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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道院》使读者感到奇妙的，是吉娜和法布利斯、克莱莉娅和莫斯卡的风格和潇洒气质在我们身上激起何等纯粹的感情。他们愉悦我们大家：他们有令人击赏的骄傲、热忱、荣誉、真实的渴望，以及一副全然若无其事的样子：他们真的是司汤达的不快乐／快乐的少数人，他可以把他们交托给快乐的少数人，也即作为他的读者的我们。司汤达勇敢地对我们讲话，仿佛我们是亨利五世在阿金库尔的军队〔5〕，就快要跟着他去夺取光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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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尔马修道院本身是一个谜，不是一个象征而是一个转移注意力的东西。我们直到小说最后一页才找到它；法布利斯度过他最后的一年，一个悲痛的罗密欧，没有了他那失去的朱丽叶——克莱莉娅。作为一个书名，《修道院》是误导的，但话说回来，在这部英勇地草就的小说中，其他一切也都是误导的。在小说中，所有事情都同时是充满悖论和充满激情的。司汤达作为一个伤痕累累的谈情说爱者，颂扬那超越一切极限的欲望。如同在莎士比亚和塞万提斯那里，我们在那疯狂中——也即恋爱中——接受教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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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读者何等愉悦于由吉娜、法布利斯、克莱莉娅和莫斯卡构成的象棋或桥牌游戏！如同在《红与黑》中，司汤达创造了莎士比亚式人物，他们赢得我们的深情，打动我们，使我们感动得又悲惨又惊异。《红与黑》中的于连相对于《修道院》中的法布利斯而言，是一种更完整的意识，但是法布利斯那多少有点儿轻率的心灵，使他巨大的魅力更添神采。小说中最可爱和有说服力的人物是吉娜，她是莫斯卡的情人却爱上了法布利斯，后者差不多完全屈从于吉娜，直到他遇见他的监狱看守人的女儿克莱莉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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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法布利斯是某位罗贝中尉的亲生儿子（罗贝是拿破仑那支队伍里的军官，只在小说开头数页里露过面），但他也是罗贝中尉的情人台尔·唐戈侯爵夫人的儿子，因此我后面将称他为唐戈的法布利斯，这也是理查德·霍华德活泼的译本中对他的称呼。这年轻人的所谓姑妈也就是台尔·唐戈侯爵夫人的妹妹吉娜，比他大十五岁，但这并不妨碍她长久地爱上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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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布利斯对吉娜的感情，虽然强烈，却是有限的；像罗密欧一样，他对克莱莉娅一见钟情，而这段关系如同在莎士比亚那里一样，将变成爱与死的关系。他从未真正爱上他的半姑妈吉娜，尽管他对她比对任何人都要尊重。司汤达关注的焦点，也即小说的焦点，是吉娜单恋的激情，因为她是小说中最非凡和精彩的人物。《修道院》最终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她重要；司汤达作品中没有另一个人物如此富于活力和迷人，或在终极意义上如此莎士比亚式和塞万提斯式。吉娜是司汤达作家生涯的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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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娜和法布利斯从未变成性爱上的恋人，一部分是因为他的谨慎（会不会是乱伦？），另一部分是因为环境的啼笑皆非。这部小说的英译者、诗人翻译家理查德·霍华德认为，《修道院》是一部没有男女英雄的小说。我们可以同意法布利斯太变态，不能完全称得上是英雄，但是，英译者认为已被我们读者爱上的吉娜算不上是这本书的女英雄〔6〕，则似乎有点儿硬心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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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塞维利纳公爵夫人吉娜·彼埃特拉内拉，其个性和道德品质都有巨大缺陷，但这些缺陷反而增强了我们对她的兴趣。吉娜很不谨慎，被当下的可能性所迷，她是以其激情的（和毁灭性的）真诚征服（和惊吓）我们的。