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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胡适的研究重方法，但更强调材料的重要性。所以在这次针对青年学人的演讲中，他尤其强调说：“材料很重要，方法不甚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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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胡适指出，中国自1600年以来三百多年的学术，有科学的意识、理论和方法，比如宋朝理学家的“格物致知”，清朝的乾嘉学派，研究方法之科学与西方大抵相同，但却没有产生西方的自然科学，原因就在于研究材料的不同：我们总在故纸堆中打转转，人家西方则把视线投向自然界和实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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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胡适以牛顿发现万有引力和列文虎克发明显微镜为例，说明正是因为他们用假设和求证的方法，视线移向书本之外，采用实物材料（牛顿用木、石等做材料，列文虎克用鉴钻等做工具），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从而有巨大发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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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胡适所说的“浪漫病”，是指懒惰。他强调，对于青年学者来说，最重要的是克服懒惰的浪漫病。如何克服？就是向西方学者学习，走向实验室，多做实验功夫，而不是在纸面上做文章。他以列文虎克用显微镜发现细菌，并不停地做实验的事例，说明实验精神和动手动脚行动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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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学问都是相通的，不仅研究自然科学如此，就是社会科学，要想出成果，就要走出家门，到自然界去，到民间生活中，找到鲜活的材料，这样，理论联系实践，才可能有新的伟大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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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胡适指出，要克服懒惰的浪漫病，就不能懒，而要养成勤奋找材料，不断发现新材料的习惯，这方面要付出坚韧不拔的努力。这样，自然就能克服懒惰的浪漫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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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寸有一寸的欢喜：胡适谈读书 [:1704717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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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寸有一寸的欢喜：胡适谈读书 七、“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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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文原标题为《治学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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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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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12月，胡适在台湾大学有过三次演讲，分别于12月1日、5日和6日三天进行。本文是12月1日的第一次演讲，作为三次演讲的引言，主要讲治学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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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人人能提，最要紧的是能小心地求证；为了要小心地求证，就必须：“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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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校长、各位先生、各位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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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感觉到很困难，因为当初我接受钱校长与刘院长的电报到台大和师院做学生讲演，我想总是在小屋子里面，只有二三十人，顶多一百人，可以有问有答；在小规模的讲堂里面，还可以有黑板写写字，这样子才可以做一种学术讲演。今天来到这么一个广场里面做学术讲演，的确是生平第一次，一定有许多话给先生们听了觉得太浅，同学们又觉得没有黑板写下来，不容易知道。我的南腔北调的官话依然咬不清楚，一定使大家很失望，所以先要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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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我收到钱校长与刘院长的电报，我想了几天，我以为他们两位另外有一封详细的信告诉我：是两个学校分开还是合起来讲？是小讲堂还是大讲堂？当时的确没有想到在广场讲演。等了两个星期，他们没有信来，我自动打电报给他们两位；我提出两个题目：在台大讲“治学办法”，在师院讲“杜威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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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威先生是我的老师，活了九十多岁，今年才过去。