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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危机影响高校到了什么程度？可以说是哀鸿遍野。今年六月，《名利场》杂志发了一篇《富哈佛 穷哈佛》的文章，说过去的哈佛，花起钱来就怕想象力不够：要建一幢2.6亿的医学院大楼？可以，建吧。要扩建法学院大楼？行啊，扩吧。而去年一年，哈佛的捐赠大跳水（2008年7月到10月间下滑了80亿美元）。筹款下降，一些建筑项目也停了。如果说连哈佛都遇到了这个问题的话，别的学校就更不必说了。《名利场》惊呼：从耶鲁到普林斯顿，从哥伦比亚到康奈尔，预算在削减，课程在调整，在建项目在搁置。耶鲁今年的捐赠款预计下滑25％，普林斯顿预计下滑30％，哥伦比亚预计下滑22％，康奈尔、布朗、达特茅斯大学预计也都会出现20％以上捐赠额的下降。“常青藤名校的镀金时代结束了。”这些常青藤高校，通过削减预算，裁减人员，冻结聘用等措施，以应对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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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危机中几家欢乐几家愁。由于学费的相对低廉，公立大学、社区大学借此吸纳了很多因高学费门檻，被私立名校排除在外的人。这使得过去那些“酒香不怕巷子深”的私立学校，不得不屈尊和周边一些档次稍差的公立大学抢生源了。但抢生源是一个技术活，得考虑到如何细分市场、如何营销，争取到生源后如何改进自己的环境与平台，将学生留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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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一些学校挺过危机的经验很值得学习。印第安纳卫斯理大学，不到20年间，从一个学生人数才2000的小学校，成长为学生总人数超过15000的学校，就是因为该学校找到了他们所需的“细分市场”。当时学校领导决定将目光盯准“未曾被服务”的群体。20年前，该学校所在地区处于经济转型期，一些大企业搬迁，留下大批等待再就业，却没有大学学历的人群。该学校通过网络教育和定制的成人教育，实现了20年的爆破式增长。在如今的美国，尚有5900万人（亦即成人人口的30％）未曾受过任何高等教育，为什么不可以出现第二个印第安纳卫斯理大学，定制出新的教育模式，创造逆向增长的神话呢？同样，中国在外向型经济收缩、产业结构的调整中，也必然有大量“未曾被服务”的人群，如果一些高校独具慧眼，催生出更多的教育模式，这样就可以给他们也是给自己提供一个机会。今年早期，奥巴马签署《美国经济复兴和再投资法案》，给“回炉再造”的教育工作者提供税务优惠，这就给大批可提供师资后续教育的学校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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宾夕法尼亚大学教育家乔治·凯勒在《教育与新社会》一书中指出，影响高等教育的有三大重要因素：一是人口的改变，二是技术革命，三是经济形势的变迁。如果有人能把握这三者的趋向，则可在危机中挽教育狂澜于不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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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目前阶段，技术的变革成了推动教育改革的一个重要引擎。我遇到的一些教授感慨，过去的老师，死死守着自己的看家本领，甚至规定学生不可携带任何录音器材进教室偷录讲课内容。而现在，哈佛、斯坦福、麻省理工这些名校的教师，都在抢着将其教学录像上传网络，供全世界去看。毕竟第一代完全在网络环境下成长的“网络原居民”长大了，进入了高等教育，这些人的生活和学习习惯，给高校运作方式带来的影响是深远的。在加州，继州长施瓦辛格提出中学教材电子化之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法学院克里斯托弗·艾德利教授提出，应该在加州大学系统的10个校园之外，增添第11个校园。这似乎是有些违背常理的做法，但是他在《洛杉矶时报》上提出的这个“第11个校园”，是个“网络校园”。美国《高等教育纪实报》发了一篇关于该建议的评论。近日来，该评论一直列在最受欢迎的文章前列，可见关心这一问题的人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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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教育质量一直是网络教育里一个让人值得担忧的问题。一些网络教育学院，被人认为是卖文凭的机构、野鸡大学。但这些年来教育形势有所改变，用我妈的话来说，“下河淹死的多有识水人”。一些传统高校抱着过去的资本，不思进取，没有危机意识，如温水煮青蛙一般死掉。而网络教育领域深知外界对其质量的关注，反而在质量监控上励精图治，下足了工夫，最终一只只野鸡飞出了鸡窝，成了信息时代的金凤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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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不是力量（南桥谈教育之一） ｜野鸡大学的鸡窝里飞出金凤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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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肯锡公司至少说对过一句话，它认为中国在信息时代的发展，并没有输在西方发达国家之后。