作为一个痴迷女人的浪漫主义兴盛期的作家，司汤达获得西蒙·德·波伏瓦的认可，她在《第二性》中称赞他是“一个活在有血有肉的女人中间的男人”。吉娜是司汤达所刻画的这类有血有肉的女人中最具说服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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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司汤达常常被称赞为异性恋的心理学家，但在我看来，他更像一个探索几乎不为人知的欲望的真相的玄学家。他发现，虚荣是激情之爱的中心，或者说，如果你在恋爱，那么你的处境中所有不是病理学的东西都是虚荣。读者，尤其是如果她正恋爱，司汤达也许会使她不安，然而也会使她大受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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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尔马修道院》的乐趣如同《红与黑》一样，并非那些持久的销魂。司汤达是受到灵感激发才写作的，但他并不想激发我们的灵感，而是希望我们学会把情欲的冷酷视为虚荣，把激情视为升至疯狂的虚荣。他的男女都不是吉诃德式的，而是拿破仑式的，就连他们最真实的依恋，不管多么英雄，也是自我毁灭的。司汤达更接近拜伦而不是莎士比亚，尽管这可能不是司汤达所希望的；《修道院》企图把法布利斯和克莱莉娅变成罗密欧和朱丽叶，但是他们有时显得更像《唐璜》中的恋人。保罗·瓦莱里是刚结束的二十世纪最有才能的法国诗人和文人，他曾说过《修道院》“有时候令人想起轻歌剧”，瓦莱里这样说并不是贬意。司汤达那惊人的机智，他那源源不绝的活力，使才智过人的瓦莱里着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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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莱里对司汤达的总结是：“一个相信爱情的怀疑主义者。”他这个总结用来形容《修道院》是否准确？我怀疑成熟的莎士比亚会“相信爱情”，我完全不敢肯定司汤达会“相信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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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瓦莱里还指出司汤达犀利地把读者吸引成为共谋，而我猜司汤达这一招是偷自塞万提斯。司汤达真正的信仰（一如瓦莱里也暗示的）是相信他自己身上和读者身上那个天然的自我。有时候读者也许会感到司汤达在讨好读者的自我主义（和他自己的），但他是善意的。成为他的“快乐的少数人”中的一员，是有巨大裨益的，因为读者将因此获得更透彻的自我澄清。司汤达赞扬个人能量，但永远站在一个与自我欺骗保持距离的位置上。吉娜的伟大，最佳地体现在第十六章她约见她的情人莫斯卡伯爵的时候。在这里，作为一个三十七岁的女人（“我站在老年的门槛上”），她道出了她对法布利斯的爱的清白与绝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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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本能地爱他……我爱他的勇敢，这勇敢是如此单纯和如此完美，甚至可以说他自己都没有意识到……我开始在我侄儿身上发现一种完美的高雅。他伟大的灵魂自己显示给我……简言之，如果他不快乐，我也不可能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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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查德·霍华德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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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司汤达已远远超越怀疑主义或反讽，并得到我们的认同。我们要吉娜和法布里斯在一起，幸福快乐，但我们知道这不可能，因为二十二岁的法布利斯爱上了克莱莉娅。司汤达只对不幸的爱情感兴趣，于是鲁莽又幽默的《帕尔马修道院》结束时变成一场悲剧。克莱莉娅与法布利斯所生的儿子死去，几个月后伤心过度的克莱莉娅也香消玉殒。法布利斯遁入书名中那座谜一样的修道院，自己也在一年后去世。已经与莫斯卡结婚的吉娜，在一个没有了法布利斯的世界上郁郁不乐，不久亦跟着他死去了。