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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在国内从事教育工作的兄长合写了一篇教育论文，待到录用通知到手，却还发现一张“版面费”通知。后来向学术界朋友打听，才知这是如今发论文的“常识”，收取版面费已经相当普遍。朋友说还有一些假期刊鱼目混珠，借版面费之名，行诈骗之实。这是一个因为学术评估体系不当滋生出来的衍生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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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数量及被某某索引引用数量，常被当作大学竞争力的重要衡量标准。一些高校，时常把学校论文引用数量拿出来当成绩炫耀。而且，为了追求这样的成绩，一些院校赶着教师、研究生发文章，不发文章不许毕业，或是在某某刊物发了文章就五千一万的奖励。这样一来，大家就开始“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了。套用美国议长论医改的一段话，发文章的大门关上了，就翻篱笆；篱笆太高了，就撑竿跳；撑竿跳不过去，就跳伞。结果象牙塔内，只要是个哺乳动物，一些年下来，个个著作等身。出去一问，谁也不知道他们是谁，也不知他们有什么社会影响。论文发了一大堆，但是教书的不会教书，育人的不会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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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论文的泡沫化，和房地产的泡沫化一样严重。认真去看那些已发表的学术论文，个人觉得百分之九十是没有多少价值的，是废纸一堆，是自说自话。从前大家说“不发表则完蛋”（Publish or Perish），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发完就完蛋”（Publish and Perish）。perish在垃圾桶里，读者不会去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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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美国也这样，也要交版面费，只不过我自己还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我所在的教育技术圈子，发几篇小文，稿费是没有，可是没让交过钱。不知道其他学科怎样。不过还是平衡记分卡发明人的那句老话，衡量什么就会得到什么，利益催生了论文市场。即便在美国，也有职称和终身教授评选的驱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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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美国学术界评估的标准已经在悄然改变。一些学术机构的终身教授评估，标准渐趋多元。比如，强调职位申请人自行定制的学术“成果组合”，弹性就比较大，参加学术活动、学术会议、相关社会服务都可以算入，不单单以论文多寡定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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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科最大的学术机构之一——“现代语言协会”（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近年一直倡议将学术评估多元化。早在2006年年底，协会就发布了一个关于终身教授评选和提升的报告，并成立了学术评估改革的专门小组。评估改革报告中，极为重要的一条，是打破学术论文的垄断地位：“业内总体来说，必须反思专题学术论文（monograph）的大一统地位，鼓励学术散文（Scholarly Essay），用多元渠道评选终身教授，还需利用学术成果组合的方式，以拓展对于学术水平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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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该协会还鼓励考量教师通过新媒体（如网络）发表的文章。无独有偶，论文学术规范的发布者之一——美国心理学会学术规范（APA Style）最新的第六版中，就有大量网络图书、刊物、文章等资料的类别，博客和播客也已成为被引用的类别了，比如，发表在新闻组、网络论坛的帖子，发表在电子邮件组的信息，博客条目，视频博客条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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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些新媒体的可靠性、严谨性有待商榷，但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新媒体和电子读物层出不穷，发表文章的方式也在不断更新，对于一个人学术成果、思想水平和社会影响的衡量标准，也在潜移默化地发生着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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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新媒体还不能被所有人接受，那么将介于个人网志和传统论文之间的学术散文纳入评估标准，我想学界很多人是不会反对的。