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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以举这些例，把这些小说当成待解决的问题看，目的不过是要拿这样人人都知道的材料，来灌输介绍一种做学问的方法。这个方法的要点，就是方才我说的两句话：“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如果一个有知识有学问有经验的人遇到一个问题，当然要提出假设，假定的解决方法。最要紧的是还要经过一番小心的证实，或者否证它。如果你认为证据不充分，就宁肯悬而不决，不去下判断。再去找材料。所以小心地求证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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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很短促，最后我要引用台大故校长傅先生的一句口号，来结束这次讲演。他这句口号是在民国十七年开办历史语言研究所时的两句名言，就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这两句话前一句是白居易《长恨歌》中的一句，后一句是傅先生加上的。今天傅校长已经去世，可是今天在座的教授李济之先生却还大为宣传这个口号，可见的确是我们治学的人应该注意的。假设人人能提，最要紧的是能小心的求证；为了要小心的求证，就必须“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今天讲得很浅近，尤其是在座有许多位文史系平常我最佩服的教授，还请他们多多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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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后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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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胡适首先指出台大原校长傅斯年是既能治学又能办事的人才，指出他所主持的历史语言研究所的人才济济和留下的优秀学风，建议台大的学生要善于学习，学习台大在文史研究方面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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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学问源于发现困难和问题，要解决问题，所有学问都是如此：动机和目标是一样，所以方法也是一样的——从动机到目标，从发现困难到解决困难，这个过程，就是所谓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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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胡适总结自己多年做学问的方法就是“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即搜求证据材料，对解决方案做大胆假设，然后一步步进行小心的求证。胡适以自己研究《红楼梦》为例，说明这个由假设到求证，到最后得出结论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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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大胆的假设从何而来？从自己的知识和经验中来。胡适指出，我们从小到大，从家庭、学校和社会的所学，从书本理论到实践生活的所学，正是为了日后拿来一用的——就是产生种种解决问题的假设材料。所谓“养兵一日，用兵一时”，正是这个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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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有了种种大胆假设之后，下一步就是“小心的求证”了。首先要从种种假设中选择出最接近情理、最可能解决问题的那个。然后进行求证，就是用假设的材料来解决问题。能够证实这种假设正确，才站得住脚，否则，站不住脚。假设是前提，求证是关键。这个过程是要反复实验的，要艰辛努力和扎实工作。胡适以自己花好几年时间求证《醒世姻缘》《红楼梦》为例，说明小心求证的重要性。当年胡适肯下精力做大量求证工作，旨在寻求一种科学的做学问的方法，最终，他探出了这条路，在学问上也成就了一家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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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胡适强调，假设越大胆越好，而且越多越好，因为这样可得到更多材料，从而从众多材料中分析出最为满意、最好的假设。胡适以自己搜集《红楼梦》众多资料说明材料越多假设就越多；以自己假设《醒世姻缘》的作者是蒲松龄，说明大胆假设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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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胡适指出，在求证的过程中，如果你觉得证据不够充分，就宁肯悬而不决，暂且搁下，也不去下判断。这时，就要再搜集材料，重新假设、求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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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假设人人都能提，但求证最关键。如同发现问题不难，关键是解决问题。所以最要紧的是能小心地求证出来。而求证，就需要下真功夫。为此，胡适引用台大原校长傅斯年的话——“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来鼓励广大学子和青年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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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寸有一寸的欢喜：胡适谈读书 [:1704717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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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寸有一寸的欢喜：胡适谈读书 八、培养勤于自我检讨的好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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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文原标题为《方法的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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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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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12月，胡适在台湾大学有过三次演讲，分别于12月1日、5日和6日三天进行。