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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60年代初期，加州理工学院的三位科学家终于做到了这一点。他们设计了一种特殊的方式，能让患者一次只用半个大脑来扫视图片。这就成了！当接受过裂脑术的患者只用右脑看过一张餐叉的图片后，他们说不出那是什么，就是叫不出它的名字来。由于左右脑的连接已经被切断，所以，他们负责语言功能的左脑没有收到任何来自右脑的信息，而“看到”了餐叉的右脑又没有语言能力来描述所看到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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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关键来了：右脑可以指挥它控制着的手，画出那把餐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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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州理工学院的三位科学家并没有就此止步。在后来由这些患者配合的一系列实验中他们发现，右脑还可以通过触觉来辨识东西，比如说，看一眼水杯或者剪刀的图片，这些患者就能凭触觉准确地把东西挑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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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发现的意义显然很明了：左脑是智者，是语言专家，与右脑割裂开来后，人的智商完全不受影响；右脑是艺术大师，是处理空间与视觉的行家。左右脑必须密切合作，恰如正副两名飞行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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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左右脑分工的研究成果后来迅速渗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用语中，用来概括地描述某种本领或某种人的特征：“那家伙是一个右脑人”“她好像左脑更发达”……这还真令人颇以为然：我们所具备的敏锐而感性的审美能力，肯定不会来自善做冷静推理的那部分大脑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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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些跟“记忆”有什么关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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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弄明白这一点，须再等25年。而且，如果不是有人提出了一个更为根本性的问题，那还不知道要等多久呢。这个问题是：既然我们有正副两名飞行员，为什么我们不觉得大脑是分两边工作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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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这个问题摆在了我们面前。”迈克尔·加扎尼加（Michael Gazzaniga）(3)写道。加扎尼加是20世纪60年代加州理工学院那份研究报告的主笔者之一，另外两名科学家是罗杰·斯佩里（Roger Sperry）和约瑟夫·博根（Joseph Bogen）。“这是为什么呢？如果说左右脑是各自独立的体系，那是否意味着大脑具有统筹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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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问题悬置了数十年，没人能找到答案。科学家们越是往深处探究，谜团似乎越难破解。探索者们的研究不但昭示了左右脑各自清晰而奇妙的不同功用，而且还源源不断地发掘出更多、更复杂的独立体系：大脑有成千上万、甚至上百万个独立模块，它们各自具有独特的功能。比如，这个负责计算光线的变化，那个负责声音的辨识，再一个负责分析面部表情的变化……科学家们所做的尝试越多，他们发现的大脑独特功能就越多。他们还发现，所有这些“小型程序”全部都能同时运作，并且常常同时跨越左右两个脑半球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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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大脑不但在统筹左右这两名“正副飞行员”时带着整体意识，而且，在应对来自各个角落互不相让且鼓噪程度不亚于芝加哥期货交易所的神经元时，也以整体意识统筹着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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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脑是怎么做到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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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竟然还是在裂脑术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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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的奥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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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初期，加扎尼加博士在他的“招牌研究”，也就是裂脑研究中又添加了一个变式。举其中一项实验为例，他拿了两张图片给一名患者看，不过，其中一张只有患者的左脑能看到，上面是一只鸡脚；另一张只有右脑能看到，上面是一幅雪景。请记住，左脑是语言控制中心；右脑则是全能大拿，感知敏锐，只是没有语言可以表达它感受到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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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加扎尼加博士拿出另一组图片，包括一把餐叉、一把铁锹、一只鸡、一把牙刷等，这回，他不但让患者左右脑同时都能看到，而且还要让他从中挑选出跟刚才看过的那两张图片有关联的图片。这位患者挑选了一只用脚走路的鸡，还有一把可以铲雪的铁锹。看起来都蛮有道理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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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然后，加扎尼加博士请患者解释为何要挑选这两幅图片。答案却很让人惊讶。针对第一个选择，患者解释得很有条理：鸡要用脚走路。他的左脑看到了那只鸡脚，而左脑不但为他提供了语言来描述那只脚，更给出了脚与鸡相关联的合理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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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他的左脑并没有看到那张雪景图片，只看到了铁锹。因而，他只是凭直觉选择铁锹，却做不出条理清晰的解释来。博士要求他解释为何认为铁锹是有关联的东西，他搜寻了自己的左脑，却找不到有关雪的象征符号。怎么办呢？他又看了看铁锹图片，说：“铁锹是用来清理鸡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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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脑根据它能够看到的铁锹，抛出了它能够给出的解释。“这种做法，正是我们胡说八道的老套数。”加扎尼加博士对我说。回想起实验中的这段往事，他忍不住哈哈大笑：“编出一个故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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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随后的一系列实验中，他和他的伙伴们发现，这一“编造模式”与我们的日常表现相当一致。左脑能根据它所看到的东西编造出一套有条理的说法来。在我们的生活中，大脑每天都做着这样的事情，你我都有过相似的体验，比如，听到别人在悄悄话中提及了自己的名字，我们就会假想出一些东西来，把那段我们没听清的“八卦”给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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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脑里的这些鼓噪之所以能让我们觉得尚有一致的逻辑性，是因为大脑中的某个模块或者网络在不断地抛出一串串符合逻辑的故事。加扎尼加博士说：“我足足花了25年时间，才终于想到问题的真正核心：为什么你要选那把铁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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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目前只知道这一模块藏在大脑左半球的某个地方，可没人知道它是怎么运作的，以及它怎么就能那么迅速地把那么多信息一下子串联到一起。这一模块有了一个名字，加扎尼加博士把我们左脑的这一叙事系统模块命名为“解释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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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用前面“电影摄制组”的比喻，这就是我们的“导演”。这位导演要让每一段情节都合情合理，要根据其现有的材料找出答案、做出判断，要把松散的资讯拼合成一个能让人理解的整体。借用加扎尼加博士的话说，这位导演不但能让人觉得情节的结果合情合理，而且还能编出一整套让人觉得合情合理的故事来：它会创造出一套意义、一套说法、一套因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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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可不仅是一台解释器，更是一位编故事的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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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套模块，恰是构筑一段记忆的关键所在。它每时每刻都忙于解答“发生了什么”，而它作出的判断，则通过海马汇编成码。这还只是它的一部分工作而已，因为，它还需要不断解答“昨天发生了什么？”“昨天晚餐时我都做了些什么？”这类问题。它还需要回答全球宗教课堂上的问题：“请再回答一遍，佛家最根本的四大真相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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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它同样要收集现有一切可收集的素材来解答，只不过，它需要向内搜寻感官上以及数据资料上的提示，而不是向外部搜寻。这就叫“思考”。要回想佛陀所说的真相，不妨从其中一个开始，或者是从其中之一的某个局部开始。对了，痛苦。佛陀谈到痛苦，他说痛苦是……是要先弄明白痛苦是怎么一回事。这就是第一真相。第二真相好像跟冥想有关，不需要做什么，只须放下。放下痛苦？是的，或者说很接近了。还有一个真相是……脑海中浮现出一条山道，一个穿着长袍的和尚在道上踽踽独行……对了，道路。走这条道？跟随这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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