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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重读《吻》或看了一场《三姐妹》的出色表演,我就来到契诃夫面前,而尽管他没有使我更单纯、更真实、更属于自己,但我确实希望自己能变得更好(尽管我不能)。我的希望,似乎是一种美学现象而不是道德现象,因为契诃夫具有一位伟大作家的智慧,他含蓄地教导我,文学是善的一种形式。莎士比亚和贝克特教导我同样的东西,这就是为什么我喜欢阅读。有时候我觉得,在所有其内心传记为人所知晓的作家中,契诃夫和贝克特是最善良的人。我们对莎士比亚的内心生活一无所知,但如果你不断读他的戏剧,那么你就会觉得,这个最有智慧的人,一定是第三个最善良的人,与契诃夫和贝克特并列。这位约翰·福斯塔夫爵士、哈姆雷特和罗莎琳德(《皆大欢喜》)的创造者,还使我希望自己能更属于自己。但是,一如我在本书中自始至终强调的,这正是为什么我们应当阅读,以及为什么我们只应当阅读最好作品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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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吻》不管多么令人赞叹,但仍只是早期作品;契诃夫本人认为,他最好的小说是那篇只有三页的《大学生》。写这篇小说时,他三十三岁,按传统说法,也正好是耶稣死去的年龄。跟莎士比亚一样,契诃夫既不能被称做信徒,也不能被称做怀疑者;他们都太大了,这种分类无法容纳他们。《大学生》是极其简单的,但安排得很美。一个年轻的神学院学生,又冷又饿,在耶稣受难日遇到两个寡妇,她们是母女。他在她们的篝火旁一边取暖,一边给她们讲述使徒彼得如何三次否认他认识耶稣,如同耶稣所预言的。彼得恢复神智之后,痛苦地哭了,那个寡妇母亲也哭了。学生走后,思考使徒的眼泪与那个母亲的眼泪之间的关系,他觉得,两者似乎被一条未断的链联系在一起。学生心中突然涌起一阵欢乐,因为他感到真与美长存于这条链并由这条链维系着,它连结过去与现在。就这么多;故事结束时,学生突然而来的快乐转化成一种期待,期待他未来人生的幸福。“他只有二十二岁,”契诃夫淡淡地说,也许隐约意识到他本人三十三岁,已走完四分之三的人生(他四十四岁死于肺结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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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可以省思一下学生的欢乐的微妙转化,从一条过去到现在的真与美之链,到一个二十二岁青年对并非不可能的个人幸福的期待。那是耶稣受难日,而故事中的故事是讲述耶稣和西门·彼得,然而两种喜悦〔11〕都没有任何真正笃信或拯救的痕迹。契诃夫,这位自莎士比亚本人以来最微妙的戏剧心理学家,写的是一首关于受苦与转变的浓郁抒情诗。耶稣的出现,仅仅是作为受苦与转变的最高体现,而这正是莎士比亚(在他那个危险的时代)敏锐地并自始至终回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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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契诃夫独钟这个短篇小说,而不是数十篇在他很多崇拜者看来远远更为重要和更不可或缺的小说?我没有明确的答案,但我觉得这个问题值得深思。《大学生》中,除了主人公的内心活动外,什么也没有,只有令人不快的凄凉。使契诃夫本人感动的,似乎是从寒冷和悲惨中非理性地升起的非个人欢乐和个人希望,以及背叛的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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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篇后期小说,写于一八九九年的《带狗的女人》,是我最喜爱的契诃夫小说之一,也普遍被认为是他最好的小说之一。独自在海滨度假胜地雅尔塔度假的已婚男人古罗夫,被他与一个漂亮少妇的邂逅所感动,那女人总是带着一只白色的博美犬〔12〕。古罗夫是一个不间断地沉溺于女色的男人,他与那位少妇安娜·谢尔盖耶夫娜开始一段恋情,安娜本人过着不快乐的婚姻生活。她离开,并坚持这次分手必须是永远不再见。古罗夫是情场老手,他知趣地接受了,回到莫斯科的妻子和孩子们身边,却发现自己终日思念她,十分痛苦。他想必是第一次真正恋爱了?他不知道,契诃夫也不知道,因此我们也不知道。然而他显然着了魔,于是他又远赴安娜·谢尔盖耶夫娜的外省城镇,趁她看歌剧时找她。