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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当今批评时尚既否认作者的现实又否认文学人物的现实（如同所有时尚，这将会过去），因此我敦促读者不要拒绝因认同最喜爱的人物而来的乐趣，如同作者们无法抵挡这类乐趣。我的敦促是有限制的：塞万提斯不是堂吉诃德，托尔斯泰不是安娜·卡列尼娜（他爱她），菲利普·罗斯不是《夏洛克行动》中的“菲利普·罗斯”（不是两个中的任何一个！）。然而，一般来说，小说家们不管多么反讽，都会在他们的主人公身上重新找到自己；戏剧家也是如此。写《反讽的概念》的丹麦宗教哲学家克尔恺郭尔指出，莎士比亚是反讽宗师，这是无可辩驳的。然而，就连这个反讽家中的反讽家，也在哈姆雷特这个人物中找到更真实和更陌生的自己，如同我在本书其他地方提及的。为什么读？因为你仅能够亲密地认识非常少的几个人，也许你根本就没有认识他们。在读了《魔山》之后，你彻底地认识汉斯·卡斯托尔普，而他是非常值得认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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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读《魔山》，我现在可以下结论说，托马斯·曼最大的反讽（也许不是有意的）是在开篇谈到汉斯·卡斯托尔普时说“读者将逐渐认识到他是一个十分普通的，尽管也很迷人的年轻人”。我已当了四十五年大学教师，我觉得必须说一说我对卡斯托尔普的看法：他是各大学一向宣称（在它们掉进现时的自我堕落之前）却从未找到的理想学生。卡斯托尔普对一切事物，一切可能的知识，都怀着强烈兴趣，但这是本身作为一种善的知识。对卡斯托尔普来说，知识绝不是权力，不管是凌驾别人或他本人的权力；它绝不是浮士德式的知识。汉斯·卡尔扎尔普对二〇〇〇年（和之后）的读者来说是，其价值是无与伦比的，因为他体现了一种现已过时但永远重要的理想：培养自我发展，直到个体能够实现她或他所有的潜能。在汉斯身上，渴望认识各种理念和各种人物，是与瞩目的精神耐力糅合在一起的；他永远不是一个仅仅怀疑的人，还是一个绝不被压倒或淹没的人（除了在他对多少有点暧昧的克拉芙吉亚的性激情达到高峰的时候）。塞塔姆布里尼的人文主义雄辩、纳夫塔的恐怖主义规劝，以及皮佩尔科恩的酒神式口吃，全都惊涛般压向卡斯托尔普，但永远不能把他卷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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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托马斯·曼老是强调卡斯托尔普的平淡无奇，但这已变得有点像一个笑话，因为这个年轻的海军工程师天生喜好神秘经验以至超自然经验。他带着一本《海洋蒸汽船》抵达魔山，但他成了各种生命科学尤其是心理学和生理学著作的无穷尽的读者，并从这些科目继续走向无休止的“文化旅行”。如果我们还残留着（如果有也是源自托马斯·曼的反讽）任何关于汉斯·卡斯托尔普的“普通”的感觉的话，那么这残余也会在美妙的“雪”这一章融化。全书共七部分，而这一章就在第六部分结束前。汉斯独自进行一次滑雪探险时，被困在雪暴中，几乎丢命，接着获得一系列幻象。当幻象消失，他承认“死亡是一种伟大的力量”，但他断言“为了善与爱，人不应让死亡来统治他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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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之后，《魔山》进入自己的死亡之舞，此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已临近。纳夫塔挑战塞塔姆布里尼，要与他用手枪决斗；塞塔姆布里尼朝天鸣枪，愤怒的纳夫塔则朝自己的脑袋开了一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之后，可怜的塞塔姆布里尼被粉碎了，他的人道主义教育学亦告终结。酒神式的皮佩尔科恩，这位人格和性宗教的维护者，在面对自己年老的无能时，也自杀了。汉斯·卡斯托尔普爱国地去为德国而战，而托马斯·曼告诉我们，虽然这个年轻人生还的机会不大，但并不是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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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几乎可以不理会托马斯·曼，而断定卡斯托尔普的生还机会较高，因为他有某种神奇或迷醉的东西，可以说是不朽的。虽然他看上去也许是普通人的圣化，却显然是通神的，根本就不需要他接受的那无穷尽的文化教导（尽管他是更好的接受者）。汉斯·卡斯托尔普领受神恩，如同托马斯·曼后来的四部曲《约瑟和他的兄弟们》的约瑟也将领受神恩。托马斯·曼在向他的主人公告别时对我们说，卡斯托尔普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他的“爱情梦”。汉斯·卡斯托尔普在此时，在二〇〇〇年和以后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读者在寻求理解他时，将会问自己，我的爱情梦或我的情欲幻觉是什么，而这梦或幻觉如何影响我自己的发展或壮大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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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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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清楚不过的是，在二〇〇〇年读一部长篇小说，这行为与一九四四年我开始读一部长篇小说时相比，已有很大变化。我开始读长篇小说前，有几年时间只读诗歌和《圣经》。一些重要小说家例如菲利普·罗斯告诉我，读者群没有自我更新，并且很明显地，一门直到十八世纪才充分发展起来的艺术，也许会在就快被我们抛开的第二个千年之后消亡〔18〕。也许网络叛客小说这种最新式的传奇故事，是一个不祥的征兆，预示着传奇故事对长篇小说这个忘恩负义的孩子的冤冤相报式复仇。多多少少是现实主义的长篇小说，在过去近三百年的大部分时间主宰西方文学；其伟大纪念碑从塞缪尔·理查逊的《克拉丽莎》延伸至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我们该如何读一部长篇小说，当我们担心这种形式很快就会从我们眼前消失？