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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尔马修道院》的乐趣如同《红与黑》一样，并非那些持久的销魂。司汤达是受到灵感激发才写作的，但他并不想激发我们的灵感，而是希望我们学会把情欲的冷酷视为虚荣，把激情视为升至疯狂的虚荣。他的男女都不是吉诃德式的，而是拿破仑式的，就连他们最真实的依恋，不管多么英雄，也是自我毁灭的。司汤达更接近拜伦而不是莎士比亚，尽管这可能不是司汤达所希望的；《修道院》企图把法布利斯和克莱莉娅变成罗密欧和朱丽叶，但是他们有时显得更像《唐璜》中的恋人。保罗·瓦莱里是刚结束的二十世纪最有才能的法国诗人和文人，他曾说过《修道院》“有时候令人想起轻歌剧”，瓦莱里这样说并不是贬意。司汤达那惊人的机智，他那源源不绝的活力，使才智过人的瓦莱里着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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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莱里对司汤达的总结是：“一个相信爱情的怀疑主义者。”他这个总结用来形容《修道院》是否准确？我怀疑成熟的莎士比亚会“相信爱情”，我完全不敢肯定司汤达会“相信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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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瓦莱里还指出司汤达犀利地把读者吸引成为共谋，而我猜司汤达这一招是偷自塞万提斯。司汤达真正的信仰（一如瓦莱里也暗示的）是相信他自己身上和读者身上那个天然的自我。有时候读者也许会感到司汤达在讨好读者的自我主义（和他自己的），但他是善意的。成为他的“快乐的少数人”中的一员，是有巨大裨益的，因为读者将因此获得更透彻的自我澄清。司汤达赞扬个人能量，但永远站在一个与自我欺骗保持距离的位置上。吉娜的伟大，最佳地体现在第十六章她约见她的情人莫斯卡伯爵的时候。在这里，作为一个三十七岁的女人（“我站在老年的门槛上”），她道出了她对法布利斯的爱的清白与绝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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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本能地爱他……我爱他的勇敢，这勇敢是如此单纯和如此完美，甚至可以说他自己都没有意识到……我开始在我侄儿身上发现一种完美的高雅。他伟大的灵魂自己显示给我……简言之，如果他不快乐，我也不可能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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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查德·霍华德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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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司汤达已远远超越怀疑主义或反讽，并得到我们的认同。我们要吉娜和法布里斯在一起，幸福快乐，但我们知道这不可能，因为二十二岁的法布利斯爱上了克莱莉娅。司汤达只对不幸的爱情感兴趣，于是鲁莽又幽默的《帕尔马修道院》结束时变成一场悲剧。克莱莉娅与法布利斯所生的儿子死去，几个月后伤心过度的克莱莉娅也香消玉殒。法布利斯遁入书名中那座谜一样的修道院，自己也在一年后去世。已经与莫斯卡结婚的吉娜，在一个没有了法布利斯的世界上郁郁不乐，不久亦跟着他死去了。莫斯卡还活着，而我们似乎是在《罗密欧与朱丽叶》或《哈姆雷特》结束时的舞台上：每一个生气勃勃的人都已消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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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尔扎克在一八四〇年评论《修道院》时向司汤达敬礼，既因为该小说超越一般的现实主义，也因为司汤达只描写那些具有非凡气质的人物。这听起来有点像巴尔扎克自己的实践，但同样的称赞确实都适合这两位小说家，尽管他们很不同。阅读司汤达（或巴尔扎克），是扩大读者的现实，而又不必——就司汤达的作品而言——屈从于任何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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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奥斯汀：《爱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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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长篇小说具有社会功用，要比认为短篇小说或诗歌具有社会功用容易。但是，读者应警惕那些人，他们坚称长篇小说如果要存活下去，就必须成为改革的工具。在英语中，可能没有一个比简·奥斯汀更好的小说家，但是《傲慢与偏见》、《爱玛》、《曼斯菲尔德花园》和《劝导》可有希望改革什么吗？它们的女主人公要求在个人立场上作出一定的调整，而这方面奥斯汀提供给她们了；以及有一个和蔼可亲的丈夫，而她们也都有了。奥斯汀是一个深刻的反讽家，莎士比亚发明了人，而她利用她的反讽来改善这发明的某些方面。奥斯汀太务实了，不会去操心那些和蔼可亲的丈夫们的财富的模糊来源。她的实用主义是值得赞扬的，因为如果那些资金更干净，一点儿也没沾上譬如对西印度群岛苦工的剥削，那又会有什么不同呢？奥斯汀既不是先知也不是政客。