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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发觉，教师抵触技术应用，说到底，是他们习惯了三尺讲台一张黑板这样的教学方式。这种教学方式之下，他们一切尽在掌握——教学活动从头到尾在他们的掌握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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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技术进来之后，他们会反抗呢？因为他们的部分独立（autonomy）没有了。他们的工作需要进一步分工，一部分被外派给技术部门了，比如网络课程的设计和制作，他们需要找别人帮忙。很多老师是不习惯这种改变的。事实上，技术部门可能纯粹出于好心，并没有抢夺他们力量的野心，不过是帮他们实现他们要做的事情。或许有人会问，那么不如退回到以前的状态，退回到没有技术应用的状态？很抱歉，我们都已经没有回头路可走了。学生对于技术的期待和应用已经成了现实。教室里的矛盾，变成了学生不断提高的期待和老师的教学方法原地踏步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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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时候，教授们怪罪的是技术工具。但是事实上现在的教育变革，涉及的是三重变革。我这里用三个“M”来表示。Medium（媒介），媒介变了，学生开始购买电子课本了，学生开始收听教学播客了；Method（方法），方法变了，学生开始互相教学，开始更多建构式学习，开始更多基于现实、基于问题、基于项目的学习，不再是中世纪那种师传生受的单一模式了；Message（信息）也变了，过去老师讲，学生在教室里听，这就是学习信息的传播。那时候教授们为了防止他人偷师，甚至禁止学生带录音机进教室。如今大家看，世界各地的名校教授，慌不迭地将自己的讲座传到网络上让所有人去看，去听。你可以去耶鲁的网站，收看一流教授关于《美国当代文学》的全部精彩讲座；你可以去麻省理工学院，学习大量精彩的计算机课程。过去这叫盗版，而今这叫“分享”。所以教师得面临这样一个现实，那就是过去的教学模式，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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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不是力量（南桥谈教育之一） ｜手机可以被禁止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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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美联社报道，阿富汗前塔利班政权驻巴基斯坦大使Abdul Salaam Zaeef开始用iPhone了。与此同时，比尔·盖茨禁止家人使用iPhone。连塔利班都开始使用，而微软却死命反对的东西，最好盯着点，因为它的普及挡都挡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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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克莱顿·克里斯汀生的说法，这样的创新产品属“洗牌式创新”。当这样的创新项目或者产品来临的时候，它改变的并非原来市场的规模，而是整个市场的运作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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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校，教育技术的运用，并不取决于一个产品是否适合教学，而是取决于一个产品的普及程度。比如，专门为教育设计的SmartBoard，就没有成大气候，而博客、维基这些工具，却大为普及，因为这些创新在潜在用户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转入教育用途则水到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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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尔·盖茨“人手一台电脑”的理想尚未实现，人手一部手机的幻想却成了现实。美国一些无线网络供应商推出了手机版的SAT考试练习题，供学生在课外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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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到底该不该禁止这些设备的使用？去年在我们学校的年终教师培训会上，我们部门给两位老师发放了技术创新奖。这两位老师不是成天在玩技术，为技术而技术，而是在教学中看到了一些人力不便实现的需求，通过创新式技术应用，解决了某个学习的问题。比如，获奖者之一是一位音乐老师。他要组织一个清唱剧演出，但是由于时间冲突，无法在规定时间里将学生全部集中过来练习。这位老师想了个办法，将不同声部的音乐分离出来，传到iTunes上，让学生分别下载到各自iPod或者iPhone上，不断练习，练习好之后再录像或录音传给他。由于学生学习进度不同，掌握乐曲的时间也千差万别，技术则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有效地实现了一种因材施教式的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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苹果公司的iTunes U业务主管杰森打过一个比方，说上学好比上飞机，平时大家都用手机、电脑，进了教室，老师让你将这些电子设备关闭，坐好，听课，让人想到拿起氧气面罩来教育你安全须知的空姐来。手机和电脑进课堂，有很多老师是反对的。但是哈佛大学物理学教授埃里克·马祖尔举了个很有趣的例子，他说如果说这些东西干扰教学的话，教室的窗户也一样干扰，因为学生会看着外面的花啊鸟啊，你总不能将窗户也糊起来。“关键是你得使用更为合理、更有吸引力的教学法来吸引住学生。”换言之，排除干扰的最好方法不是堵，而是疏导，将学生导向更能激发他的活动上。我很怀念以前刘海平老师给我们上的论文写作课，课上大家围成一圈，学生、老师有问有答，纯粹是启发式教学，学生想发言都怕来不及，老师哪里会害怕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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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不是力量（南桥谈教育之一） ｜万变不离其宗：反思教育技术学科｜——亚历山大·罗米斯佐夫斯基博士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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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历山大·罗米斯佐夫斯基博士（Dr. Alexander Romiszowski），纽约雪城大学（Syracuse University）教育设计、开发和评估系教授，国际知名的教育技术、远程教育理论家、思想家。