难道我们不应该在感受长篇小说本身的主人公的感染力之外，还多感受到一份酸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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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如何读一部长篇小说方面，一个可能值得学习的经验是：主要人物是否有改变，如果有，是什么导致他们改变？在普鲁斯特的巨著《追忆似水年华》中，其主宰模式是莎士比亚那种通过自己无意中听到而改变的模式；而在托马斯·曼的《魔山》中，那个讨人喜欢的主人公汉斯·卡斯托尔普，走的则是塞万提斯路线，开明的哲学家塞塔姆布里尼扮演了桑丘式的智力型角色，如同卡斯托尔普扮演了堂吉诃德型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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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莎士比亚那里，改变是他最伟大的发明，他追随中世纪英语诗人乔叟而不是罗马诗人奥维德，尽管奥维德与乔叟和克里斯托弗·马洛一起，是三位真正影响莎士比亚的作家之一。当哈姆雷特、李尔王、安东尼和克娄巴特拉这样的角色发生改变时，多半是因为他们无意中听到自己，几乎仿佛是别人讲的。当安东尼听到自己跟武器侍从爱洛斯说“爱洛斯，你可看见我？”时，他是如此被自己的话所震撼，以致他怀疑自己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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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安东尼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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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不能维持这个看得见的形体，我的仆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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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也许可反省一下，当她吃惊于自己无意中听到自己之后，她是否经常意识到那个想改变的意志。我猜，在受莎士比亚影响最紧密的英语或德语国家，我们较经常以上述模式发生改变，而不是以塞万提斯式——在塞万提斯那里，往往是亲密友伴之间的交谈较容易导致自我反省继而发生心灵改变。司汤达、简·奥斯汀、陀思妥耶夫斯基、亨利·詹姆斯和普鲁斯特追随莎士比亚这个范式，狄更斯和托马斯·曼则更倾向于塞万提斯模式，短篇小说家中的莫泊桑和卡尔维诺也是如此。我在本书中讨论过的其他短篇小说大师——屠格涅夫、契诃夫、海明威，尤其是博尔赫斯——在我看来似乎也是更受惠于莎士比亚。我在本书最后一章讨论的美国长篇小说家也差不多如此，除了卓绝地越轨的托马斯·品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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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于阅读是否有助于我们学习如何像塞万提斯模式中的人物那样互相倾听？我斗胆说，要做到像我们倾听一本好书那样倾听别人说话，是不可能的。抒情诗在最强有力的时候，教我们如何跟自己说话，而不是跟别人说话。虽然孤独的读者也许是一种正在消失的物种，果真如此，随之消失的将不只是孤独的乐趣。对“为什么读？”这个问题的终极回答是，只有深入、不间断的阅读才能充分地确立并增强自主的自我。除非你变成你自己，否则你又怎会有益于别人呢？我永远不会忘记古代拉比中最仁慈的哲人希勒尔〔19〕的告诫：“如果我不是为我，谁会为我？而如果我只为我自己，那我是什么？如果不是现在，那是什么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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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如何读一部其作者像莎士比亚——也许还有简·奥斯汀——那样似乎泯灭自我的长篇小说？塞万提斯则是一个相反的极，还有司汤达和托马斯·曼，尽管司汤达和托马斯·曼在这点上都无法与夏洛特·勃朗特在她那本奇妙的《简·爱》中所做的匹比。在《简·爱》中，勃朗特经常在给读者提建议时严厉批评读者。至于乔治·艾略特，我珍视她明白的道德省思，如同我珍视她的叙述力量和她赋予她的人物的微妙特质。爱现身说法的小说家，如果他们能给予我们塞万提斯或乔治·艾略特那样的智慧，我们是求之不得的。一些小说家，例如《包法利夫人》中的福楼拜和《尤利西斯》中的詹姆斯·乔伊斯，似乎躲在他们的人物背后，谜一样地矜持，但诡异的是，他们可能比公然表扬自己创造了桑丘和堂吉诃德的塞万提斯更深刻地认同他们的创造物。众所周知，福楼拜曾坦承“我就是包法利夫人”，而乔伊斯尽管以其高超技巧避讳利奥波德·布卢姆，但最终还是与善良而不屈不挠的波迪合而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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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出色的小说家传记，例如乔治·佩因特的《普鲁斯特传》，对阅读是颇为裨益的，条件是读者必须懂得避免出色的传记作者所避免的错误，也即过度以作家的生活来解读作品。更重要的是作家的作品，是普鲁斯特雄心勃勃的工程对作者本人的生活产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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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很多长篇小说都因其社会用途而受到过分赞誉，一些只应称为超市小说的东西，被大学当成正典来研究。简·奥斯汀令人生畏的社会和道德反讽，是对这类粗俗化品味和判断的抵抗，一如我已说过的。