她太聪明了，不会不知道太多社会现实是经不起仔细审视的，但对她来说社会秩序是一种既定事实，是某些需要接受的东西，这样她才可以讲她的故事。亨利·詹姆斯走的是奥斯汀的传统，他在《一位女士的画像》中把伊莎贝尔·阿切尔塑造成“所有时代的女继承人”，但是，在她所继承的所有时代的遗产中，金钱因素对詹姆斯的重要性只是用来使梅尔夫人策划针对伊沙贝尔·阿切尔的阴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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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更斯是一位社会改革家；奥斯汀和詹姆斯不是。《远大前程》一书因其金钱和法律问题的错综复杂而蓬勃发展，但我们绝不能通过一个法律，强制要求小说承担改善社会的重负。所有长篇小说家之父塞万提斯的社会目的又是什么呢？如果大家都放弃阅读骑士故事，西班牙会因此得到道德上的改善吗？司汤达，伟大的浪漫主义者，把他的心献给了拿破仑神话，但是《帕尔马修道院》与《罗密欧与朱丽叶》的密切关系，要强于与拿破仑以滑铁卢告终的巨人生活。只有文学可以构成文学，虽然生活必须掺杂其中，但几乎总是作为饲料而不是作为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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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劝导》是我最喜爱的小说，但是我已在我的《西方正典》中讨论过它，我在这里选择《爱玛》来谈，因为它是第二部我最喜爱的，然后才是《傲慢与偏见》和《曼斯菲尔德花园》。但我讨论《爱玛》时会直接提一提《傲慢与偏见》，因为爱玛·伍德豪斯和伊丽莎白·班内特之间的相似性和差异性对我们努力以这两部小说应得的方式阅读它们，是非常有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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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奥斯汀在病了一年之后，于一八一七年逝世，享年仅四十一岁。要是她活得长些，毫无疑问我们将获得另几部跟《爱玛》和《劝导》一样出色的小说，这两部小说都是在她最后岁月完成的。虽然奥斯汀十八岁就开始写小说，但是她要等到一八一一年才开始充分发挥她的力量，那一年她开始根据一个要早得多的版本《最初印象》进行重新修改，变成《傲慢与偏见》。在根本上说，她四部小说是历时仅五年的工作成果，因此可以说，我们的损失是巨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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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爱玛·伍德豪斯的想象力比伊丽莎白·班内特的强，而伊丽莎白比爱玛机智，这已是老生常谈。爱玛的想象力并非总是一种美德（而这也是另一种老生常谈），而伊丽莎白的机智有时则误导她。两个女人都具有强大意志力，都有自我欺骗的共同弱点，而她们都将把自己从自我欺骗中解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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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丽莎白和爱玛，都不可避免地有某种莎士比亚式的东西，尽管奥斯汀显然是在她的长篇小说家前辈们的作品的基础上构筑她的小说：塞缪尔·理查逊奇妙的《克拉丽莎》和《查尔斯·格兰迪森爵士》，范妮·伯尼的《埃维莉娜》。然而，令人惊异的克拉丽莎·哈洛和埃维莉娜都缺乏伊丽莎白和爱玛所显示的那种莎士比亚式的机智和想象力。伊丽莎白·班内特会使读者想起《无事生非》中的比阿特丽斯，而爱玛的神采飞扬则会令人想起《皆大欢喜》中的罗莎琳德。作为一个反讽家，奥斯汀并不是特别莎士比亚式的；哈姆雷特的反讽更多是进攻型而不是防御型的。然而，莎士比亚之后，英语中没有任何一个作家像奥斯汀那样，如此出色地给予我们这样一些人物，他们不管是中心人物还是边缘人物，其各自的言谈和意识都是如此绝对地前后一致，彼此却又如此强烈地各不相同。她的女主人公的强大自我都是用一种精细的个性雕琢而成的，印证了奥斯汀本人的能量储备。如果她不是死得那么早，她应有能力创造莎士比亚式的多样性人物，尽管她表现的社会范围是狭窄和深思熟虑地有限度的。她掌握了莎士比亚最困难的功夫：显露对她所有人物，哪怕是最不敢苟同的人物的同情，同时又超然地与哪怕是她最喜爱的人物爱玛保持距离。奥斯汀担忧，只有她会喜欢爱玛，但这种担忧本身很可能是反讽的。我未遇见过任何读者不深深喜爱既令人生畏又无比迷人的爱玛·伍德豪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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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想象力的角度看，奥斯汀的女主人公，是否像莎土比亚喜剧中的女主人公那样，嫁给了不如她们的人？令人目眩的达西（《傲慢与偏见》）和善良的奈特利先生（《爱玛》）胜过罗莎琳德的奥兰多和比阿特丽斯的班尼迪克，更不要说海伦娜那个没教养的贝特伦（《终成眷属》）和维奥拉那个疯狂的奥尔西诺公爵（《十二夜》）。如果奥斯汀明显对达西和奈特利先生感到满意，难道我们应当不满意吗？或者，难道读者应当屈服于当前的学院时尚，认为在奥斯汀和莎士比亚的作品中，杰出的女主人公都总是成为社会专制制度的受害者，这些制度的利益不是她们的利益？我建议不想到处寻找屈辱的证据的谨慎读者，不要低估奥斯汀或莎士比亚。同样地，他们也不可能在健在的女小说家中发现任何足以跟奥斯汀或乔治·艾略特相比的天才。也许是历史捉弄人，但我们也没有一个足以跟埃米莉·狄金森和伊丽莎白·毕晓普匹比的健在女诗人。意识形态的啦啦队式欢呼喝彩不见得就能催生伟大甚至优秀的读者和作家；似乎反而使他们变成畸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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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奥斯汀或乔治·艾略特或埃米莉·狄金森作品中都没有憎恨男人。