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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奥斯汀或乔治·艾略特或埃米莉·狄金森作品中都没有憎恨男人。伊丽莎白·班内特和爱玛·伍德豪斯都与维护或削弱父权制没有关系。她们像罗莎琳德一样，都是无比聪慧的人，都不以意识形态来思考。要好好读她们的故事，你需要有一点奥斯汀本人的智慧，因为她聪明如塞缪尔·约翰逊博士。像约翰逊一样，奥斯汀也促请我们消除头脑中的“虚伪套话”，尽管她的说法要含蓄得多。在约翰逊的意义上，“虚伪套话”是指平庸、道貌岸然的措辞和群体思想。这类东西对奥斯汀毫无用处，对我们也应如此。现在那些“政治地”读奥斯汀的人，根本就不是在读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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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很多伟大的男作家和女作家，奥斯汀含蓄地认为女人在想象力上优于男人。莎士比亚虽然给了我们哈姆雷特、福斯塔夫和埃古，但他也给予我们罗莎琳德、鲍西娅〔7〕和克娄巴特拉，因此我想，大概可以说他把荣誉摊分给男女。虽然奥斯汀在《爱玛》中给了我们值得赞赏的伍德豪斯先生（被A.C.布雷德利〔8〕称为小说中除堂德诃德之外最完美的绅士），但是她更关心爱玛本人和简·菲尔费克斯，她们也值得每位读者给予富于想象力的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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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玛是奥斯汀最复杂的人物。华特·司各特爵士在一八一五年评论《爱玛》时，反讽地指出，这位女主人公“像一位好君主，把她的海伯利的子民的康乐置于自身利益之上，慷慨地为她的朋友们撮合姻缘，而不去为自己的婚事作打算”。奥斯汀本人对她的爱玛的态度，是一种反讽的爱，而她希望爱玛能迷倒我们。读者确实被迷倒了，既被爱玛也被简·菲尔费克斯，但爱玛是更优胜的“想象主义者”，最终也更为我们所倾倒，因为她比简·菲尔费克斯要有趣得多。想象主义者是简·奥斯汀自己的话，毫无疑问是反讽的，但据我所知，从未有其他作者用过。成为一个想象主义者就是成为这样一种意识，它没有充分明白到其他自我的现实。在为别人撮合姻缘时总是大错特错的爱玛，必须进行颇费力的自我发展，然后她那唯我论的性情才多多少少治愈。伊丽莎白·班内特则相反，她从一开始就完全没有唯我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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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在爱玛与伊丽莎白之间，奥斯汀也更偏爱爱玛，其原因读者有必要去探究。这是爱玛的小说；她的视角影响了作为叙述者的奥斯汀。对奥斯汀而言，爱玛的缺点只是她过量的美德。想象得更大胆些，如果爱玛只追求自己的愿望，她大概会变成一个华兹华斯式的幻象家。但爱玛对做媒的着迷，是想象力的一种特殊模式；它实际上是对艺术家奥斯汀的游戏场的戏仿。把奥斯汀视为塞万提斯并把爱玛视为吉诃德，似乎会显得很怪，但是爱玛替哈丽埃特安排的一个个反常场面（埃尔顿、丘吉尔，最后是奈特利这一令人向往的前景）与英勇的堂吉诃德匆匆出发去与风车、狮子和看管苦役的士兵作战何其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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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玛那些滑稽的窘境，不会使读者感到痛苦，只要它们离开爱玛就好。当她担心奈特利想娶哈丽埃特时，紧接着而来的，对读者是猛烈的喜剧，对爱玛则是羞辱性的痛苦。她释放的天马行空的想象力曾伤害别人，现在却使她自己饱受精神折磨。这是奥斯汀把其天才发挥到极致的时候，在喜剧缪斯的要求下，她使自己与爱玛保持超然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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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丽埃特把她的证据陈述完毕，便恳求她亲爱的伍德豪斯小姐，要她说说她是不是还有怀着希望的良好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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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说：“最初要不是你，我根本就不会去想这件事。你要我小心观察他，把他的行为当做我的行为规则——我照做了。但现在我似乎觉得，也许我配得起他；而要是他真的选择我，那我真是三生有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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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席话引起的苦涩的感觉，诸多苦涩的感觉，使爱玛要费尽最大努力才能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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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丽埃特，我只想冒昧地宣称，如果世界上还有最后的一个男人，在他向任何女人表达他对她的感受时，绝不会故意说出比真心更多的话，那么这个人就是奈特利先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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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丽埃特似乎随时愿意为这句如此满意的话而崇拜她的朋友；而爱玛也几乎被狂喜和深情淹没，这狂喜和深情此刻对她而言原本会变成可怕的自我惩罚，好在她父亲的脚步声及时解救了她。