莫斯卡还活着，而我们似乎是在《罗密欧与朱丽叶》或《哈姆雷特》结束时的舞台上：每一个生气勃勃的人都已消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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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尔扎克在一八四〇年评论《修道院》时向司汤达敬礼，既因为该小说超越一般的现实主义，也因为司汤达只描写那些具有非凡气质的人物。这听起来有点像巴尔扎克自己的实践，但同样的称赞确实都适合这两位小说家，尽管他们很不同。阅读司汤达（或巴尔扎克），是扩大读者的现实，而又不必——就司汤达的作品而言——屈从于任何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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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奥斯汀：《爱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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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长篇小说具有社会功用，要比认为短篇小说或诗歌具有社会功用容易。但是，读者应警惕那些人，他们坚称长篇小说如果要存活下去，就必须成为改革的工具。在英语中，可能没有一个比简·奥斯汀更好的小说家，但是《傲慢与偏见》、《爱玛》、《曼斯菲尔德花园》和《劝导》可有希望改革什么吗？它们的女主人公要求在个人立场上作出一定的调整，而这方面奥斯汀提供给她们了；以及有一个和蔼可亲的丈夫，而她们也都有了。奥斯汀是一个深刻的反讽家，莎士比亚发明了人，而她利用她的反讽来改善这发明的某些方面。奥斯汀太务实了，不会去操心那些和蔼可亲的丈夫们的财富的模糊来源。她的实用主义是值得赞扬的，因为如果那些资金更干净，一点儿也没沾上譬如对西印度群岛苦工的剥削，那又会有什么不同呢？奥斯汀既不是先知也不是政客。她太聪明了，不会不知道太多社会现实是经不起仔细审视的，但对她来说社会秩序是一种既定事实，是某些需要接受的东西，这样她才可以讲她的故事。亨利·詹姆斯走的是奥斯汀的传统，他在《一位女士的画像》中把伊莎贝尔·阿切尔塑造成“所有时代的女继承人”，但是，在她所继承的所有时代的遗产中，金钱因素对詹姆斯的重要性只是用来使梅尔夫人策划针对伊沙贝尔·阿切尔的阴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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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更斯是一位社会改革家；奥斯汀和詹姆斯不是。《远大前程》一书因其金钱和法律问题的错综复杂而蓬勃发展，但我们绝不能通过一个法律，强制要求小说承担改善社会的重负。所有长篇小说家之父塞万提斯的社会目的又是什么呢？如果大家都放弃阅读骑士故事，西班牙会因此得到道德上的改善吗？司汤达，伟大的浪漫主义者，把他的心献给了拿破仑神话，但是《帕尔马修道院》与《罗密欧与朱丽叶》的密切关系，要强于与拿破仑以滑铁卢告终的巨人生活。只有文学可以构成文学，虽然生活必须掺杂其中，但几乎总是作为饲料而不是作为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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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劝导》是我最喜爱的小说，但是我已在我的《西方正典》中讨论过它，我在这里选择《爱玛》来谈，因为它是第二部我最喜爱的，然后才是《傲慢与偏见》和《曼斯菲尔德花园》。但我讨论《爱玛》时会直接提一提《傲慢与偏见》，因为爱玛·伍德豪斯和伊丽莎白·班内特之间的相似性和差异性对我们努力以这两部小说应得的方式阅读它们，是非常有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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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奥斯汀在病了一年之后，于一八一七年逝世，享年仅四十一岁。要是她活得长些，毫无疑问我们将获得另几部跟《爱玛》和《劝导》一样出色的小说，这两部小说都是在她最后岁月完成的。虽然奥斯汀十八岁就开始写小说，但是她要等到一八一一年才开始充分发挥她的力量，那一年她开始根据一个要早得多的版本《最初印象》进行重新修改，变成《傲慢与偏见》。在根本上说，她四部小说是历时仅五年的工作成果，因此可以说，我们的损失是巨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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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爱玛·伍德豪斯的想象力比伊丽莎白·班内特的强，而伊丽莎白比爱玛机智，这已是老生常谈。