学术散文不按照学术八股格式写就，虽不具“形式严谨”（如引用范例）的特征，但是“思维严谨”（如论证深入有力）。发表这类文章的刊物未必是核心期刊，可是这些期刊上的一些文章颇有见地。美国《高等教育纪事报》上就有不少学者写的文章，其思想性和可读性都非常强，也算是学术散文，虽然这些文章也不算传统的“专题学术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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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领导挂名、论文买卖、发文付费、抄袭成风、假刊物横行这些现实来看，过去看似公正的论文评估标准算是失败的。如果改革评估标准，保证就会挤掉很多学术泡沫。若能这样，国内学界大概也不会一叶障目、本末倒置地追求“影响因子”，而去追求实际影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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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不是力量（南桥谈教育之一） ｜美国高等教育的三大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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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美国高等教育信息系统（Educause）年会地点在丹佛，以往年会上都会看到中国高校的代表，这次不知为何居然没撞见。有次吃饭，看到几个黑头发黄皮肤的，我便跑了过去，却发现是日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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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第一次到丹佛。丹佛是美国地势最高的城市之一，由于前几天下过雪，从机场到宾馆的路上，看到远处的山顶还是白雪皑皑。城市就在雪山脚下，城市上空是一片澄净的蓝天。丹佛地势高（被称为“海拔一英里高的城市”），阳光足（机场附近就有大片太阳能采集装置），很像西藏。果然，我后来在街上看到了藏人的商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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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周，丹佛的天气都很好。蓝天白云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这次会议上，讨论的趋势之一就是“云”。这个“云”概念原本是计算机专业的术语，但也延伸到了高等教育一行。在高教里，相应的说法叫“above campus”（空中校园）。Educause的主席奥布林格博士给高等教育总结的三大趋势之一，便是从“实体校园”（on campus）到“空中校园”（above campus）的转变。所谓空中校园，指的是利用技术手段，实现资源的共享、研究的协作，等等。这次大会的闭幕演讲人是英国开放大学的前副校长。说起“空中校园”，就不能不说中国的广播电视大学系统。这个系统要是做好了，也一样值得世界关注。事实上，前些年我们学远程教育，都常提到中国的电大系统。这位前副校长说，过去开放大学做课程，有很多和BBC合作，让课程惠及大众，而且这也是开放大学树牌子的一个好办法。中国的广播电视大学的基础设施很好，过去也有和电视台合作的做法。可惜后来中国的高教系统基本上是金字塔格局，资源向上集中，还是早些年“集中力量办大事”、提高国际竞争力的思维。那些沉在下面的学校，资源越来越少，生源越来越差，故而优势不能得到充分发挥，在整个高教体系中沦为拾遗补缺的角色。但愿在未来，这个系统能发挥出其自身的优势，能像英国开放大学、印度的甘地大学和马来西亚、巴基斯坦等地的远程大学那样，发挥出它的优势来。不过，电大能不能咸鱼翻身，除了看系统内部的努力，也得看教育管理部门的导向。这些部门不能把钱都砸给少数几所名校，让其他学校像没人要的孤儿，有上顿没下顿的。让不同的教育模式共同竞争其实是很有必要的。一个系统，如果封闭，最终就会变成死水一潭；有开放性，允许传统教育和另类教育平等竞争，让后者有机会进入主流，才会形成良性循环。提高国际竞争力，不能用这种金字塔体制。一个符合教育规律的体制，才有最大的国际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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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来的路上，我看了一份最近的《高等教育纪事报》（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报上提到中国九所名校结成了C9，号称“中国常青藤”联盟，学分可以互相承认。这当然是一个好的动向，不过，这种学分相互承认的做法不应只限于这九所高校。美国这方面的经验可以借鉴。由于经济方面的考虑，美国学生会在暑期跑到社区大学去修一些公共必修课（因为社区大学学费非常低廉），然后将学分转到自己所在大学。有不少学生甚至先在社区大学读完两年再转学，转入更好的学校，这样既可以拿到名校学位，又省下了学费。虽然照常理来说，名校课程质量应该好于普通学校，可是事实往往不是这样，最起码不是所有课程都比普通学校好。我自己以前在本科上的某些课，到了研究生阶段居然要重上，但感觉相差无几，只不过高校之间老死不相往来，孤芳自赏各搞一套，结果造成了各种资源浪费。衷心希望校际合作那小小一片“云”呀，吹呀么吹过来，也给普通学校一点机会。