她很苦恼,敦促他立即离开,并答应她会去莫斯科找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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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两三个月在莫斯科相会一次,这种相会已变成传统,对古罗夫而言是够享受的,但对永远在哭泣的安娜·谢尔盖耶夫娜却一点也不。最后,古罗夫从镜中瞥见自己头发已变灰白,同时惊觉自己所处这种不间断的窘境,他把这种窘境解释为迟来的恋爱。该怎么办呢?古罗夫既感到他与他的爱人是在一种美丽新生活的边缘,又感到这段关系还远远未结束,而他们共同承受的煎熬的最艰难部分才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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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诃夫就告诉我们这些,但是在这个没有任何结论的结论之后很久,回响还萦绕不去。古罗夫和安娜·谢尔盖耶夫娜显然都多多少少改变了,但不见得就是变得更好。他们彼此能够为对方所做的事情,也没有一样是可解救的;那么是什么把他们的故事从平凡的陈腐中解救出来呢?这个故事怎样不同于其他所有不幸的通奸故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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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不是因为我们对古罗夫和安娜的兴趣,这是任何读者都必定会下的结论;他们身上没有什么特出的东西。他是另一个沉溺女色者,她是另一个哭泣的女人。契诃夫的艺术处理,没有比在这里更神秘的了,既可触可摸,却又几乎难以定义。显然,安娜在恋爱,尽管古罗夫绝不是什么值得她爱的对象。如何评估不幸的安娜,我们不懂。两个恋人之间发生的事情,被契诃夫以如此超然的笔调来描述,以致我们缺乏的不是信息,而是判断,包括我们自己的判断。因为,这个故事在其普遍性方面,是不寻常地简明扼要的。古罗夫真的相信他终于恋爱了吗?他不清楚,读者也不清楚,而如果契诃夫知道,他也不会告诉我们。如同在莎士比亚那里,哈姆雷特告诉我们,他恋爱了,但我们不知道我们能不能相信他;我们也无法信任古罗夫的断言,他宣称他终于真真正正恋爱了。安娜苦涩地抱怨说,他们的爱是“黑暗的秘密的爱”(姑且套用威廉·布莱克在《病玫瑰》中的伟大诗句),但古罗夫似乎陶醉于这种秘密生活,他觉得这种生活揭示了他真实的自我。他是一个银行家,而毫无疑问很多银行家都有真实的自我,但古罗夫不在他们之中。读者可以相信安娜的眼泪,但不会相信古罗夫边搔头边说的“到底怎么办?到底怎么办?到底怎么办?”恋爱中的契诃夫曾在《海鸥》中的特里戈林身上戏仿自己,而我认为,古罗夫是一个变形得更厉害的自我戏仿。我们都不太喜欢古罗夫,我们都希望安娜停止哭泣,但我们无法扔掉这个故事,因为这是我们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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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尔基谈到契诃夫时说,他“能够在陈腐的晦暗大海里揭示其悲剧性的幽默”。这听起来很幼稚,但契诃夫最伟大的力量是在我们阅读时给予我们这样一个印象,也即这里终于揭示了人类存在中陈腐的惨况与悲剧性的欢乐之永久混合的真相。莎士比亚是契诃夫(还有我们)在悲剧性的欢乐方面的权威,但莎士比亚那里没有陈腐,即使在他写滑稽剧和闹剧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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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伊·德·莫泊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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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诃夫从莫泊桑那里学习到如何表现陈腐。莫泊桑学习一切,包括从他的老师福楼拜那里学习如何表现陈腐。莫泊桑作为讲故事者,很难与契诃夫或屠格涅夫的天才匹比。列夫·舍斯托夫,二十世纪初俄罗斯一位出色的宗教思想家,曾颇有力量地表达了这种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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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诃夫那美妙的艺术是不死的——他那种以仅仅一次碰触、一次呼吸、一次瞥视就能杀死一切的艺术,杀死人们赖以生活和赖以自豪的一切。而在这门艺术中他不断臻于化境,他获得了他在欧洲文学中任何对手都难以企及的高超技巧。莫泊桑往往必须使尽全力去制服他的猎物。