我们一般学生觉得，在自由中国应该有一个机会纪念他，所以杜威哲学这个题目，是当作一个纪念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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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讲治学的方法，其实也是带纪念性的。我感觉到台大的故校长傅斯年先生，他是一个最能干、最能领导一个学校、最能够办事的人。他办过历史语言研究所。他也在我之前先代理过北大校长一年；不是经过那一年，我简直没有办法。后来做台大校长，替台大定下很好的基础。他这个人，不但是国家的一个人，他是世界上很少见的一个多方面的天才，他的记忆力之强更是少有的。普通记忆力强的人往往不能思想；傅先生记忆力强，而且思考力非常敏锐，这种兼有记忆力和思考力的人，是世界上少见的。同时，能够做学问的人不见得能够办事，像我这样子，有时候可以在学问上做一点工作，但是碰到办事就很不行。钱校长说我当北大校长，还可以做研究工作，不是别的，只因为我不会办事。我做校长，完全是无为而治；一切事都请院长、教务长、训导长去办，我从来不过问学校的事；自己关起门来做学问。傅先生能够做学问而又富有伟大的办事能力；像这种治学方法同办事能力合在一块，更是世界上少见的。因为傅先生同我是多年的同事，多年的朋友；同时在做学问这一条路上，我们又是多年的同志。所以我今天在台大来讲治学方法，也可以说是纪念这个伟大而可惜过去得太早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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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到台大来讲治学方法，的确是很胆怯；因为我在国内教育界服务几十年，我可以告诉台大的同学们：在历史、语言考古方面，傅先生把历史语言研究所的人才都带到这里来，同台大原有的人才，和几年来陆续从大陆来的人才连在一块，可以说是中国几十年来办大学空前的文史学风。我很希望，不但在文学院历史学系、语言学系、考古学系的同学们要了解台大文史人才的集中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情形，更希望台大各院各系的同学都能够明了，都能够珍惜这个机会，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就是学医、学农、学工、学法律、学社会科学的，都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来打听这许多文史方面领袖的人才是怎样讲学、怎样研究、怎样在学问方面做工作。我不是借这个机会替台大做义务广告，我实在觉得这样的机会是很宝贵的，所以希望诸位能够同我一样了解台大现在在文史方面的领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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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到讲台前有很多文史方面的老朋友们，我真是胆怯，因为我不是讲天文学、地质学、物理、化学，是在文史方面讲治学方法。在诸位先生面前讲这个题目真是班门弄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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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预备讲三次：第一次讲治学方法的引论，第二次讲方法的自觉，第三次讲方法与材料的关系。今天我想随便谈谈治学的方法。我个人的看法，无论什么科学——天文、地质、物理、化学等等，分析起来，都只有一个治学方法，就是做研究的方法。什么是做研究呢？就是说，凡是要去研究一个问题，都是因为有困难问题发生，要等我们去解决它；所以做研究的时候，不是悬空的研究。所有的学问，研究的动机和目标是一样的。研究的动机总是因为发生困难，有一个问题，从前没有看到，现在看到了，从前觉得没有解决的必要，现在觉得有解决的必要的。凡是做学问、做研究，真正的动机都是求某种问题某种困难的解决；所以动机是困难，而目的是解决困难。这并不是我一个人的说法，凡是有做学问做研究经验的人，都承认这个说法。真正说起来，做学问就是研究；研究就是求得问题的解决。所有的学问，做研究的动机是一样的，目标是一样的，所以方法也是一样的。不但是现在如此；我们研究西方的科学思想，科学发展的历史，再看看中国两千五百年来凡是合于科学方法的种种思想家的历史，知道古今中外凡是在做学问做研究上有成绩的人，他的方法都是一样的。古今中外治学的方法是一样的。为什么是一样呢？就是因为做学问做研究的动机和目标是一样的。从一个动机到一个目标，从发现困难到解决困难，当中有一个过程，就是所谓方法。从发现困难那一天起，到解决困难为止，当中这一个过程，可能很长，也可能很短。有的时候要几十年，几百年才能解决一个问题；有时候只要一个钟头就可以解决一个问题。这个过程就是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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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才我说方法是一样的，方法是什么呢？我曾经有很多时候，想用文字把方法做成一个公式、一个口号、一个标语，把方法扼要说出来；但是从来没有一个满意的表现方式。现在我想起我二三十年来关于方法的文章里面，有两句话也许可以算是讲治学方法的一种很简单扼要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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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两句话就是：“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要大胆地提出假设，但这种假设还得想法子证明。所以小心的求证，要想法子证实假设或者否定假设，比大胆地假设还更重要。这十个字是我二三十年来见之于文字，常常在嘴里向青年朋友们说的。有的时候在我自己的班上，我总希望我的学生们能够了解。今天讲治学方法论，可以说就是要说明什么叫作假设、什么叫作大胆的假设、怎么样证明或者否证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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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才我说过，治学的方法，做研究的方法，都是基于一个困难。无论是化学、地质学、生物学、社会科学上的一个问题，都是一个困难。当困难出来的时候，本于个人的知识、学问，就不知不觉地提出假设，假定有某几种可以解决的方案。比方诸位在台湾这几年看见杂志上有讨论《红楼梦》的文章，就是所谓红学，到底《红楼梦》有什么可以研究的呢？《红楼梦》里发生了什么问题呢？普通人看《红楼梦》里面的人物，都是不发生问题的，但是有某些读者却感觉到《红楼梦》发生了问题：《红楼梦》究竟是什么意思？当时写贾宝玉、林黛玉这些人的故事有没有背景？有没有“微言大义”在里面？写了一部七八十万字的书来讲贾家的故事，讲一个纨绔子弟贾宝玉同许多漂亮的丫头、漂亮的姊妹亲戚们的事情，有什么意义没有？这是一个问题。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呢？当然你有一个假设，他也有一个假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