伊丽莎白·班内特和爱玛·伍德豪斯都与维护或削弱父权制没有关系。她们像罗莎琳德一样，都是无比聪慧的人，都不以意识形态来思考。要好好读她们的故事，你需要有一点奥斯汀本人的智慧，因为她聪明如塞缪尔·约翰逊博士。像约翰逊一样，奥斯汀也促请我们消除头脑中的“虚伪套话”，尽管她的说法要含蓄得多。在约翰逊的意义上，“虚伪套话”是指平庸、道貌岸然的措辞和群体思想。这类东西对奥斯汀毫无用处，对我们也应如此。现在那些“政治地”读奥斯汀的人，根本就不是在读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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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很多伟大的男作家和女作家，奥斯汀含蓄地认为女人在想象力上优于男人。莎士比亚虽然给了我们哈姆雷特、福斯塔夫和埃古，但他也给予我们罗莎琳德、鲍西娅〔7〕和克娄巴特拉，因此我想，大概可以说他把荣誉摊分给男女。虽然奥斯汀在《爱玛》中给了我们值得赞赏的伍德豪斯先生（被A.C.布雷德利〔8〕称为小说中除堂德诃德之外最完美的绅士），但是她更关心爱玛本人和简·菲尔费克斯，她们也值得每位读者给予富于想象力的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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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玛是奥斯汀最复杂的人物。华特·司各特爵士在一八一五年评论《爱玛》时，反讽地指出，这位女主人公“像一位好君主，把她的海伯利的子民的康乐置于自身利益之上，慷慨地为她的朋友们撮合姻缘，而不去为自己的婚事作打算”。奥斯汀本人对她的爱玛的态度，是一种反讽的爱，而她希望爱玛能迷倒我们。读者确实被迷倒了，既被爱玛也被简·菲尔费克斯，但爱玛是更优胜的“想象主义者”，最终也更为我们所倾倒，因为她比简·菲尔费克斯要有趣得多。想象主义者是简·奥斯汀自己的话，毫无疑问是反讽的，但据我所知，从未有其他作者用过。成为一个想象主义者就是成为这样一种意识，它没有充分明白到其他自我的现实。在为别人撮合姻缘时总是大错特错的爱玛，必须进行颇费力的自我发展，然后她那唯我论的性情才多多少少治愈。伊丽莎白·班内特则相反，她从一开始就完全没有唯我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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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在爱玛与伊丽莎白之间，奥斯汀也更偏爱爱玛，其原因读者有必要去探究。这是爱玛的小说；她的视角影响了作为叙述者的奥斯汀。对奥斯汀而言，爱玛的缺点只是她过量的美德。想象得更大胆些，如果爱玛只追求自己的愿望，她大概会变成一个华兹华斯式的幻象家。但爱玛对做媒的着迷，是想象力的一种特殊模式；它实际上是对艺术家奥斯汀的游戏场的戏仿。把奥斯汀视为塞万提斯并把爱玛视为吉诃德，似乎会显得很怪，但是爱玛替哈丽埃特安排的一个个反常场面（埃尔顿、丘吉尔，最后是奈特利这一令人向往的前景）与英勇的堂吉诃德匆匆出发去与风车、狮子和看管苦役的士兵作战何其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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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玛那些滑稽的窘境，不会使读者感到痛苦，只要它们离开爱玛就好。当她担心奈特利想娶哈丽埃特时，紧接着而来的，对读者是猛烈的喜剧，对爱玛则是羞辱性的痛苦。她释放的天马行空的想象力曾伤害别人，现在却使她自己饱受精神折磨。这是奥斯汀把其天才发挥到极致的时候，在喜剧缪斯的要求下，她使自己与爱玛保持超然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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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丽埃特把她的证据陈述完毕，便恳求她亲爱的伍德豪斯小姐，要她说说她是不是还有怀着希望的良好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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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说：“最初要不是你，我根本就不会去想这件事。你要我小心观察他，把他的行为当做我的行为规则——我照做了。但现在我似乎觉得，也许我配得起他；而要是他真的选择我，那我真是三生有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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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席话引起的苦涩的感觉，诸多苦涩的感觉，使爱玛要费尽最大努力才能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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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丽埃特，我只想冒昧地宣称，如果世界上还有最后的一个男人，在他向任何女人表达他对她的感受时，绝不会故意说出比真心更多的话，那么这个人就是奈特利先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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