并且，这是个难得的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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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技术本身的发展规律，在有些情况下，后来者有其天生的优势。比如，西方人花了好长时间进行升级换代，而中国却能一步到位。一个西方人可能一辈子用录像机看录像，出现了VCD、DVD之后，很多人并不能转换过来，即便后者在技术上更为先进。原因很简单，我在很多人家里看到，他们一辈子积累了大量录像带，换成DVD以后这些录像带怎么办？先生老不死，后生跟不上。而中国很多人家，一步到位地用上了DV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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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是电子商务。由于信用体系的健全，美国的电子商务非常发达。比如，如今的学生买教科书，大部分都在网上购买。这是因为大部分人都有信用卡，或借记卡，再不济还有支票号码，支付手段多种多样，配送渠道也非常顺畅。而中国的征信体系还在建设中，虽然银行和商家望穿秋水，上海甚至建立了个人信用资料库，可是最近好像没有听到什么声响了。虽然国内使用信用卡的人群数量可以陡增，但是形成信用消费文化，形成成熟的征信体系，无法一蹴而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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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即便电子商务还和西方有差异，中国的手机商务却异常发达。手机非常普及，而且支付方便，也不存在信用的瓶颈限制。这方面大有潜力可挖。比如用手机收发短信，西方不亮东方亮。我相信没有哪个国家的手机能比中国的使用频率更高了。一些电子商务网站，用手机付费取代了西方常见的信用卡收费。而人工的低成本，使得快递公司大为兴盛，也弥补了配送渠道方面的先天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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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情的不同，风俗习惯的不同，使得技术的应用和发展，在不同的国家有着完全不同的结果。我有一次和常庆老师在网上聊天，发现双方都在做远程教育。他说，他所在的课题组给阿富汗做了个远程教育项目，“东西做好了，发现我们的猜测都错了，那里大多数地方根本就没有电”。他跟我说，他们在阿富汗的邮件都是毛驴送的，我说你们干脆给沙特送个蜘蛛去上网。玩笑归玩笑，虽然我没有给沙特做过什么远程项目，但知道沙特自己有个“CCTV”，Closed-Circuit Television，闭路电视是也。沙特费萨尔国王大学外语系运用闭路电视进行外语教育。沙特的女子教育始于20世纪60年代，但真正的蓬勃兴起却是在80年代经济繁荣中实现的。受宗教风俗影响，男女同校不同班。男子班级男老师教，女子班级女老师教。这样本可相安无事，问题是人民群众不断发展的教育生产力有需要，男女有别的生产关系就满足不了。怎么办？闭路电视就作为教学手段粉墨登场了。闭路电视将男老师的课，同步传给女子班的学生，女子班同时还有一个女助教帮忙。男学生和女学生、女学生和男老师虽有空间阻隔，却通过闭路电视实现双向交流，正如御医牵个红绳给皇后娘娘把脉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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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结论是，远程教育如果不是发展中国家自己种下的种子，也一定是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共同种下的，却被发达国家摘了果实，现在又拿到发展中国家去卖。远程教育其实并不是微软这些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推动的，却更多的是在现实需要下成长起来的。比如，资源的短缺（比如女教师），或者学生的居住地太分散，都有可能让人去打远程教育的主意。《远程教学》（Teaching and Learning at a Distance）一书举了很多发展中国家远程教育的例子：根据世界银行2000年的统计，世界上最大的大学是远程大学，即土耳其的Anadola大学。此外，还有中国一度庞大的广播电视大学系统、坦桑尼亚颇为有效的函授教育。但是到了网络时代，一切都被冠上“E”的名字，于是就有了“E-learning”，一下子重新划分了远程教育的疆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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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远程教育，在“非典”时期还火暴过一阵。但根据《中国远程教育杂志》2005年的总结，目前远程教育没有发展，反而萎缩了。我觉得我们错过了一些关键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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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人才机遇。以前，我写过一篇《远程教育在农村有点“水土不服”》。