进行比较时，第二小组讲故事的创意要大大超过第一小组。于是阿玛拜尔女士得出结论：奖赏所隐含的外部控制足以削弱创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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