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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癫痫患者在发作时，大脑的神经元就像是化工产品的燃烧所造成的燎原之火，蔓延得又快又广，以至于整个人都瞬间遭了灾，像年轻的莫莱森那样，一下子就失去了知觉。这样的发作让人没法正常生活，而且药物治疗常常毫无作用，因此，人们不得不考虑大脑的手术治疗。当然，莫莱森经历过的做法是不会再被考虑了，因为毕竟还有其他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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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法之一，叫作“裂脑术”，也就是通过手术，切断大脑左右两个半球之间的连接，以求把癫痫发作的狂暴蔓延限制在半个大脑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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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做能有效抑制癫痫发作，但代价是什么呢？是大脑的左半球和右半球之间没办法“对话”了！在我们的想象中，被分割开来的大脑一定会严重受损，甚至严重扭曲人的性格，至少也会严重损伤人的知觉能力……可事实并非如此。接受裂脑术之后，人的变化非常细微，以至于20世纪50年代针对裂脑患者的首次研究并没有发现任何在思考与感知能力方面的变化，智商也没有任何下滑，分析能力也没有任何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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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一定会有什么不同，因为大脑切切实实被割裂成了两个半球！只不过，若想发现这种分割所带来的变化，必须要动脑筋想出足够巧妙的办法来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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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的奥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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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60年代初期，加州理工学院的三位科学家终于做到了这一点。他们设计了一种特殊的方式，能让患者一次只用半个大脑来扫视图片。这就成了！当接受过裂脑术的患者只用右脑看过一张餐叉的图片后，他们说不出那是什么，就是叫不出它的名字来。由于左右脑的连接已经被切断，所以，他们负责语言功能的左脑没有收到任何来自右脑的信息，而“看到”了餐叉的右脑又没有语言能力来描述所看到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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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关键来了：右脑可以指挥它控制着的手，画出那把餐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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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州理工学院的三位科学家并没有就此止步。在后来由这些患者配合的一系列实验中他们发现，右脑还可以通过触觉来辨识东西，比如说，看一眼水杯或者剪刀的图片，这些患者就能凭触觉准确地把东西挑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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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发现的意义显然很明了：左脑是智者，是语言专家，与右脑割裂开来后，人的智商完全不受影响；右脑是艺术大师，是处理空间与视觉的行家。左右脑必须密切合作，恰如正副两名飞行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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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左右脑分工的研究成果后来迅速渗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用语中，用来概括地描述某种本领或某种人的特征：“那家伙是一个右脑人”“她好像左脑更发达”……这还真令人颇以为然：我们所具备的敏锐而感性的审美能力，肯定不会来自善做冷静推理的那部分大脑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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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些跟“记忆”有什么关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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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弄明白这一点，须再等25年。而且，如果不是有人提出了一个更为根本性的问题，那还不知道要等多久呢。这个问题是：既然我们有正副两名飞行员，为什么我们不觉得大脑是分两边工作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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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这个问题摆在了我们面前。”迈克尔·加扎尼加（Michael Gazzaniga）(3)写道。加扎尼加是20世纪60年代加州理工学院那份研究报告的主笔者之一，另外两名科学家是罗杰·斯佩里（Roger Sperry）和约瑟夫·博根（Joseph Bogen）。“这是为什么呢？如果说左右脑是各自独立的体系，那是否意味着大脑具有统筹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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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问题悬置了数十年，没人能找到答案。科学家们越是往深处探究，谜团似乎越难破解。探索者们的研究不但昭示了左右脑各自清晰而奇妙的不同功用，而且还源源不断地发掘出更多、更复杂的独立体系：大脑有成千上万、甚至上百万个独立模块，它们各自具有独特的功能。比如，这个负责计算光线的变化，那个负责声音的辨识，再一个负责分析面部表情的变化……科学家们所做的尝试越多，他们发现的大脑独特功能就越多。他们还发现，所有这些“小型程序”全部都能同时运作，并且常常同时跨越左右两个脑半球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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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大脑不但在统筹左右这两名“正副飞行员”时带着整体意识，而且，在应对来自各个角落互不相让且鼓噪程度不亚于芝加哥期货交易所的神经元时，也以整体意识统筹着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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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脑是怎么做到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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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竟然还是在裂脑术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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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的奥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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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初期，加扎尼加博士在他的“招牌研究”，也就是裂脑研究中又添加了一个变式。举其中一项实验为例，他拿了两张图片给一名患者看，不过，其中一张只有患者的左脑能看到，上面是一只鸡脚；另一张只有右脑能看到，上面是一幅雪景。请记住，左脑是语言控制中心；右脑则是全能大拿，感知敏锐，只是没有语言可以表达它感受到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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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加扎尼加博士拿出另一组图片，包括一把餐叉、一把铁锹、一只鸡、一把牙刷等，这回，他不但让患者左右脑同时都能看到，而且还要让他从中挑选出跟刚才看过的那两张图片有关联的图片。这位患者挑选了一只用脚走路的鸡，还有一把可以铲雪的铁锹。看起来都蛮有道理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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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然后，加扎尼加博士请患者解释为何要挑选这两幅图片。答案却很让人惊讶。针对第一个选择，患者解释得很有条理：鸡要用脚走路。他的左脑看到了那只鸡脚，而左脑不但为他提供了语言来描述那只脚，更给出了脚与鸡相关联的合理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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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他的左脑并没有看到那张雪景图片，只看到了铁锹。因而，他只是凭直觉选择铁锹，却做不出条理清晰的解释来。博士要求他解释为何认为铁锹是有关联的东西，他搜寻了自己的左脑，却找不到有关雪的象征符号。怎么办呢？他又看了看铁锹图片，说：“铁锹是用来清理鸡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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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脑根据它能够看到的铁锹，抛出了它能够给出的解释。“这种做法，正是我们胡说八道的老套数。”加扎尼加博士对我说。回想起实验中的这段往事，他忍不住哈哈大笑：“编出一个故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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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随后的一系列实验中，他和他的伙伴们发现，这一“编造模式”与我们的日常表现相当一致。左脑能根据它所看到的东西编造出一套有条理的说法来。在我们的生活中，大脑每天都做着这样的事情，你我都有过相似的体验，比如，听到别人在悄悄话中提及了自己的名字，我们就会假想出一些东西来，把那段我们没听清的“八卦”给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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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脑里的这些鼓噪之所以能让我们觉得尚有一致的逻辑性，是因为大脑中的某个模块或者网络在不断地抛出一串串符合逻辑的故事。加扎尼加博士说：“我足足花了25年时间，才终于想到问题的真正核心：为什么你要选那把铁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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