爱玛的想象力并非总是一种美德（而这也是另一种老生常谈），而伊丽莎白的机智有时则误导她。两个女人都具有强大意志力，都有自我欺骗的共同弱点，而她们都将把自己从自我欺骗中解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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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丽莎白和爱玛，都不可避免地有某种莎士比亚式的东西，尽管奥斯汀显然是在她的长篇小说家前辈们的作品的基础上构筑她的小说：塞缪尔·理查逊奇妙的《克拉丽莎》和《查尔斯·格兰迪森爵士》，范妮·伯尼的《埃维莉娜》。然而，令人惊异的克拉丽莎·哈洛和埃维莉娜都缺乏伊丽莎白和爱玛所显示的那种莎士比亚式的机智和想象力。伊丽莎白·班内特会使读者想起《无事生非》中的比阿特丽斯，而爱玛的神采飞扬则会令人想起《皆大欢喜》中的罗莎琳德。作为一个反讽家，奥斯汀并不是特别莎士比亚式的；哈姆雷特的反讽更多是进攻型而不是防御型的。然而，莎士比亚之后，英语中没有任何一个作家像奥斯汀那样，如此出色地给予我们这样一些人物，他们不管是中心人物还是边缘人物，其各自的言谈和意识都是如此绝对地前后一致，彼此却又如此强烈地各不相同。她的女主人公的强大自我都是用一种精细的个性雕琢而成的，印证了奥斯汀本人的能量储备。如果她不是死得那么早，她应有能力创造莎士比亚式的多样性人物，尽管她表现的社会范围是狭窄和深思熟虑地有限度的。她掌握了莎士比亚最困难的功夫：显露对她所有人物，哪怕是最不敢苟同的人物的同情，同时又超然地与哪怕是她最喜爱的人物爱玛保持距离。奥斯汀担忧，只有她会喜欢爱玛，但这种担忧本身很可能是反讽的。我未遇见过任何读者不深深喜爱既令人生畏又无比迷人的爱玛·伍德豪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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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想象力的角度看，奥斯汀的女主人公，是否像莎土比亚喜剧中的女主人公那样，嫁给了不如她们的人？令人目眩的达西（《傲慢与偏见》）和善良的奈特利先生（《爱玛》）胜过罗莎琳德的奥兰多和比阿特丽斯的班尼迪克，更不要说海伦娜那个没教养的贝特伦（《终成眷属》）和维奥拉那个疯狂的奥尔西诺公爵（《十二夜》）。如果奥斯汀明显对达西和奈特利先生感到满意，难道我们应当不满意吗？或者，难道读者应当屈服于当前的学院时尚，认为在奥斯汀和莎士比亚的作品中，杰出的女主人公都总是成为社会专制制度的受害者，这些制度的利益不是她们的利益？我建议不想到处寻找屈辱的证据的谨慎读者，不要低估奥斯汀或莎士比亚。同样地，他们也不可能在健在的女小说家中发现任何足以跟奥斯汀或乔治·艾略特相比的天才。也许是历史捉弄人，但我们也没有一个足以跟埃米莉·狄金森和伊丽莎白·毕晓普匹比的健在女诗人。意识形态的啦啦队式欢呼喝彩不见得就能催生伟大甚至优秀的读者和作家；似乎反而使他们变成畸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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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奥斯汀或乔治·艾略特或埃米莉·狄金森作品中都没有憎恨男人。伊丽莎白·班内特和爱玛·伍德豪斯都与维护或削弱父权制没有关系。她们像罗莎琳德一样，都是无比聪慧的人，都不以意识形态来思考。要好好读她们的故事，你需要有一点奥斯汀本人的智慧，因为她聪明如塞缪尔·约翰逊博士。像约翰逊一样，奥斯汀也促请我们消除头脑中的“虚伪套话”，尽管她的说法要含蓄得多。在约翰逊的意义上，“虚伪套话”是指平庸、道貌岸然的措辞和群体思想。这类东西对奥斯汀毫无用处，对我们也应如此。现在那些“政治地”读奥斯汀的人，根本就不是在读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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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很多伟大的男作家和女作家，奥斯汀含蓄地认为女人在想象力上优于男人。莎士比亚虽然给了我们哈姆雷特、福斯塔夫和埃古，但他也给予我们罗莎琳德、鲍西娅〔7〕和克娄巴特拉，因此我想，大概可以说他把荣誉摊分给男女。虽然奥斯汀在《爱玛》中给了我们值得赞赏的伍德豪斯先生（被A.C.布雷德利〔8〕称为小说中除堂德诃德之外最完美的绅士），但是她更关心爱玛本人和简·菲尔费克斯，她们也值得每位读者给予富于想象力的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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