本文是12月5日的第二次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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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时时刻刻自己检讨自己，以养成做学问的良好习惯……做学问要能够养成“勤、谨、和、缓”的好习惯。有了好习惯，当然就有好的方法、好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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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校长、各位先生、各位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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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次我在台大讲治学方法的引论，意思说我们须把科学方法，尤其是科学实验室的态度，应用到文史和社会科学方面。治学没有什么秘诀；有的话就是：“思想和研究都得要注意证据。”所以我上次提出“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两句话作为治学的方法，后来钱校长对我说：学理、工、农、医的人应该注重在上一句话“大胆的假设”，因为他们都已比较地养成了一种小心求证的态度和习惯了；至于学文史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人，应该特别注重下一句话“小心的求证”，因为他们没有养成求证的习惯。钱校长以为这两句话应该有一种轻重的区别。这个意思，我大体赞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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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讲治学方法第二讲：方法的自觉。单说方法是不够的；文史科学和社会科学的错误，往往由于方法的不自觉。方法的自觉，就是方法的批评；自己批评自己，自己检讨自己，发现自己的错误，纠正自己的错误。做科学实验室工作的人，比较没有危险，因为他随时随地都有实验的结果可以纠正自己的错误。他假设在某种条件之下就应该产生某种结果；如果某种条件具备而不产生某种结果，这就是假设的错误。他便毫不犹豫地检讨错误在什么地方，重新修正，所以他可以随时随地地检讨自己，批评自己，修正自己：这就是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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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对钱校长说的话也有一点修正。做自然科学的人，做应用科学的人，学理、工、农、医的人，虽然养成了科学实验室的态度，但是他们也还是人，并不完全是超人，所以也不免有人类通有的错误。他们穿上实验室的衣服，拿上了试验管、天平、显微镜，做科学实验的时候，的确是很严格的。但是出了实验室，他们穿上了礼拜堂的衣服，就完全换了一个态度；这个时候，他们不一定能够保持实验室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态度。一个科学家穿上礼拜的衣服，方法放假了，思想也放假了。这是很平常的事。我们以科学史上很有名的英国物理学家洛奇先生（Sir Oliver Lodge）为例。他在物理学上占很高的地位；当他讨论到宗教信仰问题的时候，就完全把科学的一套丢了。大家都知道他很相信鬼。他谈到鬼的时候，就把科学实验室的态度和方法完全搁开。他要同鬼说话、同鬼见面。他的方法不严格了，思想也放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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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能够在实验室里注重小心求证的方法，出了实验室还能够把实验室的态度应用到社会问题、人生问题、道德问题、宗教问题的——这种人很少。今天我特别要引一个人的话做我讲演的材料，这人便是赫胥黎（T.H.Huxley）。他和达尔文二人，常常能够保持实验室的态度，严格地把这个方法与态度应用到人生问题和思想信仰上去。1860年，赫胥黎最爱的一个儿子死了。他有一个朋友，是英国社会上很有地位的文学家、社会研究家和宗教家，名叫金司莱（Charles Kinsley）。他写了一封信安慰赫胥黎，趁这个机会说：“你在最悲痛的时候，应该想想人生的归宿问题吧！应该想想人死了还有灵魂，灵魂是不朽的吧！你总希望你的儿子，不是这么死了就了了。你在最哀痛的时候，应该考虑考虑灵魂不朽的问题呵！”因为金司莱的地位很高，人格是很可敬的，所以赫胥黎也很诚恳地写了一封长信答复他。这信里有几句话，值得我引来做讲方法自觉的材料。他说：“‘灵魂不朽’这个说法，我并不否认，也不承认，因为我找不出充分的证据来接受它。我平常在科学室里的时候，我要相信别的学说，总得要有证据。假设你金司莱先生能够给我充分的证据，同样力量的证据，那么，我也可以相信‘灵魂不朽’这个说法。但是，我的年纪越大，越感到人生最神圣的一种举动，就是口里说出和心里觉得‘我相信某件事物是真的’；我认为说这一句话是人生最神圣的一种举动，人生最大的报酬和最大的惩罚都跟着这个神圣的举动而来的。”赫胥黎是解剖学大家。他又说：“假如我在实验室做解剖、做生理学试验的时候，遇到一个小小的困难，我必须要严格地不信任一切没有充分证据的东西，我的工作才可以成功。我对于解剖学或者生理学上小小的困难尚且如此；那么，我对人生的归宿问题、灵魂不朽问题，难道可以放弃我平常的立场和方法吗？”我在好几篇文章里面常常引到这句话。今天摘出来作为说方法自觉的材料。赫胥黎把嘴里说出来，心里觉得“我相信某件事物是真的”这件事，看作人生最神圣的一种举动。无论是在科学上的小困难，或者是人生上的大问题，都得要严格地不信任一切没有充分证据的东西：这就是科学的态度，也就是做学问的基本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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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史方面和社会科学方面的研究，还没有能够做到这样严格。我们以美国今年的大选同四年前的大选来做说明。1948年美国大选有许多民意测验研究所，单是波士顿一个地方就有七个民意测验研究所。他们用社会科学家认为最科学的方法来测验民意。他们说：杜鲁门一定失败，杜威一定成功。到了选举的时候，杜鲁门拿到总投票百分之五十点四，获得了胜利。被社会科学家认为最科学、最精密的测验方法，竟告不灵；弄得民意测验研究所的人，大家面红耳赤，简直不敢见人，几乎把方法的基础都毁掉了。许多研究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统计学的朋友说，不要因为失败，就否认方法；这并不是方法错了，是用方法的人不小心，缺乏自觉的批评和自觉的检讨。今天美国大选，所有民意测验机构都不敢预言谁能得胜了；除了我们平时不挂“民意测验”、“科学方法”招牌的人随便谈的时候还敢说“我相信艾森豪威尔（艾森豪）会得胜”外，连报纸专栏作家和社论专家都不敢预言，都说今年大选很不容易推测。结果艾森豪威尔（艾森豪）获得了百分之五十五的空前多数。为什么他们的测验含有这样的错误呢？他们是向每一个区域、每一类有投票权的人征询意见把所得到的结果发表出来，比方今年，有百分之四十九的人赞成共和党艾森豪威尔（艾森豪），百分之四十七赞成民主党史蒂文生，还有百分之四没有意见，1948年的选举，百分之五十点四便可以胜利——其实百分之五十点一就够了，百分之五十点零零一也可以胜利。所以这百分之四没有表示意见的人，关系很大。在投票之前，他们不表示意见，当投票的时候，就得表示意见了。到了这个时候，不说百分之一，就是千分之一也可以影响全局。没有计算到这里面的变化，就容易错误了。以社会科学最精密的统计方法，尚且有漏洞，那么，在文史的科学上面，除了考古学用实物做证据以及很严格的历史研究之外，普通没有受过科学洗礼的人没有严格地自己批评自己的人，便往往把方法看得太不严格，用得太松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