九所名校不带其他人一起玩，那云彩也太小，就怕最终整不出什么风雨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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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上所说的第二个趋势，是从“拥有”（ownership）到“接触”（access）。我听过不少这方面的感慨。现在的老师，尤其是美国名校的老师，一窝蜂地把自己的课程往网上放。会议上还有老师开玩笑，说自己学校的那些名教授，还为自己的课程没有进入iTunes同类课程前25名愤愤不平。而在过去，老师上课为了避免自己的“看家本领”被人偷招，甚至严禁学生带录音笔偷录。如今，大家纷纷拿出自己的知识，抢着来分享了，再不分享就迟了，话语权和社会关注都被他人抢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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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是什么因素改变了这个游戏的玩法呢？是技术。过去，知识传播是通过教室里的传授，通过老师对学生的讲座，实现知识传扬。而今大家获取（access）的方式多了，越来越像去吃自助餐，纯粹是取己所需。学生对自己的学位已经开始解构，同样的课程，学生可以在A学校选一点，在B学校选一点。至于学科学习也一样，比如，同样学习微观经济学，学生可以去Academic Earth, YouTube Edu（注：两者都是美国高校课堂视频汇集的网站或网站频道）或者一些有开放课件的学校，去听最好的讲座。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受所在学校和授课老师的限制。我记得《快公司》（Fast Company）杂志上还有篇报道，说有人已经在设计这种灵活的学位（当然不是文凭工厂、野鸡大学那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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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知识的生产与消费之间，界限日趋模糊，越来越多的人（包括传统的知识受众——学生）既是生产者也是消费者，现在有了一个新词，叫“生产一消费者”。在这样的环境下，知识贵在创造，私人对其囤积居奇的时代已经过去。这不是教育者愿意看到的现象，但无奈它是一个现实，你喜欢也罢，不喜欢也罢，它都是朝这个方向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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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趋势，是从“保护”到“共享”。会上，《再混合》（Remix: Making Art and Commerce Thrive in the Hybrid Economy）一书的作者、哈佛大学法学教授劳伦斯·莱辛（Lawrence Lessig）发表了十分精彩的演讲。他呼吁教育界人士组织起来，推翻过去不合理的版权理念。他说，公众对法律怀有一种奇怪的敬畏，而在法学界内部，大家对知识产权保护法深表怀疑。这些法律让人费解、糊涂，前后不一，且不便使用。它产生于19世纪，当初是为了保护作者、艺人等各方面的经济利益。而今，这样的版权法律仍然适合用来保护歌手布兰妮卖唱片，但不适合高等教育内的知识产权。高校肩负着教书育人和引导创新的双重责任，而布兰妮式知识产权保护的烦琐规则，妨碍了学界的交流和创新。针对高等教育网开一面的所谓“公平使用”（Fair Use）则因界定模糊，可操作性极差。据我观察，高校老师基本上是各按各的理解在“公平使用”，说白了是一片混乱。我听过很多关于“合理使用”和“版权保护”的报告。报告人有律师，有老师，有决策者，结果发觉每个人都有一套说法，不去听还好，越听问题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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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知识产权保护有时候起到的是反作用，会抑制创新。比如，一些本该让大家看到的学术期刊，由于费用昂贵，很多小学校订阅不起。美国有不少期刊，针对学校的订阅价格比针对个人的订阅价格不知贵出多少倍，一旦学校出现经济危机，期刊订阅往往是最容易被砍的项目。知识产权的狭义保护，使得它们的分享很难实施，甚至会导致一些材料无法传承下去。纪录片的转录就是一个例子。过去一些老纪录片以胶片形式存在，可保存时间有限，只有数字化，才可以长久保存下去。可是按照现有的知识产权保护法律，根本就无法转录成DVD传播给后人。纪录片是很多小片段的组合，每个片段都去申请，让版权许可人同意翻录（而且一般这种授权会有期限，比如五年），那么这整个版权的处理过程或许会超过五年，就算请得起律师花得起钱也找得到人，也耗不起这时间。所以大量材料会死掉，无法传承下去。这对原版权所有人是没有多少好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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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莱辛教授也不同意采取“革命”式的方法，按照“废除版权主义”的方法来解决问题，而是建议折中，按“创作共享”（Creative Commons，简称CC）的思路解决问题。从过去的“保留所有权利”，转入“保留部分权利”。CC运动已经取得了丰硕成果，白宫网站发布的内容也都采用了“创作共享”协议。作为该运动的发起人之一，莱辛教授呼吁，在高教领域，也要开展一场教学共享（Teaching Commons, Learning Commons）运动，让知识成果在教育界、科学界更容易传播、激荡、更新，也让它们更容易进入大众，造福大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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