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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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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是我最后的一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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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使我学到那岌岌可危的步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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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把它称做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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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和男人都可以走得很不同，但除非我们齐步走，否则我们都往往各走各的。狄金森是一位岌岌可危之崇高的大师，但如果我们对她的反讽充耳不闻，我们就无法明白她。她正走在唯一可走的小径上，“从厚板到厚板”，但是她那缓慢的谨慎却反讽地与巨人精神并置，在其中感到“头上的星星”，尽管她的脚已差不多踏在海里。由于不知道下一步是不是她的“最后一寸”，这就使她有了“那岌岌可危的步态”，她不提它的名字，除了告诉我们“有些人”把它称做经验。她读过爱默生的文章《经验》，这是一篇顶峰之作，如同《论经验》之于他的师傅蒙田，而她的反讽是对爱默生文章的开头作出亲切友好的反应。爱默生在文章开头说：“哪里去找我们自己？在一个系列中，我们不知道它们的末端，于是相信没有。”那个末端，对狄金森来说，即是不知道下一步是否那最后一寸。“如果我们之中有任何人知道我们过去做什么，或我们现在去哪里，那么当我们思考时我们就知道得最清楚！”爱默生这番话更深一层的沉思，在气质上，或按狄金森的话说，在步态上，是不同于狄金森的。在爱默生的经验王国里，“万物游移闪耀”，而他和蔼的反讽与她那岌岌可危的反讽也是非常不同的。然而，两人都不是空头理论家，他们仍然活在他们的反讽的互相抗衡的力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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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失去的反讽的道路尽头，是最后一寸，超出它，文学价值将难以寻回。反讽只是一个隐喻，而一个文学时代的反讽，极少能够成为另一个文学时代的反讽，然而，如果没有反讽意识的复兴，则我们失去的将不仅仅是我们一度所称的想象性文学。二十世纪伟大作家中最反讽的托马斯·曼，似乎已经被失去了。他的新传记一部部出版，而关于这些新传记的书评，几乎总是集中于谈论他的同性恋情欲，仿佛他必须被我们核实为同性恋者，才能引起我们的兴趣，从而在我们的学校课程中占一个位置。这与研究莎士比亚时主要研究他明显的双性恋相似，但我们现时的反清教主义的奇思遐想似乎是无限的。莎士比亚的反讽，一如我们会预期的，是所有西方文学中最全面和最辩证的，然而它们并非总是充当中介，为我们调停他的人物的激情，因为他们的情感幅度实在太广阔和太剧烈了。所以，莎士比亚将在我们时代消逝之后继续存在下去；我们将失去他的反讽，抓住他剩余的东西。但在托马斯·曼那里，每一种情绪，不管是叙述的或戏剧性的，都是由一种反讽的唯美主义调停的；向现时大多数本科生，哪怕是有才能的本科生，讲解《死于威尼斯》或《无序与早期的忧伤》，几乎是不可能的。当作者们被历史淘汰，我们正确地把他们的作品称为特定时代的作品，但是，当他们由于历史化的意识形态而使我们难以接触他们，我想，我们便是遭遇一种不同的现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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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讽要求某种专注度，以及有能力维持对立的理念，哪怕这些理念会互相碰撞。把反讽从阅读中剔除出去，阅读便失去所有的准则和所有的惊奇。现在就找找那贴近你的东西，那种可用来掂量和考虑的东西，它非常有可能就是反讽，即使你的很多老师并不知它是什么，或哪里可找到它。反讽将清除你头脑中那些空头理论家的虚伪套话，并帮助你像那位蜡烛似的学者那样炽烈地燃烧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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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快七十岁了，不想读坏东西如同不想过坏日子，因为时间不允许。我不知道我们欠上帝或自然一个死亡，但不管怎样，自然会来收拾，但我们肯定不欠平庸任何东西，不管它打算提出或至少代表什么集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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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五十年来，我理想的读者一直是塞缪尔·约翰逊博士，所以接下来让我引述他的《莎士比亚序言》中我最喜爱的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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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这样说都是对莎士比亚的赞美：说他的戏剧是生活的镜子；说那些因读了别的作家而跟着这些作家创造的魅影走，从而使自己的想象力陷于迷津的人，可以通过读莎士比亚而治愈他们的谵妄的狂喜，因为他用人类的语言表达人类的情绪，因为在他描写的场面中一个遁世者也许会评价世界的事务，一个忏悔者也许会预言激情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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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读用人类语言表达的人类情绪，你必须有能力用人性来读，用你全部身心来读。你远远不止是某种意识形态，不管你的信念是什么，而莎士比亚对你讲的话，绝不会少于你可以带给他的。即是说：莎士比亚读你，要远远比你读他更充分，即使你已清除了你头脑里的虚伪套话。莎士比亚之前或之后没有任何作家能像他那样控制透视力，这透视力超越我们强加给莎士比亚戏剧的任何社会语境。约翰逊令人击赏地觉察到这点，并促请我们让莎士比亚来治疗我们的“谵妄的狂喜”。也让我延伸约翰逊的话：促请我们好好认识深读莎士比亚就能驱除的那些魅影。其中一个魅影，是所谓的“作者之死”；另一个魅影是断言自我是一种虚构；再有一个就是认为文学和戏剧人物是白纸上的众多符号。第四个魅影也是最阴毒的魅影，是宣称语言替我们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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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对约翰逊的爱和我对阅读的爱，终于还是使我离开论争，转向颂扬我不断遇到的众多孤独的读者，不管是在教室里或在我收到的来信中。