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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不是力量（南桥谈教育之一） ｜野鸡大学的鸡窝里飞出金凤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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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肯锡公司至少说对过一句话，它认为中国在信息时代的发展，并没有输在西方发达国家之后。并且，这是个难得的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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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技术本身的发展规律，在有些情况下，后来者有其天生的优势。比如，西方人花了好长时间进行升级换代，而中国却能一步到位。一个西方人可能一辈子用录像机看录像，出现了VCD、DVD之后，很多人并不能转换过来，即便后者在技术上更为先进。原因很简单，我在很多人家里看到，他们一辈子积累了大量录像带，换成DVD以后这些录像带怎么办？先生老不死，后生跟不上。而中国很多人家，一步到位地用上了DV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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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是电子商务。由于信用体系的健全，美国的电子商务非常发达。比如，如今的学生买教科书，大部分都在网上购买。这是因为大部分人都有信用卡，或借记卡，再不济还有支票号码，支付手段多种多样，配送渠道也非常顺畅。而中国的征信体系还在建设中，虽然银行和商家望穿秋水，上海甚至建立了个人信用资料库，可是最近好像没有听到什么声响了。虽然国内使用信用卡的人群数量可以陡增，但是形成信用消费文化，形成成熟的征信体系，无法一蹴而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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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即便电子商务还和西方有差异，中国的手机商务却异常发达。手机非常普及，而且支付方便，也不存在信用的瓶颈限制。这方面大有潜力可挖。比如用手机收发短信，西方不亮东方亮。我相信没有哪个国家的手机能比中国的使用频率更高了。一些电子商务网站，用手机付费取代了西方常见的信用卡收费。而人工的低成本，使得快递公司大为兴盛，也弥补了配送渠道方面的先天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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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情的不同，风俗习惯的不同，使得技术的应用和发展，在不同的国家有着完全不同的结果。我有一次和常庆老师在网上聊天，发现双方都在做远程教育。他说，他所在的课题组给阿富汗做了个远程教育项目，“东西做好了，发现我们的猜测都错了，那里大多数地方根本就没有电”。他跟我说，他们在阿富汗的邮件都是毛驴送的，我说你们干脆给沙特送个蜘蛛去上网。玩笑归玩笑，虽然我没有给沙特做过什么远程项目，但知道沙特自己有个“CCTV”，Closed-Circuit Television，闭路电视是也。沙特费萨尔国王大学外语系运用闭路电视进行外语教育。沙特的女子教育始于20世纪60年代，但真正的蓬勃兴起却是在80年代经济繁荣中实现的。受宗教风俗影响，男女同校不同班。男子班级男老师教，女子班级女老师教。这样本可相安无事，问题是人民群众不断发展的教育生产力有需要，男女有别的生产关系就满足不了。怎么办？闭路电视就作为教学手段粉墨登场了。闭路电视将男老师的课，同步传给女子班的学生，女子班同时还有一个女助教帮忙。男学生和女学生、女学生和男老师虽有空间阻隔，却通过闭路电视实现双向交流，正如御医牵个红绳给皇后娘娘把脉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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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结论是，远程教育如果不是发展中国家自己种下的种子，也一定是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共同种下的，却被发达国家摘了果实，现在又拿到发展中国家去卖。远程教育其实并不是微软这些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推动的，却更多的是在现实需要下成长起来的。比如，资源的短缺（比如女教师），或者学生的居住地太分散，都有可能让人去打远程教育的主意。《远程教学》（Teaching and Learning at a Distance）一书举了很多发展中国家远程教育的例子：根据世界银行2000年的统计，世界上最大的大学是远程大学，即土耳其的Anadola大学。此外，还有中国一度庞大的广播电视大学系统、坦桑尼亚颇为有效的函授教育。但是到了网络时代，一切都被冠上“E”的名字，于是就有了“E-learning”，一下子重新划分了远程教育的疆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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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远程教育，在“非典”时期还火暴过一阵。但根据《中国远程教育杂志》2005年的总结，目前远程教育没有发展，反而萎缩了。我觉得我们错过了一些关键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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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人才机遇。以前，我写过一篇《远程教育在农村有点“水土不服”》。为什么水土不服？关键在于缺少懂得远程教育原理的人才。即便使用了技术手段，使用方法也非常机械，没有实现“技术的整合”。好的技术应用，应该是教师和技术的水乳交融，需要在教学活动当中促成教师、学生、技术三者的有效互动，而不是像很多地方现在所做的那样，水是水，油是油。这需要教育技术从业人员起到更大的教育和支持作用，而不是像现在这样被“边缘化”。西部一所中心小学曾经尝试完全按照光盘的模式来授课。上课时，老师播放一张光盘，让学生跟着光盘中的老师学习。但学生反映“进度太快跟不上”。没多久，一种新的方式又出现了：课堂上先播放光盘，到一定的时间，老师会停止播放，模仿光盘中的游戏与学生进行互动。这种简单的老师、技术叠加或者重复，显然无法有效地将技术集成到教学活动当中。更为可怕的，可能是地方教育部门领导，没有心思下这些不大容易看见的软工夫，而只是添置一些更能装点门面的硬件设备，因为这可能更容易看出“政绩”。可是不下软工夫，硬件设备搞不好就成了一堆废铁，甚至起反作用。或者是有关部门没有给教师应得的待遇，只在设备上做表面文章，导致他们的反感，影响他们的积极性，让他们不愿意花心思将技术手段整合入教学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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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比如扩招的机遇。