那猎物常常逃避莫泊桑,虽然受重击或伤残,但毕竟还活着。在契诃夫手中,没有什么能逃避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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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种非常黑暗的观点,此外也没有任何读者想把自己当成作家的猎物,然而舍斯托夫准确地拿契诃夫来掂量莫泊桑的斤两,有点像我们可能会拿莎士比亚来掂量克里斯托弗·马洛。然而,在真正“大众”的短篇小说家中,莫泊桑是最好的,远远高于欧·亨利(欧·亨利也可以很好),也大大优于令人厌恶的爱伦·坡。成为一位大众艺术家,本身就是一项非凡的成就;我们今天在美国,可没有这号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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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诃夫有时看似简单,但永远深刻地微妙;莫泊桑的很多简单,都仅仅是它们看上去的样子,然而它们并不是肤浅。莫泊桑从他老师福楼拜那里学习到“才能就是拖长的耐性”,那种看到别人往往看不到之处的耐性。至于莫泊桑能否使我们看到我们没有他就永远看不到的事物,我却是十分怀疑的。要达到这个程度,需要莎士比亚或契诃夫那种天才。莫泊桑还有一个问题是,他像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很多小说家那样,都是透过“生命意志”哲学家叔本华的眼镜看一切。我也可以立即戴上叔本华的眼镜,如同我可以立即戴上弗洛伊德的眼镜;两者都几乎同等地扩大和扭曲。但我是文学批评家,不是小说家,而莫泊桑在思考男女的欲望的变化莫测时,如果他扔掉哲学眼镜,原是可以做得更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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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最好的时候,其可读性是令人惊叹的,无论是在《泰利埃公馆》中富于幽默的感染力还是在诸如《奥尔拉》这样的恐怖故事中,这两篇小说都是我要讨论的。弗兰克·奥康纳坚称,莫泊桑的短篇小说拿来跟契诃夫和屠格涅夫的短篇小说相比时,就令人不满意,但话说回来,又有几个短篇小说作家可以跟这两位俄罗斯大师相比呢?奥康纳真正反对的,是他所称的莫泊桑小说中“性行为本身变成一种谋杀形式”。一个刚读过《泰利埃公馆》的读者,是很难同意这种说法的。福楼拜曾表示希望把他最后一部小说的背景设在一家外省妓院,可惜他没写就辞世了,但他徒弟已在这篇充满活力的故事中做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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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利埃公馆》每个人物,都是又善良又和蔼可亲,而这正是故事真正魅力的一部分。泰利埃夫人是一位可敬的诺曼农民,她经营她的公馆就像经营一家旅馆,甚至像经营寄宿学校。莫泊桑生动地,甚至是慈爱地描写她手下五位性工作者(如今有些人可能会这样称呼她们)。他强调的是夫人以其调解的才能和持续的好心情维持公馆里的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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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五月的一个晚上,那些常客都失去好心情,因为公馆贴出一张有花饰的通告:因第一次领圣餐,暂停营业。夫人和她的职员都去出席夫人的侄女(也是她的教女)这次盛会。仪式发展成一个不寻常的场合,妓女们受到这个场面的感动,回忆起自己的少女时代,禁不住长时间哭泣。她们的哭泣传染开来,整个教堂的信众都沉浸在泪水的狂喜中。牧师宣称圣子已降临在他们中间,尤其要感谢访客们——泰利埃夫人和她的职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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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热闹闹返回公馆之后,夫人和她的小姐们也回到她们晚上的例常劳作,却带着超乎例常的热情和饱满的精神。“我们不是每天都有事情可庆祝。”夫人以这番话来结束故事,而除非读者是个闷蛋,否则不会不跟她一起庆祝。