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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上苍和未来，我们才能真正作出些名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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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泞时节的两个流浪汉》，罗伯特·弗罗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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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和学习常常被视为令人不快的，所以我们尽可能地拖延。如果没有最后期限，我们中的许多人可能永远也无法完成任务。即使我们已经坐下来准备开始工作了，也通常要花些时间才能把脑子放到工作上。相反，当我们打网球、打扑克或玩捉人游戏时，我们能立刻投入进去。我们不必先克服苦差事、失败的恐惧等思维定式，也不必给自己鼓劲儿，玩就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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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事情必须完成、没办法乐在其中的情况下，延迟满足是有意义的。比如，读医学院简直是要人命，但如果想从医，你别无他法；再比如洗衣服是一件枯燥乏味的事情，但如果想让孩子们穿上干净的衣服，你就不得不洗。还比如，如果你现在做个好人，今后一定会有好报。但是，我们一定要把读医学院、洗衣服、做好人看成是工作吗？并不是每个人都这样看待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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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记忆身体的各个部分来学习解剖是一件单调乏味的事情，但如果我们把它变成桌游或拼图游戏，安装并拆开我们认识的人，那又会怎样？另外，医学院的学生经常会学到什么病，就觉得自己有什么病。如果你真觉得自己患有这种病，那么了解症状、学习病因学和治疗方法可能仍然不有趣，但肯定不会很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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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同事罗杰·布朗（Roger Brown）指出，为了获得报酬的工作经常会变得很吸引人，并成为一种乐趣。当最终获得报酬或回报时，它们看起来已经不重要了。“回想起来，写论文、研究数据已经成了我最大、最可靠的快乐源泉，而原本工作的动因，比如成就、报酬等都变成了不重要的琐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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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的回报让人觉得踏实，延迟的回报会让人觉得不可靠（“想想我为之付出的一切……”）。所以为了证明等待是有意义的，必须承诺一个更大的未来回报。但是，大回报的承诺会削弱我们对当前情境的欣赏与喜爱。等待不是会让回报更甜蜜吗？也许是这样，但如果超过了极限，它可能会成为一种不健康的交换，比如没人会拿头去撞墙，就因为一旦不再撞墙，我们会感觉非常好。可以确定的是，只有存在低谷，我们才能体验到巅峰。但除了巅峰及低谷这样的情绪体验外，剩下的并不是无尽无休、一平如水的情绪。就如弗罗斯特在诗中所说，当我们全身心投入进去时，工作会成为“凡人的游戏和奖励”，它提供着更稳定、更丰富，甚至是当下的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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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到圣诞节，我们不能拆开礼物；或者为新的一年制定旅行计划，这些不是延迟满足吗？这些不是，因为期待本身就是一种积极的体验。让我们来比较一下在制定计划的当天就去旅行，以及在制订计划后3周才出发。在那3周里，你可以一直在积极地筹划行程、收集信息，想象着旅行时的乐趣。3周中的这些行为和想法最终会让这次旅行更好，很难说这是延迟满足，因为期待和实际的旅行一样令人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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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者和家长为了让孩子们从事他们不喜欢的事情，无论是做作业还是干家务，通常会采取两种方法。一种方法是许诺孩子，做完以后会有奖励（或者是如果不服从，就会有惩罚）。另一种方法是，在令人不快的任务中增加有趣的元素。无论哪种方法，都会强化孩子们认为这项任务很令人厌恶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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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们总能听到鼓励这种态度的故事，比如在壁炉里扫一整天的炉灰，就能遇到白马王子；比如照料长着巨大牙齿的、相貌可怕的丑老太婆，就可以得到一罐金子；再比如整个夏天都在草地里又叫又唱的蚂蚱，肯定会挨饿，而在满是灰尘的谷仓里任劳任怨地工作的蚂蚁则会得到赞扬和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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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孩子们懂得，他们应该放弃即时的快乐，而应该把时间和精力用在未来会带来更大回报的事情上。他们不得不认为世界是公平的、有秩序的、可预测的，也就是说，每个人都能够得到他们应得的。世界是公平的信念进一步支持了延迟满足的观点（它也支持了谴责受害者的倾向，因为如果每个人都会得到他们应得的，那么我们很容易推定，受害者肯定是罪有应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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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玩耍变成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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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一位作家朋友，当一群学龄孩子在他的窗户下面嬉笑玩耍时，他很难集中精力写作。