扩招中造成的资源压力（比如校舍），其实一部分可以通过远程教育手段来消化。美国很多学校设置网络课程，就是出于这一目的。由于主校区校舍有限，或者是停车场不够大，很多课程被挪到了校外租借的中学，或者是网上。我们现在所在的学校，有些课程完全是在网上，有的是把网络手段作为课程的一部分，比如考试全部在网上考，这就解决了考试高峰期间教室安排不过来的矛盾。另外，很多网上的考试，如果是标准化测试，还可以自动评分，这样效率也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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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合作的机遇。其实，国外很多人手里攒着钱在觊觎中国的远程教育。我以前在雪城的时候还帮一家研究机构做过一些调查。很多人希望和中国的教育机构合作，但是我们在政策上有诸多限制，而且学校的网站制作得很差，看不到什么有用的信息，或者是没有英文版，所以海外投资人两眼一抹黑，有钱也投不进来，狗咬刺猬，无处下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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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过的第四个机遇是观念的机遇。到目前为止，网校还被看成是拾遗补缺的产品，甚至有时还属于“野鸡学校”的范畴，媒体、公众、专家都对其挑剔有加，而对其内在优势缺乏审慎思考。美国的网校也曾有过这个阶段，被人认为是文凭工厂。可是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一些文凭工厂遭到淘汰，另外一些学校却成长起来，有了自己独特而稳固的地位。比如University of Phoenix（凤凰大学，或译菲尼克斯大学），学员人数超过了两万五，比很多公立、私立大学还要大。University of Phoenix主要针对的是在职人员，它让无法接受常规校园教育（受时间、地理等方面限制）的人，多了一个选择，所以才会有如今这样的发展。有趣的是，这种网校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开始“空降”，在很多个州（以及加拿大）都开设了砖和水泥的分校。这种网上网下的两栖，拓宽了这类学校的发展路径。目前，一些平素不大正眼看这些学校的美国高校，也开始向这类学校取经了。比如University of Phoenix的母公司开发的一些网络教学工具，现在也销售到了传统的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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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愿有一日，我们的野鸡大学，也能飞出一只这样的金凤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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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不是力量（南桥谈教育之一） ｜不是软件的问题，而是做家长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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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美国参议员约翰·麦凯恩提出《儿童网络使用保护法案》，同年12月，法案被克林顿总统签署，成为法律，要求大部分公立学校和公共图书馆采取措施，强化其公用电脑的“可接受的使用”，包括对色情类网站的过滤。此法案引发多方争议。2001年，美国《电子教育报告》刊发《过滤软件面临消费者和隐私权益保护团体挑战》一文，谈及学校过滤软件的社会问题。该文指出，一些民权团体抗议这种过滤软件的使用。除隐私外，人们也担心学生个人资料和使用习惯被卖给第三方做营销用途。因此，一些学校拒绝安装，或是在安装前征得家长同意。由于争议的存在，这些软件生产商难有长足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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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相关法案仅针对中小学和公共图书馆，面向少年儿童，尚争论不息，甚至引发过官司。可以想象，如果倡议将这类软件推广到学校和图书馆之外，影响到更多的电脑用户，把一些不必要过滤的成人用户，和非公共场所的私人使用行为一并作为过滤对象，让全民低龄化，再加之也没有走公开、透明的法律渠道，或公开听证，必然会引起公众舆论的反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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抛开用户隐私、安全和涉嫌抄袭等争议话题不论，从保护青少年的角度来看，安装该软件过滤的做法也值得争议。美国的做法是疏导和过滤结合，将儿童引向“可接受的使用”。儿童教育里最忌只控制不引导的集权式作风。政府、学校做法也一样，不能只控制不引导。否则，就等于将孩子装在笼子里关起来，好让他不去下水游泳淹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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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技术部门工作几年来，我的一大感触是你不能指望纯粹用技术手段去解决社会问题。作为家长，我当然不希望孩子接触“不良信息”，可是成天说这个不可以看，那个不可以看，不如告诉孩子该去看什么，可以去看什么。在为低龄用户过滤之外，美国有大量为儿童制作的优秀网站可供使用，如国家公共广播电台的PB-Skids.org，还有帮助儿童阅读的网站seussville.com，以及帮助儿童学数学的mathisfun.com。老师和家长可以引导孩子去这些比较绿色无污染的网站，孩子们或许会沉迷其中却少有伤害。有时候孩子放学回来，还会带着老师留的条子，上面写着建议孩子浏览的网址。在公共图书馆，所有电脑上都收藏了家长可以放心让孩子去浏览的网址。现在中国一些门户网站，虽经“反低俗化”的整顿，仍有或明或暗不适合儿童的内容，无法被过滤掉。专门去找没有广告、没有与只适合大人的网站挂靠的纯儿童网站，还很难找到。仅有“绿坝”式的过滤软件是不够的，让孩子自由活动的“绿地”在哪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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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家维果茨基的“活动理论”指出，使用技术工具时，社会活动是主体、客体、工具交互作用的一个复杂过程。良好的教育环境，应该是内容（比如让孩子看到什么样的健康网站）、媒介（通过什么渠道去看，网吧、个人电脑还是学校的电脑）、方法（学校教育方法，家长的管教方法）三方的优化结合，是学校、家长、商家、政府部门和立法机构的协作成果。政府不能通过技术手段，去代行父母的职责。有次，我和一位同行讨论到网络不良信息的屏蔽问题时，感慨再怎么屏蔽，软件都不可能挡住“漏网之鱼”。这位同行说过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刻：“这不是软件好不好的问题，是做家长的好坏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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