他正穿过厅堂。哈丽埃特太激动了，不宜让他撞见。“她不能平息自己——伍德豪斯先生会被她吓一跳——最好还是让她走”——因此，在她的朋友最快捷的鼓动下，她悄悄从另一道门离开——而她刚消失，爱玛便情不自禁地爆发出一句：“天啊！但愿我从未见过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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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其余时间，还有接下来的夜里，都不够她用来思考。——过去几个小时里向她汹涌而来的混乱，使她困惑不已。每一刻都带来新的吃惊；而每一次吃惊都一定是对她的羞辱。——如何理解这一切！如何理解她一直以来都在欺骗自己，并活在这欺骗之下！——那些一再铸成的大错，她自己那盲目的脑和心！——她静静坐着，她走来走去，她试着回到自己的房间，她试着穿过灌木丛——她觉得她在每一个位置上，在每一个姿势中，所作所为都是最软弱的；觉得她在最可丢脸的程度上被别人骗了；觉得她在更丢脸的程度上被自己骗了；觉得她很悲惨，而且今天很可能只是这悲惨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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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精彩的喜剧，全赖于爱玛那绝望的叫喊“天啊！但愿我从未见过她！”与那奇妙的“她静静坐着，她走来走去，她试着回到自己的房间，她试着穿过灌木丛——她觉得她在每一个位置上，在每一个姿势中，所作所为都是最软弱的”之间的对比。她的意志已经与她的想象力融合起来，这意志此刻饱受着拒绝“她试着穿过灌木丛”这有趣的喜剧之苦。“每个姿势”现在似乎都是对爱玛的精神的羞辱，她所有的想象物现在全部沦为纯粹的谬误。已接近于把自己等同于爱玛的奥斯汀，通过奈特利先生这一中介，而把她的女主人公从这炼狱中拯救出来。奈特利先生为人成熟，有足够容量忍受爱玛的视域，终于成了陪伴她左右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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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汀这些卓绝的女主人公——尤其是爱玛和伊丽莎白——接近于《皆大欢喜》中的罗莎琳德的光辉。她们把机智与意志融合起来，并在这融合中取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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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尔斯·狄更斯：《远大前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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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读旧书，诚如威廉·哈兹利特所言，是最高形式的文学乐趣，并使你懂得什么才是你自己最深刻的渴望。我习惯于一年读两次狄更斯的《匹克威克外传》，至今已读烂好几本。如果这是逃避，我乐意逃避，尽管匹克威克们都没有提供给我身份认同的快乐。在狄更斯那漫画式和怪异的世界，读者一般没有被邀请去（或企图去）与人物融为一体，这些人物与本·琼森和托比亚斯·斯摩莱特那些猛烈的讽刺画有更多共通点，而不是与莎士比亚的男男女女。然而狄更斯小说中有一些复杂地内向的人物，尤其是《荒凉山庄》中的埃斯特·萨默森和《远大前程》中的皮普。皮普无疑是狄更斯所有人物中最内向的，他对我在这里要讨论的尤其有用。要明白皮普所有的细微变化，就得读透《远大前程》，而这也是如何读一部长篇小说的良好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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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更斯的长篇小说，只有三部是用第一人称叙述：《远大前程》中的皮普、《大卫·科波菲尔》的同名主人公和《荒凉山庄》中的埃斯特·萨默森，不过狄更斯并非总是牢记让埃斯特·萨默森做好她的第一人称叙述者的本分。狄更斯的爱好者极少把《远大前程》列为他小说中的首选；它也没有加入《雾都孤儿》的行列，成为大众神话；狄更斯本人偏爱《大卫·科波菲尔》，而很多文学批评家（包括我自己）则会选择《荒凉山庄》。但是，《远大前程》有点像《双城记》，是伟大的大众娱乐。它加入简·奥斯汀的《傲慢与偏见》和《爱玛》，以及莎士比亚十余部戏剧的行列，成为肯定将在我们这个发展中的资讯时代之后继续存在下去的作品，而不只是作为改编的电影或电视长存下去。我们将继续读《远大前程》，如同我们将继续读《哈姆雷特》和《麦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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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父亲的姓是皮里普，我的教名是菲利普，我那婴儿舌头对两个名字的发音，都不会比“皮普”更长或更明白。