一位伟大的长篇小说家，即使深奥微妙如奥斯汀和亨利·詹姆斯，也总能像狄更斯那样，有能力使我们读得仿佛我们又可以变回儿童。一个爱上阅读的孩子，初遇《大卫·科波菲尔》或《远大前程》时，只会为故事和人物而读，而不是为抵偿社会罪过或为了改革坏制度而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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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重要的长篇小说往往会触及关键性的谜团，或思考决定性的问题。善于阅读的一个标志，是允许这类谜团或问题自己暴露和揭示出来，而不是过于劲头十足地追查它们。如果你非要弄清楚谜团，例如为什么伊莎贝尔·阿切尔选择实在令人讨厌的奥斯蒙德，或为什么拉斯科尔尼科夫觉得悔过是困难的，那么亨利·詹姆斯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有责任提示你并引导你，而你也可以信任他们的提示和引导。规模更宏大的长篇小说，例如《堂吉诃德》和《追忆似水年华》，投入更浩瀚的丰沛活力，使得谜团变成作品本身。在《堂吉诃德》中，当堂吉诃德“神智清醒”过来并很快就死去，游戏世界便来到尽头。普鲁斯特的视域性史诗所捕捉的往事，是小说家的胜利，也是他的消亡的序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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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如何读一部奇妙的大部头长篇小说？即使日复一日重读它，我们也仍有可能难以把握其情节。塞缪尔·约翰逊博士，极其欣赏（我也是）塞缪尔·理查逊的《克拉丽莎》，一部长如《追忆似水年华》的小说。他说，如果你为了情节而读《克拉丽莎》，你会上吊。你读《堂吉诃德》或《追忆似水年华》不是为了情节，而是为了人物的逐渐发展，为了作者视域的逐步铺开，应该说，是逐步揭示。桑丘·潘沙和堂吉诃德、斯万和阿尔贝蒂娜，都变成这样的存在物：他们亲密如你最亲爱的朋友，然而最终也如你最亲爱的朋友那样像一个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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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司汤达和狄更斯，我已建议应当重读，而在我看来，简·奥斯汀和塞万提斯（如同莎士比亚）就更非重读不可。在首次阅读一部伟大的长篇小说时，有一种纯粹的乐趣，然而我觉得，当你重读《远大前程》和《帕尔马修道院》时，那是一种不同和更好的经验。你将获得解放，进入以前看不到的视角，重读的乐趣也会比你初读时的体验更多样和更富于启迪。你知道将发生什么事，但对如何发生和为什么发生却可能会有愈来愈新的领悟。也许，在某种程度上，在第二次阅读时，你变成了你所看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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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年轻，而又最热情和反复阅读时，我们很可能会，也许有点天真地，认同小说中我们最喜爱的人物。如同我在谈到托马斯·曼的《魔山》时所说的，这种认同的乐趣是任何年龄的阅读经验的合情合理的部分，即使这种乐趣到了中年和中年以后，已从天真变成了感伤。长篇小说如同生活，如果没有遇上爱情，就几乎无法存在，不管托马斯·曼和另一些小说家如何倾向于用反讽的态度来表现爱情及其不满。如同我们新认识一个人，小说人物也遇见其他小说人物，向发现的无序敞开怀抱；同样地，我们也需要向我们阅读的东西敞开怀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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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你新认识一个人，如果你怀着傲慢或恐惧来开始你们的交往，那将是不明智的。当你初次读哪怕是最令人生畏的文学作品——不管是但丁的《神曲》还是亨利·詹姆斯的《鸽翼》——傲慢或恐惧会摧毁你的理解力和乐趣。也许我们打开一本书时，首先都需要放松我们的权力意志。在我们沉溺其中，并把每一个篡夺我们想象力的机会都给予作家之后，这样的意志可能还会回来。善读书的方法有很多种，且各不相同，但所有方法都要求我们的注意力具备一种接受力。我对佛教所知甚少（因为我的性情是不耐烦的性情），因此对我来说，华兹华斯的“明智的消极性”似乎是善读书所需的那种注意力的最佳同义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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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斯摩莱特（1721—1771），英国小说家。——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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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语出哈姆雷特：“我只在刮西北偏北风时才疯狂，当南风吹来时，我不会把苍鹰当成白鹭。”这里的意思是必要时才疯狂。——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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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梅特涅（1773—1859），奥地利外交大臣、首相，曾于十八世纪初代表奥皇出席维也纳会议，参与组织“神圣同盟”。——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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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率领联军在滑铁卢之役打败拿破仑的英军元帅。——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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