至少这一次,叔本华的弟子摆脱了以阴暗的观点看待性与死亡的密切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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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故事时那种充沛的活力,是很难抗拒的,而莫泊桑的写作,从未像在《泰利埃公馆》中表现得这么妙趣横生。这个诺曼底故事,有温暖,有欢笑,有惊奇,甚至有某种灵性洞见。燃烧在会众中的圣灵降临的狂喜,真实如引发这场狂喜的妓女们的哭泣。莫泊桑的反讽瞩目地比他的师傅福楼拜更仁慈(尽管也较不那么微妙)。此外,故事的色而不淫,其精神是莎士比亚式的;它扩大生命,却不减损任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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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泊桑自己的生命,结局并不好;他二十八九岁时,染上了梅毒。三十九岁时,梅毒已影响他的头脑,他曾企图自杀,之后,他在精神病院度过生命最后几年。他最令人心惊的恐怖故事《奥尔拉》,与他的疾病及其后果有着一种复杂而含糊的关系。故事中无名主人公也许是一个疯掉的梅毒患者,尽管莫泊桑所叙述的故事,没有任何确凿的描写可证明我们这样的推断。《奥尔拉》用的是第一人称叙述,它给予我们的线索,比我们所能解释的要多,因为我们无法明白叙述者,也不知道我们能否相信他的印象,他的印象我们要么所知甚少,要么无法独立核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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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尔拉》开始时,叙述者——一个富足的年轻诺曼绅士——在一个美丽的五月早晨要我们相信他是幸福的。他看见一艘漂亮的巴西三桅船从他房子前驶过,并向它敬礼。这个姿态显然招来了奥尔拉,一个看不见的生命,后来我们知道它一直在以恶魔附体和随后的疯狂扰攘着巴西。奥尔拉们显然是吸血鬼的优雅表亲;他们喝牛奶和水,从睡眠者身上吸走精气,而不是实际吸走血。无论巴西发生什么事情,我们都可以自由地猜测诺曼底到底正发生什么事。我们的叙述者最后放火烧掉自己的房子,想烧死奥尔拉,却忘了通知那些仆人,结果把他们烧死了。当讲故事者了解到奥尔拉还活着时,他便下结论,告诉我们他必须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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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这其实是他的奥尔拉在作祟,不管它是不是从巴西航行到诺曼底。奥尔拉即是叙述者的疯狂,而不只是疯狂的导因。莫泊桑写这个故事,是不是要说明被梅毒附体造成的后果?有一回,受害者瞥了一眼镜中的自己,却看不见自己的影像,然后,他在镜子背后的雾中看见自己。雾逐渐消退后,他才完全看清自己。他大喊:“我看见他了!”可能是指那雾,或那阻挡视野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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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述者说,奥尔拉的来临意味着人类主宰的终结。磁力、催眠术、暗示都是奥尔拉的意志的体现。受害者惊呼:“他来了。”突然间那个闯入者在我们耳边喊他的名字:“那个奥尔拉……他来了!”莫泊桑发明了“奥尔拉”(Horla)这个名字,它是不是作者玩弄谐音,以此谑称英语“妓女”(whore)?可能性似乎不大,除非莫泊桑的性传染病确实是这篇小说隐藏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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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怖故事是一个庞大而令人着迷的体裁,莫泊桑在这方面是个行家里手,但他从未再展示像他在《奥尔拉》中所做的这么出色。我想,这是因为在一定程度上,他知道他预言了自己的疯狂和(企图)自杀。作为短篇小说家,莫泊桑的艺术成就难以跟屠格涅夫、契诃夫、亨利·詹姆斯或海明威匹比,但他的广受欢迎却是实至名归的。能写出充满和蔼可亲的狂喜的《泰利埃公馆》和令人不寒而栗的《奥尔拉》这样的小说,作者肯定是一位不朽的短篇小说大师。为什么读莫泊桑?他最好的时候,能够紧紧抓住你,而这是没几个人能做到的。他的叙述声音可使你受益匪浅。那不是巨大的裨益,但它讨很多人喜欢,而且可作为一个台阶,引我们进入那些比莫泊桑更微妙的短篇小说家们较困难的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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