因此，我叫自己皮普，后来也就成了皮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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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普对自己的哀婉的意识是持续不断的，从他的诨名开始，直到小说来到原本的（也是更好的）结尾他与他的教子小皮普在一起时才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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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英格兰——在伦敦，与小皮普一起沿着皮卡迪利大街散步——突然一个仆人从背后跑来问我能不能退一步，见一下马车里的一位夫人，她希望跟我说话。那是一辆小马车，由那位夫人驾驶；夫人和我都十分悲伤地对望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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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改变很大，我知道；但我想，你一定也希望跟埃斯特拉握握手，皮普。抱起那个小孩子，让我亲一亲他！”（我想，她一定以为那孩子是我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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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我对这次见面感到很高兴；因为，她用她的神色、她的声音、她的碰触，叫我放心，让我知道痛苦要比哈维沙姆小姐的教诲更强大，并给了她一颗心去明白我曾经有一颗什么样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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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更斯不是一位莎士比亚式的小说家；他与本·琼森的幽默喜剧有着更深的契合。莎士比亚式的小说家——简·奥斯汀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歌德和司汤达、菲利普·罗斯和科马克·麦卡锡（还有很多其他人）花很多心血去刻画人物的转变，但皮普在没有发展的情况下变暗。然而，狄更斯在《远大前程》中操纵《哈姆雷特》：戏仿它，然后把复仇反转过来，变成了皮普的全面宽恕。马格维奇——皮普的替身父亲，实际上也是埃斯特拉的前身——以哈姆雷特的父亲的“鬼魂”的方式回来，然而并没有把皮普变成哈姆雷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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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弗洛伊德相反，我完全不能肯定是否有任何人会有一种无意识的犯罪感，但是哈姆雷特和皮普都颇意识到污染的痛苦。随着剧情推进，很多事情足以使哈姆雷特感到自己犯罪：他残暴对待奥菲莉亚，他对杀死波洛尼厄斯毫无悔意，他无端端地使罗森克兰茨与吉尔德斯特恩枉死。但是，这些事情没有一件可以说是困扰他的；他的恶毒是形而上的，而不是心灵上的，并且有深远的根源。皮普没错是另一回事，但是他的叙述从未清楚说明他被定罪的实情。《远大前程》更多是一部浪漫传奇而不是一部现实主义小说，因此我认为这应足以使我们把皮普在那宗无名罪案中的共谋，视为一种“已知的事实”，视为这本书启动并继续发展下的必要条件之一。重要的是，读者喜爱并信任皮普这个有着伟大善意的男孩，并把他的精神的黑暗当做是这部浪漫传奇中的哥特式因素而加以接受。从狄更斯那里受益匪浅的卡夫卡，一定是从皮普（以及狄更斯其他主人公）身上找到另一个刺激，刺激他在他的故事《在流放地》中创造那个可怕的公式“不得怀疑有罪”。皮普像哈姆雷特一样，在我看来似乎不是弗洛伊德所称的那种无法忍受快乐和成功的“道德受虐狂”。如果皮普娶了尚未被哈维沙姆小姐摧残的埃斯特拉，他是会快乐的。但我们很难想象哈姆雷特这个具有巨大领袖魅力的人物坐在丹麦王位上，身边陪伴着奥菲莉亚王后。丹麦王子是一个唯美主义者和不满现状者，他身上某种东西永远会苦苦思索如何设法把另一宗“贡扎戈谋杀案”改编成《捕鼠机》〔9〕。皮普永远是一个丢失的孩子，在小说结尾，当他与他的教子一起散步时，他对加格瑞夫妇抚养他已感到很满足了。狄更斯修改过的结尾，显示皮普可能跟埃斯特拉结婚，变成蛇尾，经不起猜测。皮普会不会重蹈她那个虐待狂丈夫的覆辙，经常打她？当我回忆皮普在小说中的感情，我无法立即想起他对埃斯特拉曾经有过的受挫的激情，以至他对乔·加格瑞的深情。在我记忆中燃烧着的，是皮普对马格维奇最后的深厚的爱（他对待皮普比对待埃斯特拉更显得像父亲）；还有马格维奇长期以来对皮普展示的持续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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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读《远大前程》？带着我们自己的恐惧、希望和感情中最深刻的元素来读：以仿佛我们还可以是一个孩子那样的心态来读。狄更斯邀请你这样做，而且使你可以这样做；这也许是他最伟大的才能。《远大前程》并不像莎士比亚和塞万提斯那样把我们带入崇高，而是要我们重回我们的本源，尽管这些本源也许是痛苦和愧疚的。我们有着孩子似的对爱的需要，对拾回自我的需要，而这部小说在这方面的吸引力几乎是难以抗拒的。因此，“为什么”读它便不言而喻：又回到家里，治疗我们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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