我们读莎士比亚、但丁、乔叟、塞万提斯、狄更斯、普鲁斯特和他们的匹敌者，是因为他们都不止扩大生命。实际上，他们已变成天恩，真正的、旧约圣经意义上的天恩，也即“把更多生命注入没有边界的时间”。我们为各种理由而深读，这些理由大多数是我们熟悉的：我们无法足够深刻地认识足够多的人；我们需要更好地认识自己；我们不仅需要认识自我和认识别人，而且需要认识事物本来的样子。然而深读那些如今备受咒骂的传统正典作品的最强烈、最真实的动机，是寻找一种有难度的乐趣。我并不完全是一个“阅读的情欲”的推广者，而有乐趣的难度在我看来是对“崇高”的可信定义，但更高级的乐趣依然是读者的求索。有一种读者的崇高，而这似乎是我们能够获得的唯一的世俗超越，除了还有那甚至更岌岌可危的超越也即我们所称的“恋爱”。我促请你寻找真正贴近你的东西，可被用来掂量和思考的东西。不是为了相信，不是为了接受，不是为了反驳而深读，而是为了学会分享同一种天性写同一种天性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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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这个“建议”出自《李尔王》。——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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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韦斯特（1903—1940），美国小说家。——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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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读，为什么读 短篇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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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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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尔兰作家弗兰克·奥康纳在其《孤独的声音》中颂扬短篇小说，认为短篇小说最能处理孤立的个人，尤其是那些位于社会边缘的个人。如果此说完全正确，则短篇小说大概已差不多发展成它最可能的源头之一民间故事的对立面了。这样一来，与抒情诗不同，短篇小说将只会使我们受伤一次并且仅仅一次，也将与长篇小说不同，后者能够以诸多感觉，以众多忧伤和欢乐使我们受伤。但实际上契诃夫和他少数几位匹敌者确实能够以他们的短篇小说带给我们诸多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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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篇小说不是寓言或箴言，因此不能成为碎片；我们要求它们给予结局的乐趣。卡夫卡的雄伟碎片《猎人格拉胡斯》结束时，那个虽死犹生的猎人——他有点像“流浪的犹太人”或“老水手”——被一个海滨城市的市长问到他打算延长他的来访多久。格拉胡斯答道：“我说不准，市长……我的船没有舵，它是由风驱使的，而那风是从死亡的冷冻地区吹来的。”这不是结局，但卡夫卡能加上什么呢？格拉胡斯的最后句子要比除了若干处心积虑的短篇小说结局之外的所有短篇小说结局更令人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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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如何读一个短篇小说？埃德加·爱伦·坡大概会说：一口气读完。坡的故事，尽管长期在全世界广受欢迎，却是写得很糟糕的（如同他的诗），因此翻译成其他语言都会变得更好，甚至翻译成英语也会更好。但是，坡谈不上是现代短篇小说真正始祖之一。真正的始祖包括普希金和巴尔扎克，果戈里和屠格涅夫，莫泊桑和契诃夫和亨利·詹姆斯。短篇小说的现代大师是詹姆斯·乔伊斯和D.H.劳伦斯、伊萨克·巴别尔和欧内斯特·海明威，以及一群多姿多彩的作家，包括博尔赫斯、纳博科夫、托马斯·曼、尤多拉·韦尔蒂、弗兰纳里·奥康纳、托马索·兰多尔菲〔1〕和伊塔洛·卡尔维诺。我在这里将集中于谈论屠格涅夫和契诃夫、莫泊桑和海明威、弗兰纳里·奥康纳和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豪·路·博尔赫斯、托马索·兰多尔菲和伊塔洛·卡尔维诺等人所写的短篇小说，因为他们都在他们的艺术中达到堪称完美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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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万·屠格涅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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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兰克·奥康纳把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1852）列为任何单本短篇小说集的首选。在其完成后一百五十年，《猎人笔记》依然骇人地新鲜，尽管其主题性，也即解放农奴的必要性，已让位给俄罗斯历史的所有那些灾难。屠格涅夫的短篇小说难以言喻地美；整体而言，它们之壮丽，就我所知，等于是对“为什么读”这个问题的答案（莎士比亚永远是例外）。喜爱莎士比亚和塞万提斯的屠格涅夫，把所有人类（那种爱求索的人类）分为要么是哈姆雷特型，要么是堂吉诃德型。他也许可以再加上福斯塔夫型或桑丘·潘沙型〔2〕，因为他们与哈姆雷特和堂吉诃德构成了众多其他虚构人物的四大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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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从《猎人笔记》二十五篇小说中挑出若干篇来谈是困难的，但我加入另几位批评家的行列，偏爱《别任草地》〔3〕和《来自美丽土地的卡西扬》〔4〕。《别任草地》开始于一个美丽的七月早晨，屠格涅夫出去打松鸡。这位猎人迷路，夜里来到一片草地，那里有五个农家少年围坐在两堆篝火旁。屠格涅夫加入他们，让我们认识他们。他们年龄从七岁至十四岁不等，他们全都相信“小妖怪”，即所谓的“小人”，并分享小人的世界。屠格涅夫的艺术明智地让少年们彼此交谈，而他自己则在一边听，没有打扰他们。他们那充满艰苦劳动（他们和他们的父母都是农奴）、迷信、乡村传说的生活，在他们的谈话中披露给了我们，包括未来的反基督者特里什卡引诱美人鱼，后者捕捉灵魂、活死人和被做了将死的记号的人。其中一个男孩帕夫卢沙在五个少年中才智超群，也最讨人喜欢。他还显示他的勇气；当少年们夜里看护的吃草的马匹受到可能是狼群的威胁时，他徒手急奔向前，去赶走狼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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