他让孩子们离开，显然，他破坏了孩子们的快乐氛围，所以他答应孩子们，如果他们离开，他会给每人25美分。第二天，孩子们又来了，依然很喧嚣，又一次，他付钱让孩子们离开。这种情况持续了一个多星期，直到有一天，我的朋友发现自己没有25美分的硬币了。他只好尽可能地忍耐孩子们的纵情欢闹，后来他发现，即使在这种干扰中，他也可以继续工作，所以不再给孩子们钱了，孩子们也没有再来。两个星期后，他在市场中遇到这群孩子中的一个，并问他，他和他的朋友们为什么不再来了。孩子答道：“我们什么都得不到，你认为我们还会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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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回报的行为通常会使人们忽略了它的内在价值。孩子本来是因为有趣才到我朋友窗下玩的，但得到报酬后，他们开始为报酬而玩。如果心里想着其他的目的去玩，那么玩也就失去了它的内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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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最先发明了工作，谁最先束缚了自由和度假的欢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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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查尔斯·兰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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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没有这样的经历呢，一些任务开始能让我们乐在其中，但渐渐地会变成苦差事？开始营造一个花园是令人愉快的，除草可能就不那么令人惬意了。第一次尝试一个新菜谱时，我们会全神贯注，但反复做这道菜时，我们可能就不会如此了。投篮非常有趣，但竞赛可能会让它变成工作。重复可能是其中的一部分原因，其他一些原因，比如不得不这样做，担忧不好的评价，或者让结果显得比过程重要，都会把玩耍变成工作。例如，男性对做饭的兴趣可能大于女性，因为一般来说，人们认为男性不擅长做饭或根本不做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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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大多数事情本身并没有令人愉快的或令人不快的特性，但强加在这些事情上的评价让人们对它们有了这样的设定。最终，大多数活动（如果不是全部的话），被变成了工作。对许多学生来说，解数学题不是什么开心的事，但同样是这些学生，却会买满是谜题的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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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大多数人在学校里时，都会担心得到负面的评价。克劳德·斯蒂尔（Claude Steele）的研究显示，为了保护自尊，黑人学生通常会尽量不参与学业上的问题。在研究中，研究者告诉学生们，他们会测试学生们对资料的学习情况，或者告诉学生们，他们不会测试学习情况。当确信自己不会被测试时，黑人学生的表现非常好。尽管对未来测试的预期会影响我们所有人，但斯蒂尔声称，因为有可能印证黑人在学业方面的负面的刻板印象，所以黑人学生承受的焦虑感更强。想想我们自己如何把上学看成是逃也逃不脱的枷锁，对考试成绩如何忧心忡忡，就会更全面地理解这种效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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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认为评价一项活动是否令人愉快的依据是活动的情境以及人们给它贴的标签，为了验证这个观点，索菲亚·斯诺（Sophia Sonw）和我进行了一项研究。我们想看看，如果把同一项活动称为工作或玩耍，是否会让人们对它产生不同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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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念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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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试是波士顿地区的成年人，他们被要求完成三项任务中的一项，这些任务涉及一个盖瑞·拉尔森（Gary Larson）漫画的日历。因为漫画都很有趣，所以人们应该认为这些任务也是有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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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项任务对被试的要求是，按奇数天和偶数天来给漫画分类，然后是按奇数月或偶数月分类，还要把漫画的数量加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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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两项任务更困难，也更好玩。第二项任务要求被试改变漫画中的一两个词，以使整个漫画的意思都发生改变。最后一项任务要求被试，按照他们自己的选择来给漫画归类，比如最不好玩的，漫画里出现狗的，等等。对于一半被试，我们把这些活动说成是游戏，对另一半被试，则说是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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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被试完成每一项任务之后，我们问他们有多享受这些活动，以及在完成的过程中，他们思想溜号的频率。对于完成第一项任务的被试，无论我们称其为游戏还是工作，他们都很喜欢这些活动，但在被告知是工作的组中，被试报告的走神的频率明显比较高。对于其他两个任务难度更大的组，相对于被告知是工作的组，被告知是游戏的组中，有更多的参与者喜欢这些活动。而且，工作组的走神的频率是游戏组的两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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