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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将生活中的活动分为工作和玩耍两类，这种分类会因文化的不同而不同。人类学家罗伯特·莱文（Robert LeVine）给我讲述了他在加德满都乡村所进行的实地观察。在那里，高种姓的印度教男人，比如父亲、祖父、十几岁的哥哥，以及叔叔，会看好几个小时的孩子，而不只是在他们想跟孩子玩的时候才去看孩子。他们充满爱意、快乐地给小宝宝洗澡、喂饭，这些行为看起来并没有损害他们的男子气概。由于尼泊尔的印度教徒实行的是父权制，所以这显得有些奇怪。相对于其他家务，地位高的尼泊尔人更喜欢照顾婴儿。地位高的人一般上过学，他们可以拥有更好的职业，而不必下地干活，所以他们可以和小宝宝一直待在一起。照看宝宝被看成是一种休闲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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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之相反，肯尼亚的古西人（Gusii）认为照顾婴儿是一种卑贱的工作，代表了社会地位的低下。男人和少女是不照顾婴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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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我们改变心态，任何工作都可以变得令人愉快。如果长期的思维定式让我们认为某项活动是个苦差事，那么要将其转化为专念的态度可能很困难，但这种困难来自于思维定式，而不是活动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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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念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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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长期的思维定式让我们认为某项活动是个苦差事，其困难不在任务本身，而在思维定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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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米尔格拉姆在纽约做一些社会心理学实验时，就利用这种方法。绝大多数研究者会付钱给人，请他们做实验的被试，也就是说，作为对被试工作的报答，研究者付钱给他们。有一次，米尔格拉姆让他的助手站在纽约城市大学研究生中心外面，手里举着一张告示，上面写着：今天可以免费参与米尔格拉姆的实验。有很多人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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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念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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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即使是不喜欢的任务也可以变得令人愉快的观点，劳瑞（Lori Pietrasz）和我进行了检验。在我们的研究中，参与者会听一些音乐或观看电视中的足球比赛，对此他们没有特别的喜好，对他们来说，这些活动更像是杂务，而不是乐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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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让不太喜欢说唱音乐的被试听说唱音乐，让不太喜欢古典音乐的被试听古典音乐，让觉得看足球赛很无聊的人观看超级碗[1]我们还要求被试留心活动中3个或6个新颖独特的方面。在每种情况下，我们都设置了一个控制组，控制组的被试听相同的音乐，看相同的足球赛，但对他们没有提出发现独特之处的要求。要找出新颖独特之处的被试可以自己选择角度，比如在足球赛中，它们可以是球员相貌上的特征，或者队员之间的互动。在听音乐中，独特的方面可以是他们能听出其中有哪种乐器，或者歌词缺乏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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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每种情况中，我们会在任务开始前，以及任务结束后，分别评估被试对活动的喜爱情况。发现独特之处组在活动结束后，对活动的喜爱程度都比开始前有所提高。被试发现的特征越多，他们就越喜欢这个活动，而控制组对活动的喜爱程度没有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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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另一个由安德里亚·马库斯（Andrea Marcus）进行的实验中，研究者给被试呈现了一些他们不熟悉的艺术作品。所有被试都会看到两幅画，对于第一幅画，研究者要求某些被试去注意作品的新颖之处，对其他被试没有提出要求。对第二幅画，研究者要求被试作出比较性判断。研究者没有问被试有多喜欢这些作品，而主要想了解参与的深度对他们有怎样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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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试看完这两幅画后，研究者给他们一张纸，上面写着这两幅画的标题，在其中一个标题下面，有几个签名，而在另一个标题下面，只有一个签名。研究者让被试在他们喜欢的那幅画的标题下写下自己的名字。研究者想看一看，那些以专念的方式观看作品的被试是否对自己的偏好很确定，能有理有据地反对冒充的其他大多数被试的判断，并按自己的喜好选择不怎么受欢迎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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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新奇特点的被试确实较少随大流。这些被试对自己的感受比那些仅对作品作出比较性判断的被试更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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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心理学中有一个名为“简单暴露效应”（mere exposure effect）的研究。在对这种现象最初的研究中，被试会看到一些不认识的土耳其语的单词。在被试看的清单上，这些单词有的会出现好几次，有的只出现一次。研究者要求被试给这些不认识的单词编造定义。他们给出的定义会根据积极或正面性被评估和分级。多次出现的单词通常被赋予积极、正向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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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对不熟悉的刺激物的暴露，通常会产生喜爱程度增加的效应。相对于简单的刺激物，暴露更能增加对复杂刺激物的喜爱；相对于固定的暴露顺序，变换的顺序更能增加喜爱；相对于认识的单词，简单暴露更能增加对不认识的单词的喜爱；而且，这种效应对较能接受模糊性的人更明显。另外，感到厌倦会限制简单暴露效应的作用。这些发现，结合我在此描述的其他发现，都说明这种效应背后的机制可能是增加参与程度或者专念地参与，这些都是暴露所引发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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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念的参与不仅能增加对单词和物品的喜爱，还能增加对人的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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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念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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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班齐昂·查诺维茨（Benzion Chanowitz）、理查德·布什内（Richard Bashner）和我的研究中，我们给小学的孩子们看一些残疾人的幻灯片，然后问他们关于这些人的问题，对每一个问题，他们可以只回答一个答案，也可以回答多个答案。例如，孩子们会看到一张女人的幻灯片，我们告诉他们，她是一个聋子。控制组的孩子要说出这个女人擅长的一种工作，例如厨师，还要说出一种她可能不擅长的工作。另一组的孩子要说出4种她可能擅长的工作，还要说出4种她可能不擅长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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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孩子们被告知，他们学校要来一位残疾学生，他们愿不愿意参加有这个孩子参加的野餐活动，他们愿不愿意让这个残疾孩子在各种活动中做他们的搭档。在前面的活动中，被要求提供多种答案的孩子们躲开残疾孩子的可能性更小，他们的反应更具有差别对待的特点，比如，这些孩子更愿意让盲人孩子共同参与失明可能是一种优势的活动，例如给猴子贴尾巴的游戏，而不会让盲人孩子参与失明可能是一种劣势的活动，比如轮椅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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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出差别的行为不只是能增加活动的趣味性。人们或明确地或隐晦地告诉那些在规划自己职业生涯的人，他们应该等着能吸引自己的事情，要追随自己的兴趣。年复一年，学生们很迷惘，很不开心，因为他们不知道应该从事什么职业，就好像什么工作也不用参与，他们就会知道什么适合自己一样。实习可以提供一些信息，但选择实习什么和选择职业面临着相同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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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坐等能让我们一见倾心的工作，那我们会放弃掉很多控制权。我们需要积极地去发现差异和特征，才能参与其中。这样做通常意味着将一项活动分解成较小的部分。这些活动，除了工作，还有业余爱好、娱乐消遣，只要参与进去就会觉得挺有趣。我们很少看到有人被朋友或伴侣拉着逛博物馆，朋友或伴侣兴致勃勃，而他们自己却一点儿也提不起兴趣。无论是艺术、爱好或工作的选择，参与较多的人比从来也不参与的人更有可能了解自己是不是喜欢。显然，当意识到在决定自己的偏好方面，我们能发挥更积极的作用时，更多的选择会向我们开放。如果不发挥这种积极的作用，那玩也会变成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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愉悦是一种存在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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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由你学到的东西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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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是进入这种愉悦体验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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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愉悦就没有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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