为什么水土不服？关键在于缺少懂得远程教育原理的人才。即便使用了技术手段，使用方法也非常机械，没有实现“技术的整合”。好的技术应用，应该是教师和技术的水乳交融，需要在教学活动当中促成教师、学生、技术三者的有效互动，而不是像很多地方现在所做的那样，水是水，油是油。这需要教育技术从业人员起到更大的教育和支持作用，而不是像现在这样被“边缘化”。西部一所中心小学曾经尝试完全按照光盘的模式来授课。上课时，老师播放一张光盘，让学生跟着光盘中的老师学习。但学生反映“进度太快跟不上”。没多久，一种新的方式又出现了：课堂上先播放光盘，到一定的时间，老师会停止播放，模仿光盘中的游戏与学生进行互动。这种简单的老师、技术叠加或者重复，显然无法有效地将技术集成到教学活动当中。更为可怕的，可能是地方教育部门领导，没有心思下这些不大容易看见的软工夫，而只是添置一些更能装点门面的硬件设备，因为这可能更容易看出“政绩”。可是不下软工夫，硬件设备搞不好就成了一堆废铁，甚至起反作用。或者是有关部门没有给教师应得的待遇，只在设备上做表面文章，导致他们的反感，影响他们的积极性，让他们不愿意花心思将技术手段整合入教学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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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比如扩招的机遇。扩招中造成的资源压力（比如校舍），其实一部分可以通过远程教育手段来消化。美国很多学校设置网络课程，就是出于这一目的。由于主校区校舍有限，或者是停车场不够大，很多课程被挪到了校外租借的中学，或者是网上。我们现在所在的学校，有些课程完全是在网上，有的是把网络手段作为课程的一部分，比如考试全部在网上考，这就解决了考试高峰期间教室安排不过来的矛盾。另外，很多网上的考试，如果是标准化测试，还可以自动评分，这样效率也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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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合作的机遇。其实，国外很多人手里攒着钱在觊觎中国的远程教育。我以前在雪城的时候还帮一家研究机构做过一些调查。很多人希望和中国的教育机构合作，但是我们在政策上有诸多限制，而且学校的网站制作得很差，看不到什么有用的信息，或者是没有英文版，所以海外投资人两眼一抹黑，有钱也投不进来，狗咬刺猬，无处下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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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过的第四个机遇是观念的机遇。到目前为止，网校还被看成是拾遗补缺的产品，甚至有时还属于“野鸡学校”的范畴，媒体、公众、专家都对其挑剔有加，而对其内在优势缺乏审慎思考。美国的网校也曾有过这个阶段，被人认为是文凭工厂。可是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一些文凭工厂遭到淘汰，另外一些学校却成长起来，有了自己独特而稳固的地位。比如University of Phoenix（凤凰大学，或译菲尼克斯大学），学员人数超过了两万五，比很多公立、私立大学还要大。University of Phoenix主要针对的是在职人员，它让无法接受常规校园教育（受时间、地理等方面限制）的人，多了一个选择，所以才会有如今这样的发展。有趣的是，这种网校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开始“空降”，在很多个州（以及加拿大）都开设了砖和水泥的分校。这种网上网下的两栖，拓宽了这类学校的发展路径。目前，一些平素不大正眼看这些学校的美国高校，也开始向这类学校取经了。比如University of Phoenix的母公司开发的一些网络教学工具，现在也销售到了传统的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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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愿有一日，我们的野鸡大学，也能飞出一只这样的金凤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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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不是力量（南桥谈教育之一） ｜不是软件的问题，而是做家长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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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美国参议员约翰·麦凯恩提出《儿童网络使用保护法案》，同年12月，法案被克林顿总统签署，成为法律，要求大部分公立学校和公共图书馆采取措施，强化其公用电脑的“可接受的使用”，包括对色情类网站的过滤。此法案引发多方争议。2001年，美国《电子教育报告》刊发《过滤软件面临消费者和隐私权益保护团体挑战》一文，谈及学校过滤软件的社会问题。该文指出，一些民权团体抗议这种过滤软件的使用。除隐私外，人们也担心学生个人资料和使用习惯被卖给第三方做营销用途。因此，一些学校拒绝安装，或是在安装前征得家长同意。由于争议的存在，这些软件生产商难有长足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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