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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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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 has arrived！Arrived at l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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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句子尚不能翻译，而妄想译诗，这真是大胆妄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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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千八百年前有位姓王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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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间书传多若等类，浮妄虚伪，没夺正是。心奔涌，笔手扰，安能不论？（《论衡·对作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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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翻译家犯的罪过确也不少了。但我们的朋友，负一时文誉如王统照先生者，也会做这种自欺欺人的事，我真有点“心奔涌，笔手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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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后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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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读书要眼到、口到、心到、手到。而翻字典，正是一个“手到”功夫。知识无涯，生而有限，没有人生而知之，没有人不需要学习，没有人学而不查字典。所以，读书就要养成查字典的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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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不翻字典，就容易犯主观臆断的错误，就容易出丑。著名诗人王统照尚不能避免出错出丑，让胡适指摘，更何况我们平常人呢？文章千古事，一旦贻笑大方，就不只是出丑的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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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不翻字典，不是因为懒惰，就是自以为是，说明学习和治学态度不端正、不严谨、不负责任。“立言”之功善莫大焉，但一旦谬误，则贻害无穷。我们当引以为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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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为鼓励人们翻阅字典，胡适编了一首《劝善歌》，浅白晓畅，劝人重视字典，向字典请教，不离字典，以免不懂装懂，或者堂而皇之地出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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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字典看似干巴枯燥，无趣无味，但蕴藏着丰富的知识。善于看字典的人，从中不仅能看出知识，而且能看出历史、文化及其变迁。看字典于他，就是一件趣味无穷的乐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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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寸有一寸的欢喜：胡适谈读书 六、带着新眼光看国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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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文原标题为《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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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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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载于1923年2月25日《东方杂志》第20卷第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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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后，胡适主张“整理国故”，写文章、作演讲，积极宣传研究国学。1923年2月，应清华几个即将留美学生的请求，胡适发表了《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此书目一出，立即引起文化界关于“国学书目”的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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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的这个书目引起梁启超的不满。他指责这个书目“挂漏太多”、“博而寡要”。后来胡适将书目精简成《实在的最低限度的书目》。1923年4月26日，梁任公应《清华周刊》之请，在翠微山上用3天时间，凭记忆开出一个160种书的《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后精简为20余种书的《最低限度之必读书目》。他说，如果连这个“真正之最低限度”的书也没有读，“真不能认为中国学人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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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胡适的书目，主要为哲学史和文学史领域，且数目较多，短时间内不能读完，显然不算是“最低限度”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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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看，二人所列“书目”，主要是数量不同，但实际体现了两人看待国学和研究方法的不同。胡适认为国学零碎的“死”材料，必须用科学方法，把它们系统化，并整理成“人人能读”的书。所以他主张“用新的眼光，新的方法，去整理老东西”。他看重哲学和白话文学，就是想通过这两个领域，为“文学改良”服务。他的这个书目，显然体现了他“整理国故”的思想，以新视角新态度新方法，整理出“国粹”和“国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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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梁启超则不把国学看成一堆“死材料”。他认为国学最突出的特点是“人生哲学”，即重德性，以内省和躬行来实践人生，而这个不是科学方法能得来的。他把以孔门学问为核心的国学当作“活”的“人生哲学”来研究。他强调说：“有益身心的圣哲格言，一部分久已在我们全社会形成共同意识。我既做这社会的分子，总要彻底了解它，才不至和共同意识隔阂。”他告诫青年，要在中国社会有影响，必须躬行孔孟人生修养，熟悉中国社会的“共同意识”。他认为，中国几千年的文化，“就在儒家”，“若把儒家抽去，中国文化恐怕没有多少东西了。中国民族之所以存在，因为中国文化存在，而中国文化，离不了儒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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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梁二人的观点，如果我们联系到当时知识界关于“科学与人生观之争”，就更能理解到为什么他们两人所列的国学书目不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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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学研究问题上，两人观点虽有差异，但作为思想文化界的领袖人物，有自己的影响力和号召力，他们开书目、提倡搞国学研究，就有开一时风气。从此，开书目、治国学便成为一时风潮之后，章太炎、顾颉刚、汪辟疆等人，都曾列出国学书目，到1925年达到高潮。此风潮迅速波及全国，刮起一阵“读线装书”的风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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