他的著作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教育技术和教育设计领域的界定。在本访谈当中，罗米斯佐夫斯基深入阐述了教育技术领域的一些重要观念，谈到了这一专业的外延与内涵、探究方法、新兴技术和历史渊源。罗米斯佐夫斯基博士对教育者和教育技术、远程教育从业者的诸多问题作出了解答，也对教育设计领域一些常见争议话题提出了他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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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米斯佐夫斯基博士还在近三十个国家和不少国际组织中担任教育顾问或项目负责人，有着丰富的经验，他也为中国的教育技术领域提出了一些建议和参考，希望能帮助中国教育者和教育技术、远程教育从业者反思这个领域的现状和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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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桥：罗米斯佐夫斯基博士，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访谈。我们知道您在教育技术、远程教育领域有着卓越的成就，可否先给中国读者介绍一下您的个人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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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米斯佐夫斯基：我在波兰出生，但是早年在英国长大，在英国接受教育。我在牛津读书时学的是数学、物理和教育。毕业后，我先是在汽车工业做技术管理，后来转入人力资源开发，从事咨询和项目实施。服务对象包括各种大大小小的组织和一些国家机构。那时，我开始比较深入地研究教育、培训、绩效和产能改进的理论和典范做法，包括在这些领域如何利用新兴技术解决问题。后来，我在工程硕士、研究生教师资格之外，拿到了教育技术方向的博士学位。此外，我还学习了工商管理硕士的相关课程，以及计算机、软件工程类的很多课程。不过学这些不是为了拿学位，主要是想把自己所学的应用到我的工作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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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后来回到校园，在雪城大学的课程设计、开发与评估系（Instructional Design, Development and Evaluation）执教二十多年，教过不少本科和研究生课程，包括课程设计、媒体选择、远程教育、多媒体、人类绩效改进，等等。与此同时，我也在生产力改进、绩效技术、信息沟通技术、组织开发、经营管理、岗位再设计、督导和管理等领域提供咨询服务。最近一段时间，我主要在发展中国家做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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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经服务的国家包括阿根廷、阿塞拜疆、巴西、智利、东帝汶、埃及、法国、匈牙利、印度、印度尼西亚、韩国、莫桑比克、荷兰、新西兰、波兰、罗马尼亚、新加坡、南非、西班牙、泰国、英国、美国和委内瑞拉。大部分项目的经费来自国际机构和国家机构，如英国文化委员会、英国国际发展部、欧盟、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美国国际开发署、世界卫生组织和世界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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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在中国从事任何项目，或许将来会有机会。我离中国最近的项目可能是在韩国。在那里，我给三星公司、LG电子和起亚、现代汽车公司提供咨询和培训。在亚洲地区，我还曾给新加坡的一些大学和机构做过长达十年的咨询和培训。最近，我每年在印度尼西亚的Universitas Terbuka（注：印度尼西亚提供远程教育的大学，相当于英国著名的“开放大学”）工作一个月，为印尼的远程学习网络和东南亚部长开放和远程学习中心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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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桥：您写过多部关于教育系统设计的著作，如《教育系统的设计》（Romiszowski, 1981）、《教育开发思想》（Dills & Romiszowski, 1997）等。您曾经在作品中表示，教育系统的一些热门话题其实都是重复出现的老问题，不断被教育技术领域的学者和研究者翻来覆去地讨论。根据您的观察，这么多年来，这些问题是否发生了变化？有没有找到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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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米斯佐夫斯基：我想你可能是在说我曾经提过的一个说法。我确实讲过，一些研究问题受到经年累月的讨论，冗长繁复得让我个人都觉得这些讨论很多余。一个比较“流行”的话题是如何选择最适当的媒体或技术，为特定类型、特定内容的教学服务。这方面我有自己的研究。你刚才提到的书里也谈论了这些问题。在我最早写的一本《如何选择和使用教具》（Romiszowski, 1968）一书中，我就对此做了综述，提出了一个简单的选择模型。后来我不断完善这个模型，在《选择和使用教学媒体》（Romiszowski, 1974）一书中给出了一个更完整、更系统的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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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个话题的研究者很多。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期，大概有超过20种不同的模式来帮助人们选择合适的教学媒体。1983年罗伯特·莱斯纳（Robert Reiser）和罗伯特·加涅（Robert Gagné）还用了整整一本书来比较这些模式。我的模式和大部分模式不同：大部分模式是将具体的媒体分类，试图说明针对一些特殊教学任务而言，某些媒体才是“理想选择”。我的模式强调教学任务的演示和练习要求才是决定因素，满足这些要求的媒体都是合适的媒体。反之，不能满足的就应该尽量避免。你可以说我的模式是“淘汰式选择法”。这个方法的依据不是具体媒体的性能特征，而是教育设计的原则。从理论上说，我是轻应用符号学，重应用教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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